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華夏版本的「新納粹」?│曾昭明

2017.09.18


反年改團體的「抗議權利」

世大運開幕典禮,遇上了反年改團體的抗議,阻礙了運動員進場。不少人以為,這種抗議方式愚蠢,難以獲得大眾支持。但這種以社會正當性為依據的判斷,對這樣的團體,恐怕並不適用。

按照他們自我理解的「神性的象徵邏輯」,這次絕對是一個成功的行動。因為他們不但宣示了儒教眼中的「聖王」對台灣的「神性主權」,也同時護衛了「儒官集團」有別於「小人」和「野人」的「無上尊嚴」。精確地說,對他們,讓台灣「丟臉」,即為他們此刻的「天命」。

當然,實際上來說,對常態的民主國家,一般的公民抗議行動,絕不至於讓一個國家就因而「在國外丟臉」。就算G7峰會、WTO的大型國際會議等,遇上公民抗議是常態,不足為奇;如果沒有出現公民抗議,例如中國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反而是非常態的「和諧社會」才會發生的故事。

可是,有一種情形,卻不在此列。例如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或德國的「新納粹」團體的活動,就並非如此了。對一般的國際媒體,這類型的事件,總是表徵著某種異常的情勢,無法歸入常態的公民抗議範疇來報導和處理。
 

管莫需為幻想中的「國外負面印象」而憂慮,但這個事件,卻還是讓眾多國人感到無比氣憤。憤怒隨即在臉書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暴。「是否該限縮這些群體的抗議權利」?有人主張這是必要的,有人馬上發出異議:站在公民社會團體的立場,絕對反對國家限縮任何人的抗議權利,更遑論言論自由。

我相信,在青年人中快速出現如此的主張,表示了台灣在解嚴後成長起來的世代,對民主生活的倫理法則,的確抱持著極為強烈的信念。這是好事,也該是所有曾為台灣的民主化和轉型正義而奮鬥的人樂見的。

 

「反對限縮論」的盲點

但絕對的「反對限縮論」,不是沒有自身的盲點:當時現場兩個不同的群體,在實際施為抗議權利上,是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的。而且,一邊是能獲取警方內部資訊的,可能還有相當的外部資源挹注;另一方,卻從來都被暴力國家機器當作是「叛徒」、「日本皇民」來處理。治安機構在執法態度上的「系統性差別」,乃至讓一些人懷疑,警方內部自始即與反年改團體存在著隱秘的「共謀關係」和「共犯結構」。

就此而言,台灣主流的「社運文化」,某個意義下受到了天朝主義文人宣傳的「小心國家」口號不小的影響,宛如在「反對國家機器」之外,就不知社運何為。但這種口號的副作用是:構成了隱藏的、事實上的「國家中心主義」。一個民主社會,要如何面對保守、權威、反民主的社會團體?這種「社運文化」,不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思考和面對這樣的事態,而是暗自設定了「這是政府的事情」。

如果從這點來看,秉持這種立場的公民社會團體,反而不如受到儒教威權主義教化的「統派」團體。他們從來即是不分國家機器或社會部門,純然以「總體地反制台獨」為行動方針。

於是,這裡浮現出某種奇妙的事物:在思維邏輯上屬於「國家中心主義」的群體,反而在行動邏輯上是更有「總體社會性」的;在思維邏輯上可歸類為「社會中心取向」的,反而在行動邏輯上無意識地為「國家中心主義」所制約。

此外,這種「社運話語」,有可能還無意中掩蔽了問題的另一個癥結。

總體而言,最近台灣媒體在報導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之亂」時,似乎多少帶有某種隱晦的天朝主義情調,有著「坐看美式民主鬧笑話」的潛台詞。
然而,「新納粹」不是遠在天邊的「洋人笑話」。

 

「儒官集團」與華夏版本的「新納粹」

我們在台灣正面對的,如果認真觀察,即是華夏版本的「新納粹」,某種「華人種族優越意識」的衍生產物。

反年改的群體,正是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引以自豪的,被他們描述為「儒官集團」的群體。

在一般人的認知,當OECD國家的公教退休替代率平均最高只有57%,在年金改革後,台灣的公教退休替代率居然還維持著85%的水準,直到15年後仍停留在70%。相較於勞工的退休待遇,這很難說不是「超越國民待遇」的「特權」。那麼,為何這些「儒官集團」依舊不滿?除了「死要錢」這個功利性的理由,一般人很難理解這個事情。不過,這或許不是最好或最周延的解釋。

在此,我們或許該回顧一段經典的儒教文本。在《論語•子路》中,記載著這樣的敘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通行的儒教釋經學裡,這段經文還被連接上了孟子的論斷:勞心而治人的「君子」該致力「大人之事」,至於勞力而治於人的「野人」,責任就在做好屬於「細民」的「小人之事」,各有專職。治人是「君子」的「天命」;同樣地,「治於人」,也是「小人」或「野人」的「天職」。這是儒教傳統對「儒官集團」的尊貴身位的基本界定,也彰顯了他們是維繫永恆的「帝國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因此,延續著「儒官集團」居「四民之首」的古典階序格局來說,台灣的軍公教群體就絕非一般的人民;只要通過了國家的選拔機制,不論是古代的科舉或現代的公務人員考試,他們就成為了「政教合一的儒教帝國」中的特權階層。我們誤以為他們是世俗的民主共和國中的公務人員,但在他們深層的自我圖像中,他們依然是「賢者居位」的「君父帝國」下的「儒官集團」。

所以,說到底,他們的年金多寡,根本就不是卑賤的「庶民」和「政客」可以隨意公開討論和決定的。這點,才是總統府舉辦的系列會議之所以失敗的基本緣由。對他們而言,這類的現代公民審議和諮詢機制,已經預先將他們尊貴的身位降格到了「一般老百姓」的層次。是可忍,孰不可忍?

對反年改團體說的「要尊嚴」,假若要準確掌握,必須如是理解:這是獻身、服務「神性」的帝王和帝國秩序的「儒官集團」的「貴族尊嚴」,而非世俗的民主共和國中公民平等貢獻和相互尊重的「人間尊嚴」。

進而言之,按照台灣通行的天朝主義話語,這些「儒官集團」開闊的「國際觀」,他們深厚的「儒家文明修養」,據說是台灣的「民粹主義」(意思是:台灣的代議民主體制)下的「政客們」和「賤民們」絕對比不上的。

當然,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台灣的「儒官集團」,是可以將自己幻化為與一個「普世王權」(所謂「天子」、「聖王」)共治「天下」的「君子群體」,體現了迥然異於「小人」群體的「帝國心性」。但這種「以天下為己任」(=「以帝國為己任」)的「帝國心性」,與想要重建「伊斯蘭帝國」的伊斯蘭神學士的自我認同,本質上差別無多。

尤有甚者,從台灣的退役將領在中國的言行,已經證實了:對台灣的「儒官集團」,要從過去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滑行到中國現在的權力集團的「大天朝主義」,絲毫無須猶疑,乃至該說是最自然的律動。

在他們的自我認知中,如果按照天朝的帝國神學,那麼,就該是由象徵著「普世王權」的中國權貴集團,來任命這些「儒官集團」,擔任「新天下帝國」在台灣的代理人;「以中國為原理」,復興「聖王」與「儒官」共治天下的華夏傳統,而不是放任受到西方和日本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污染的「台灣共和國」,竊據了他們心中的「君父的國度」。

據說,唯有如此,「大一統帝國神學」才能圓滿,而世界也才能享有和平。如同那位奪取了日本武士刀,要在總統府升起五星旗的先生說的,對他們,這乃是古老的「來自上天的命令」。

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的人群,同時也是已經失去正確命名周遭事物的能力的人群。關於這種華夏版本的「新納粹」,處於漢字文化圈的我們,或許正是由於太熟悉背後潛在的文化符碼和政治想像,因此受到這種古老帝國傳統無形的禁錮,甚至不能準確辨識這種現象。

但即便能準確辨識出眼前的事物,更嚴肅的問題還在後面。當遭遇到運用民主國家的公民權利,要來毀壞我們所知的民主體制的「新納粹」,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不僅僅只會發生在美國或歐洲。處於中國崛起,儒教的王權威權主義當道,而民主動能全球弱化的當下,在世界各個地方,都可能浮現不同版本的「新納粹」。

如果確實如此,德國一向爭論不休的「戰鬥性民主」議題,對台灣就不是「他們的事情」,至少不只是另一個僅供玩賞的「西方奇觀」。其實,裡面可能蘊含著我們該仔細思考、仔細論辯的時代課題。


 


曾昭明/曾任總統秘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秘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業餘興趣是研究中國天朝主義的系譜學批判。

 

 

 

點關鍵字看更多相關文章 : 年金改革 天朝文化 儒家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