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0多年,今天的台灣需要下一本《台灣社會力的分析》│陸之駿

2018.03.21

1980年代、鉅變中的台灣,我們曾經站在那轉捩點上,往回看,看到了二二八——在當時,那大約是三十多年前。


2020年,回過回首鉅變的1980年代,大約也正好是「三十多年前」。


歷史的前進,總是在回頭看時、找到力量,才能奮躍向前。


非常汗顏的是:1980年代的年輕人,都忙著創造歷史、無睱寫歷史,因此沒給2020年代的年輕人,留下豐富的奮躍向前的素材。
這裡,先說一個1970年代的歷史故事。


1970年7月,張紹文、張景涵(張俊宏)、許仁真(許信良)、包青天(包奕洪)四位先生,在《大學雜誌》發表了引起廣泛討論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


這篇長文,分析了台灣當時「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智識青年」、 「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及「公務人員」等六個族群,企圖尋找出當時台灣接下來發展的社會動力——或說得更白,台灣革命的力量。


印象中,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都做過類似的分析。馬克思著眼於他當時的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後,勞工階級作為革命主力。列寧根據沙皇封建統治下的俄國,首先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爾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則針對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特性,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張。


事隔多年回顧,1970年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大體奠定了整個197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迄至1986年民進黨建黨之前的運動理論基礎。可以說是關鍵性的歷史文獻。


這篇長文,首先分析「舊式地主」,原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憑藉最主要的社會力量,但在土地改革之後,「已完全政經舞台上消聲匿跡」。他們在民間仍是頗具地位的意見領袖,卻在國家政治中被忽略。


接下來分析當時人數尚有600萬的農民及其子弟(2018年的今天只剩十分之一、60萬)。


當時農村已經開始萎縮、破產,「六口農民一月所得不及勞工一週所得」,於是產生「遊民」與「遊士」湧入都市。


第三部分探討各種類型的智識青年:沒有戰爭經驗的第二代的掙扎;「冷漠的理想者」與「理想的實踐者」的苦悶」;由權貴後裔、機會主義者、八股教育受害者組成的「義和型愛國者」;來自中下階層、人數最眾多的「沈默的等待者」。


「財閥」,無論是日本時代留下的大地主、大陸來的企業家或接收日本人企業的本土暴發戶,都被作者視為國民黨政權擁護力量。


其實現在台灣的財閥,也幾乎仍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大地主如板橋林家、辜家,大陸來的徐旭東家族、尹衍樑集團等等。新興的財閥,正所謂電子新貴。這些剝削者,現在仍是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主要障礙。


文章中肯定的「企業幹部」與「中小企業者」,稍後果如所料,成為民進黨主要支持力量。


當時剛剛興起的勞工,還只有140萬左右,但成長速度驚人,亷價的「農村輸出的童工女工大量取代成年男工」,可能成為「暴民運動中最主要的暴力來源」。


1970年這個預言,在1984~1990年街頭運動中,得到了應證。


1970年當時服務業未成氣候,到了1980、1990年代卻成為台灣最主要就業人口,這是1970年時,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的。
最後分析「公務人員」。作者用「現代師爺」形容形成中的官僚體系。


當時的主要矛盾出在中央、省級以上公務人員,與地方基層公務員之間的省籍與階級矛盾。


1970年,距離解嚴尚早,言論難免隱誨,今天說白了,作者們指出了遊士與遊民、知青中的沈默等待者、企業幹部與中小企業者、勞工等六股力量,是革命主力,舊式地主、基層公務人員可能成為他們的奧援。


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大致也就是這些力量。只是尤其是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不少投機份子、財閥混進了民進黨。


2018年的今天,我大致看到了台灣社會力與半世紀之前,有幾個明顯不同:服務業成為GDP及就業人口主力;農村萎縮到不能再萎縮,而且嚴重高齡化;嚴格定義的勞工(工廠工人)不再是上升階級;微型企業就業人口500萬成為台灣最慘的一群...。


這些顯著差異,迫切需要更多調查研究與分析,才能找出台灣接下來的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源。


2020年,台灣需要下一本《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那種,而是政治的、運動的版本。


 


陸之駿/詩人、政治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