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會模式」的歷史糾葛與正名的意義│薛化元

2017.09.19

前言

今年台北舉行第二十九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一開始英文的文宣將介紹台灣的部分通通寫成Chinese Taipei,雖說這是世大運總部修改的,可是在印行前主辦單位居然沒有意識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引起輿論的抨擊(目前已經修正)。相對於此,2020年東京奧運雖然距今還有三年的時間,不過期待可以以台灣隊名義參與東京奧運的行動,不僅在國內受到矚目,在日本也得到不少人的聲援。

為何台灣要以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體壇竟是如此困難?台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是如何的狀況?又如何形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呢?基本上這與1945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及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敗退來台灣,原本中國奧會所處理控制的運動場域已經從「中國大」的規模成為「台灣大」的規模有關(附註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國(後來改為建政),原本是運動領域的奧林匹克委員會,實際上與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在國際舞台上的漢賊不兩立或許在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場域相對比較溫和,但是類似的劇碼也持續的上演。

終究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拒絕了使用國際奧會和加拿大建議的TAIWAN或是FORMOSA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堅持想使用國際社會不能接受的ROC,最後被迫簽下城下之盟,在所謂「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模式下,使得現在連想用TAIWAN都很困難。

 

1950年代的「兩個中國」模式參與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和國際政治舞台比較不一樣的是,早從1950年代開始,國際奧會就傾向讓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參加奧運會。當初局勢未定,基本上是「兩個中國」並立的態勢,台灣的奧會的名稱問題,一開始也沒有特別著墨。

在1950年代國際奧會的場合,台灣海峽兩岸的政府基本上是一定程度採取王不見王或者是勢不兩立的政策。因此,1952年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時,由於國際奧會決議台灣海峽兩岸的體育隊伍可以同時參加時,台灣的奧林匹克委員會就宣布退出當年的比賽。相對地,當1956年澳洲墨爾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國際奧會仍然維持承認兩個中國的奧會會籍,這時由於台灣派隊,當時以「China」(縮寫CHN)的名稱參加墨爾本奧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選擇退出那一屆的國際奧運。

 

1959年的轉變—要求以「台灣」為名參與

1959年5月27日,慕尼黑舉行的國際奧會年會中,九人執行委員會擬將中華民國奧會改稱「台灣奧會」。次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通過蘇聯的提案,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會才是中國的代表,將原本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會(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同意台灣的奧林匹克委員會使用中國的名稱作為會籍的名稱,但同意可以用Formosa或Taiwan的名義重新加入奧林匹克委員會。為了因應此一情勢變化,6月7日當時駐美大使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將用中華民國的名義,也就是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義重新入會。

到1960年羅馬舉行奧運,會前的1960年8月22日,奧林匹克委員會採取接受「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之名稱,但是也重申這奧林匹克委員會不能代表中國的立場,而要求以Formosa參與當年羅馬奧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也不像在正式國際政治組織會籍的處理方式,因此沒有對會名採取過度僵硬的立場,所以1960年8月25日台灣代表隊是以抗議中的狀況,用Formosa的名牌來參與國際奧運的開幕式。

1960年如此,到1964年、1968年奧林匹克委員會仍然要求台灣官方的代表隊名稱是台灣,相對的中華民國政府主導下奧林匹克委員會則始終抗議,前述1960年抗議下用Formosa,1964和1968兩次則是抗議下用Taiwan隊的名參加開幕式。

 

「正名」中華民國與拒絕以台灣名義參賽

1968年11月1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同意台灣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正名為中華民國。因此,雖然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但是,1972年的慕尼黑舉行奧運時,台灣隊以Republic of China縮寫為ROC的名義參加比賽。但是,這也是以ROC的名義最後一次參賽。

1976年加拿大蒙特羅奧運舉行時,加拿大政府要求台灣的代表團必須改稱台灣才能入境。由於當時台灣奧會的會名是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所以一開始取得國際奧會的聲援。1976年7月1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表聲明:指責加拿大拒絕讓中華民國運動員入境參加在加拿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但是,在國際舞台上「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主辦國又強勢要求以台灣隊名義入境參賽的氛圍下,7月16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改變立場,決議中華民國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必須要改成台灣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參賽。

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以台灣之名參與的模式,奧委會主席沈家銘宣佈:決定不參加此次在蒙特婁舉行的奧運會,但並不退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這時國際情勢相當不利,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主導下,卻採取了較1960年代更為僵硬的參與方式,沒有採取在抗議下以台灣隊的名義參賽。

 

進一步的挫敗

1979年4月7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針對台灣參與奧會的方式,決定:保留中華民國於國際奧會會籍,並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入會。這樣的決議,基本上是1950年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曾經持續的立場,不過,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拒絕的態度,此時則透過中華民國奧會主席沈家銘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奧會對「中國問題」之決議。這也意味著,在奧林匹克的運動舞台,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此時並未採取「漢賊不兩立」或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但是,這樣的政策為之已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勢要求下,「欲求兩個中國而不可得」。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不願意接國際奧會的決議,又得到其盟友的有力支援,因而在1979年的6月國際奧林匹克執行委員會提出,將中華民國奧會改為中華台北奧會。9月7日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沈家銘對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的提議發表聲明:中華民國奧會有權在使用名稱及國旗、國歌方面享有和他國奧會同等的權利。

雖然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表示反對,但是10月25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將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改名為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提案,送交所有會員國投票,並要求在11月25日前寄回,結果此一提案得到半數以上會員國贊成。對於國際奧會通過前述的決議,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表達強烈的抗議,並先在1980年瑞士的洛桑提起訴訟,申請假處分,但是先後遭到洛桑地方法院及洛桑高等法院駁回。到了1980年持續採取訴訟策略,雖然2月8日美國紐約州的法院的初審判決,認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應該保障中華民國運動員以正式的國家名字跟國籍參與,但是2月12日紐約州最高法院對於此一中華民國的要求不做任何判決,透過訴訟策略保住會名、會籍的方式以失敗收場。

1981年為解決奧會會籍問題,台灣的與國際奧會簽署協議書(附註2),1984年2月更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奧會名義參加奧運,這也是後來所謂「奧會模式」的開端(附註3),這就是所謂「中華台北」模式。而且到1986年的9月,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才再次通過台灣可以做為正式的會員,不過,要求修改中華奧會的組織章程。

 

歷史經驗的省思

透過前述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縱使在國際局勢不利於中華民國之際,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仍然同意可以用台灣隊的名義參與奧會,這樣的模式之所以沒辦法確立,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政策。如果1960年之後,台灣持續以台灣隊的名義參加,經過1960年代到1976年,參與的方式相對穩定,則有助於台灣的利益。

今天「中華台北」的奧會模式參與方式,不僅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而且在國際舞台已經對台灣造成相當程度的打壓。檢視過去的歷史發展,縱使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而國際上的「一個中國」也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加拿大,在1976年都還主張台灣代表隊可以以台灣的名義參與奧運,沒參加是國民黨政府錯誤決策的結果。而這個經驗也提醒我們,奧運的主辦國對於其他奧會代表團入境參賽的名稱是有一定的決定權,1976年就是加拿大政府採取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採取了不同的立場,進而改變了國際奧會的決策。

歷史的條件不同,也無法重演。但是,如果2020年東京奧運的主辦國日本採取對台灣更為友好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沒有轉機。換言之,提出日本應該同意台灣代表以台灣的名義參與東京奧運,並非沒有前例可循。但是這個可能性的前提,並不只是日本政府的善意,更重要的是,必須台灣本身做出要求與申請。就此而言,民間主張以台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的努力,固然值得肯定,也必須繼續持續,但是台灣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本身的立場和努力,實際上是更為關鍵而且重要。在目前的狀況下,政府相關部門如何呼應民間的主張,而能夠維持國家的尊嚴與利益,將是不容忽視的重大政策選擇。

 

附註:

1. 這裡指的是實際的統治權,國際法上台灣地位的歸屬是另一個課題。
2.《中國時報》,1981年3月24日,版1。
3.《中國時報》,1984年2月10日,版3。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