獨裁是因,腐敗是果 — 評裴敏欣的《出賣中國》│余杰

2018.06.19


裴敏欣與劉曉波、習近平一樣,都是50年代生人,當過知青,上山下鄉,耽誤了數年青春。習近平以初中文化程度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此後一邊當官一邊通過權力運作得到清華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共建政以來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儘管其博士學位含金量爲零;劉曉波是在恢復高考之後靠自己的能力考入大學,並成為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中國自己培養的文學博士,然後由文學批判進入政治批判和人權活動,成為當代惟一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最終以生命殉道;而裴敏欣則在80年代初大學畢業後赴美深造,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後在多所美國一流大學和智庫任職,致力於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研究。

三個50年代出生的博士,人生旅途迥異。習近平成為新一代獨裁者,劉曉波成為知行合一的反抗者,裴敏欣則走上寂寞的學術之路。我曾經設想,在中國民主轉型啓動的那一刻,如果劉曉波這樣在國內堅持奮鬥的人權鬥士,與裴敏欣這樣長期在西方學界從事研究工作、熟悉民主化理論且持續關注中國問題的華裔學者合作,中西合璧、取長補短,必定能將中國這艘體量過於龐大、難以掉頭的大船帶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佳境;而習近平這個作惡多端的共產黨「亡黨之君」的終局,恐怕連溥儀那樣當一個小老百姓的奢望都無法實現。

即便在中國笙歌鼎沸的時代,裴敏欣也對中國未來充滿悲觀預測。他認為:「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現實,現在中國要比1980年代富好幾倍,有些問題(如溫飽、交通、能源與住房等)的確有很大的改進。但是有其他問題(社會安全體系、社會公正、公民權利、食品安全、醫療保健系統與教育等)變得更爲複雜,甚至無解。」他沒有像章家敦那樣貿然提出「中國崩潰論」,但明明白白地指出,歷史留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他的論據有三:第一,非產油國一旦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依購買力調整後達到六千美元以上,專制政權就無法維持;第二,歷史上,連續當權最久的政黨蘇聯共產黨只有74年;第三,中國每年約有七百萬大學畢業生,只有一百萬左右獲准加入共產黨成為特權階級。遭排斥的六百萬大學畢業生無法享有黨員才有經濟機會,勢必覺得挫折。在未來十年內,這些人增長到幾千萬,成為政治反對黨的儲備人才庫。他得出結論:如果歷史可供借鏡,中共執政的時間最多只剩十年。在北京的官員想無限期保持現狀的機會並不大。他們必須開始思考如何優雅地及和平地轉移權力。可惜,習近平對這樣的警告置若罔聞。

其實,比以上三個論據更嚴峻的事實是:中共已然病入膏肓,這個病就是腐敗。裴敏欣在《出賣中國》(更準確的書名應當是《瓜分中國》)一書中,通過分析二百六十例「共謀型」的腐敗案件,從微觀層面描述了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基本運作規則和機制,本書的實證貢獻了中國官商勾結,官員共謀,警匪一家,和司法執法腐敗的黑暗面。中共御用經濟學家胡鞍鋼、林毅夫等人宣稱,腐敗是中國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代價,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甚至發表題為《公開官員財產,對防治腐敗沒有好處》社論,赤裸裸地威脅説,公開官員財產將帶來巨大的危險:「有無數爆發性焦點在後面等著,中國社會將陷入一場我們難以自控的意識形態爭鳴和動盪。」然而,裴敏欣有力地反駁了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説:「權貴資本主義已經把政府機關弄得積重難返,中國政府雖然在外表上強而有力,實則已經衰弱不堪。」

腐敗使得中國政府走向黑幫化

總部在德國柏林的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組織」每年發布年度「全球清廉指數」,中國在排行榜上一直處於下游位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會上駁斥説:「『清廉印象指數』評分和排名與中國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現實情況完全相背、嚴重不符。中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明顯成效自有人民群眾的公正評價,不以國際透明組織『清廉印象指數』為標准。」中共當局從來不接受國際社會的任何批評性意見。

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腐敗就不可能得到遏制,裴敏欣指出:「威權體制下經濟發展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菁英控制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和對產權的絕對定義和支配權。」在本書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討論國有企業的腐敗,即便在西方民主國家,一旦某些領域和行業是以國有的方式運作的,也必然導致腐敗和低效,民眾怨聲載道,如郵政、鐵路等等。而在中國,大多數中國國企的公司治理是很粗陋的,「中國的國企領導就像土皇帝一樣在他的王國內為所欲為」,在習近平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之前,很多國企的領導早就可以無限期連任了。本書也討論了警察、法官等執法人員的腐敗,「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勾結不難理解。黑幫老大雖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結官員,黑社會一樣想勾結警察」。

從很多披露的腐敗案件中可以看出,黑道治國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新常態」。「最糟糕的情況下,這種由官員、生意人和黑社會組成的腐敗網絡會控制地方政府,把地方政府變成黑道治國。地方菁英的集體腐敗還會加劇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衝突。在菁英勾結並濫用權力的地方,民眾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會更激烈,更容易引發群眾事件和暴力沖突。」因為權力的高度集中,每個層級的黨委書記若腐敗,則其統治區域必將走向全面腐敗,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裴敏欣分析説:「真正黑幫老大的危害性反而不如專制的黨委書記。這些貪腐的黨委書記只會把重要職務給向自己行賄的人,再讓這些人去危害社會。」

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馮軍旗曾在河南新野掛職縣長助理,深度訪談數百名官員,對縣鄉幹部任用升遷體制作出細緻研究,觸及了政治領域最核心的地帶。他發現,在這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一千多人的農業縣,竟然存在二十一個政治「大家族」和一百四十個政治「小家族」。在龐大的「政治家族」網路中,更有一些秘而不宣的「潛規則」:有的官位「世襲」,或是幾代人,或是親屬連續穩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帶提拔,凡是副處級及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普遍的規則是「不落空」現象,幹部子弟們的工作會隨著單位盛衰而流動。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間並不割裂,往往以聯姻或者拜乾親的方式不斷擴大,「幾乎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門當戶對,如此的龍生龍、鳳生鳳,除了阻斷草根百姓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使官場生態更惡劣。馮軍旗更發現,一百六十一個政治家族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門。政治家族子弟向紀委、組織、公檢法、縣委辦等核心部門聚集,同時向外部延伸——由血緣和姻緣編織的關係網絡能延伸到南陽、河南省會鄭州,甚至北京。這些家族雖然不一定都「黑道化」,但對權力對壟斷「固化」了,這一現象顯示地方治理全然潰敗,也印證了裴敏欣的判斷。 

一黨獨裁下的反腐運動不可能成功

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未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未讓普通民眾獲利。中國經濟發展是政治模式得以持續的關鍵所在,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是房地產業,這恰恰又是腐敗最嚴重的領域,裴敏欣發現,「中國的私人財富大多聚集在房地產業和礦業這些勾結腐敗叢生的產業」,在現行體制下,這些領域不可能杜絕腐敗:「中國地方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商勾結,從蓬勃發展的住宅市場榨取最大的利益。由於地方政府和北京之間的默契,中國各省,直轄市獲得近一半賣地的財政收入。換句話說,高房價是當前中國財政體制的必然結果,因為高房價即是變相的稅收。」

在本書中,裴敏欣使用的腐敗案件的材料,多半來自胡錦濤時代及習近平第一屆任期前半段,他對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觀察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分散性。」這是一種「多層次寡頭制」, 「各個行政區都有一小群和地方黨政領導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認為,在初期階段,「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比較開放的」。確實,很多出生貧寒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不擇手段、攀龍附鳳,有時也能進入這個通常「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圈子之中,如蕭建華、葉簡明、郭文貴等人,無不是「崛起於隴畝之中」,充當權貴的代理人、白手套,自己也由此富可敵國。

然而,在習近平第一屆任期後半段,這種「分散性」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習近平在政治上集權,必然對依附於權力的資本菁英群體重新洗牌。官方經濟學家張文奎宣稱,當局要清除一批危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的「粉紅色財團」,這是對蕭建華、吳曉暉、葉簡明等坐擁數千億、數萬億財富的大鱷落馬的官方詮釋。所謂「粉紅色財團」,就是那些雖然有一定背景和資源,但還夠不上「深紅」的財團,不是擁有「鐵券丹書」的「鐵帽子王」。比如,安邦的吳曉暉是鄧小平家族的「前孫女婿」,既然有一個「前」字,那麽獵殺他不會讓那些真正的太子黨們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習近平確實是在「打虎」,但打掉的每個大老虎都是精心挑選的目標,最多只能涉及「粉紅」集團,而不能危害「深紅」集團——因為習近平本人就是「深紅」的代表人物。

這種「選擇性反腐」只涉及權貴階層內部的財富再分配、再平衡,跟廣大「吃瓜」群眾無關。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腐敗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霍夫(Dan Hough)指出,以習近平反腐行動的高調程度來看,反腐的實際表現卻不佳。而「透明國際」組織亞太區負責人普利帕特(Srirak Plipat)普利帕特指出:「我們對中國的腐敗問題依舊憂心忡忡。……中國起訴腐敗官員的做法並非解決腐敗問題的長久之計。政府需要作好預防工作、加強懲罰力度、改善法律法規與國際標准接軌。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要重視治理腐敗問題的根源,因為如果只是不停地追蹤壞人,那麼真正解決問題將遙遙無期。」就連習近平的「打虎將」王岐山都承認,「自己給自己動手術」幾乎不可能。

腐敗使得中國政治經濟變革前景黯淡

中國高校自貿區研究聯盟2018年年會上,談到自貿區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語出驚人:「第一是中央部委沒有動力,第二是改革的熱情總體上已經消退」。張軍認為,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很多改革方案並沒有得到落實。「我想每個政府辦公室的每個科員都有能力來阻礙一項改革」,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做出改變的確是非常難的事情」。

就連官方智庫都承認「改革已死」,西方更是徹底改變三十年多年來的對華政策。此前,西方普遍認為,幫助中國發展經濟、融入經濟全球化,就能讓中國產生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必然有民主和法治等訴求,這樣中國的民主轉型就會水到渠成。然而,這個理論已被事實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大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是依附於權力,裴敏欣指出:「不要天真的認為這些私人企業家在得到財富和政治權力之後就會從權貴資本主義轉向自由資本主義。凡是已經在小圈圈裡頭的人,自然向保有特權和原來的制度。然而權貴資本主義的特權利益是以犧牲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利益爲代價的。」

在本書中,裴敏欣不斷強調一個核心觀點:尋租的私人企業家和政治菁英的緊密結合使得自由資本主義前景黯淡。「這種聯盟具有排他性,因為這樣才能保障成員的租金並代代相傳。其結果不是自有資本主義,而是寡頭的親貴資本主義。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絕不會是平順直線發展。如果説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助於民主化,那麽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深化會讓民主轉型更加困難和混亂。」他甚至認為,即使舊政權被推翻了,也不會立刻迎來自由民主。權貴資本主義的餘緒——高度的貧富差異、地方黑道治國、權勢大亨的盤踞——會讓那些在舊政權時代獲得巨大非法財富的人在搖搖欲墜的新民主體制中享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更何況,中共對民主力量如人權律師、獨立教會、NGO組織的瘋狂打壓,使得中國社會的健康力量幾乎遭到摧毀。當共產黨棄船逃走的那一天,根本找不到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的人來爲這艘千瘡百孔的巨輪掌舵。

因此,裴敏欣對中國的未來相當悲觀:「由於菁英勾結必然讓少數人致富並擴大貧富差距,即使腐敗的專制政權倒塌了,社會條件還是不利於鞏固民主或建立自由民主體制。如果這些勾結網絡在專制統治崩解後還能生存下去,他們就能在威權時代的政治秩序中取得相當有利的位置,危害新生的民主。俄國和烏克蘭在過去二十年民主鞏固的失敗經驗可能會在中國重複上演。」中國未來的情形甚至比俄羅斯和烏克蘭還要悲慘: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再進行經濟改革,寡頭們是在改革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他們冒充改革派,使得改革被扭曲變質;中國恰恰相反,「六四」之後三十年的畸形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反對一切危及其權力和利益的改革,他們不是改革的動力,而是改革的阻力。中國目前並無任何力量約束、制衡這個群體,所以中國一開始就註定了不可能有指向公平正義的改革。


 


余杰 /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