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主義左派的平等理想遇上儒家士大夫的階級利益│許詠翔

2017.09.18


這兩年歐美各國的政治勢力分布,有著不小的改變。以往歐美各國不管是兩黨或是多黨制,政黨屬性都可以大致以左右區分;但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卻很難用以往的左右誰勝誰負去分析。

其實,用二分法去解析複雜的政治,當然會有很大的失真,於是會出現主張尊重個體、市場自由,和主張國家控制一切的法西斯同被畫在右派的荒謬情事。

由於學術上解析政治的社會科學院多為左傾,為了要合理化這種妖魔化反對方的抹黑,於是設計出種種說詞。例如將左右的一軸線狀光譜,變成上下左右二軸,聲稱左右在政經可分離。但左派重集中分配,就現實來看,即使有龐大的政府權力還是難以辦到、沒有「集權政體」更是提都別提,這種畫分只能在學術界打嘴砲、彼此攻訐用,政治實務上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

不過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難以用左右分析,倒與上述左右定義不清無關。主要是現代政治公共事務不斷擴大,連帶的讓政府組織也跟著龐大了起來,組織裡的人多到足夠形成一個新的階層。

在原始的人類社會,處理公共事務的人都是兼職性質,如果要在現下的台灣社會找例子,雙拼的無電梯公寓大概就是四層樓八戶,這種公寓公設少,住戶要一起決定的事情不會太多,大多事情就是樓梯間遇到商議一下就做了,沒什麼專職人員,也很少特別開什麼會。

電梯大廈社區規模就比較大了,會有管委會這種由住戶互選的組織,定期開會決定社區事務,甚至會找專職的社區總幹事處理庶務、並有聘用專職保安,可以說是現代政府的縮小版本。

不過管委會委員除非是退休人員,大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屬於一種兼職。但當公共事務多且複雜到一點的程度,「管委會委員」就很難以兼職型態存在了。一是事務繁多需要全職的工作時間(甚至還要請很多助理協助),一是事務複雜需要更多專業;當然,處理庶務的社區總幹事、負責治安的保安員也要更多。於是這些人就在社區(社會)之中,成為一群和其他住戶不太相同的階層。

 

換句話說,一個民主社會,隨著公共事務增加讓公部門擴大,讓公部門對社會的影響愈來愈大,在公部門工作的人成為社會的特殊階級只是時間問題。

人口愈多、公共事務的範圍愈擴大,會讓愈來愈多的公共事務必須成為擁有強制執行力的公權力。這些強制的公權力,也讓執行公共事務的人,從單純的服務而成為有改變、干涉、領導別人生活的心態,甚至因為自己的工作和決定都會影響許多人,開始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同凡人。

不過呢,人類社會「公共部門」的形成也不是那麼單一的程序,有的是一連串的弱肉強食後,獲勝的人擴大了自己「私產」,同時讓大多數人「無產化」、甚至連自身都成為勝者的財產(例如古代東亞大陸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概念)。當權力者的私產擴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沒辦法一個人管理,找親朋好友來幫忙也很自然。

人終將一死,生物的本能就是維持自己基因的傳播優勢,會想把自己「遺產」傳給血親是很自然的。但當權力者的私產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容易因分配問題,反而不利於自己的基因傳播。對於以游牧、漁獵、甚至掠奪為主的「無恆產」民族來說,這問題不至於太大。但對於以定耕為主的農業民族,這個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因為農耕技術進步到一定的程度,土地分割過度對於農耕不利。

距今三千多年前,東亞大陸有一支農耕技術精湛的「周」民族,勢力擴張成為黃河流域的地區霸權,他們建立了一個遵行封建體制的周王朝。「封建」可以說是把「權力者的私產擴大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沒辦法一個人管理,找親朋好友來幫忙」落實且制度化的結果。

請注意「沒辦法」這個關鍵詞,因為分封是不得不為的,權力者無力干涉分封出去的權力,封建體制下的諸國都會有很高的自主權。

權力者當然擔心分封出去的權力,最後可能反噬自己。周王室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讓王室直接掌控的權力遠大於分封諸侯,周是進步的定耕民族,土地大代表能養活的人更多,就擁有更大的武力,在周王朝之中,王室直轄土地──王畿遠大於其他諸侯,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結果呈現。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從衣食住行婚喪喜慶上,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去規定每種身分的人應該吃什麼、穿什麼、坐哪個位置,整個家族一起出行的時候排在哪裡,甚至舉行祭拜的時候要站哪個位置。目的就是讓你時時記得自己的身分,以這樣嚴格且全面的規範,消滅人的僭越反叛之心。

這套複雜的制度就是「禮」,而「禮」非常複雜,因此有了專精於「禮」的人稱為「儒」。定耕民族避免土地分割過細讓生產力下降,因此發展出王權獨大、強迫洗腦每個人恪守自己身分生活的「禮」,產生的天朝文化社會不同於其他文化社會的特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和「絕對的王權」。

 

後來異族入侵,周王室權力崩壞,難以控制其他封國。其他封國國主或求自保、或為滿足自己野心,開始彼此侵攻。

世界局勢驟變,一切都變得「不確定」,於是許多人提出了解決方案。以孔丘為首的這一股,主張恢復周王室的權威和周王朝嚴密的「禮」秩序,因為他們標榜周禮復興,又多是對周禮有深入研究的人,也被以周禮專家的名號「儒」稱呼之,也就是儒家。

這種意圖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當然不會成功,終結周王室東遷後亂局的,是由主張「富(諸侯)國強兵」,建立新秩序的法家所完成。

厲行法家治術的秦王國盡滅周王朝諸封建國,為了避免周王室東遷後諸封建國互相征伐的情形再度出現,完成大業的嬴政和他的重臣李斯等人,完成了一套獨步世界的制度。這套制度使得從此之後在東亞大陸的「天朝」,由權力者將權力分封親朋好友功臣、任由他們自治的封建制度逐漸退出舞台,各地皆由權力者(嬴政將之命名為皇帝)指派的人,執行權力者頒布的律法秩序,並受權力者的直接制約。

用現代公司來比喻的話,封建時期的地方諸侯同時具備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但秦王朝之後的天朝官吏,在地方只擁有經營權、並沒有所有權。雖然實行初期出現問題(第一單舉旗反秦的陳勝吳廣就是小吏),但綜觀之後的天朝,由地方官發動反叛王朝的例子真是少之又少。反而是為了避免陳勝吳廣起事、重新召喚封建制度的王朝,幾乎必定引發宗室之亂。

由周王朝建立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原則,因為秦王朝的「中央集權」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王權(或者說是皇權)直轄的涵蓋範圍,從周王朝時代的王畿,擴散到「已知世界」。

當然中央集權的結果,官吏不再是世代相承、而可能時時替換,政府多層級化,種種影響都讓從事「官吏」這種職業的人數大增。

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看,秦王朝率先世界其他文化體系的「公司」,發明了專業經理人制度,讓公司不再只能是家族企業。順帶一提,之前徐重仁引發爭議時,很多人不了解他事實上不曾是任何公司的老闆,一直都是一名專業經理人,他在服務的公司可能權比「宰相」、但即使士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卻還是「民」,絕不是「皇帝」。可能是我們的社會「士大夫」成為一個特殊階級太久,讓民眾始終認為「宰相」並不是「庶民」,才會有那麼多人誤會徐重仁是「老闆」。

秦王朝滅亡後,換上了劉邦建立的漢王朝,傳到了劉徹,把失寵已久的儒家挖出來不說,還盡廢其他諸子百家。

劉徹獨尊儒術對後世的最大影響,並非讓諸儒實踐恢復周禮的理想──要歷史倒退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為嬴政實行中央集權制產生的龐大官僚系統,找到了宰制社會的指導原則。

儒家宗師孔丘的老爸是郰邑大夫,這讓以他為首的儒家挺專注於闡述士大夫階級的職責。這些規條由孔丘的徒弟曾參做了總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嬴政中央集權後的龐大天朝官僚系統,在劉徹獨尊儒術後找到了這個總結,正式把士大夫的職責從為主上服務,提升到運行天道;對自己職責的認知,已不再僅限於政務的實施,而認為自己有傳遞天道、教化萬民的任務。從此,東亞大陸諸文化社會獨步全世界的「士大夫階層」正式開始運行。

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兩大政治事件,象徵的正是已經足夠龐大的歐美官僚階級,面對來自民眾使用選票「奪權」的壓力,開始焦慮而找尋人類政治應由自己這一群人專政的指導原則。

在此壓力下,他們創造了「建制派」和「民粹派」這種政治劃分。這樣的政治劃分法已經不是過去左右政治,基於對政府腳色的認知不同,或是所認同政策的不同造成的分歧。實際掌控政治運行和媒體的建制派,認知的是自己對社會的運行方式有專門的知識,認為社會應該朝向自己所認知的方向走才對,民眾應該尊重自己的專長和專業,任由不懂的民眾做決定只會搞得世界大亂。

這已經完全是儒家社會中特殊「士大夫階級」的樣貌。

 

發展出現代左右政治的歐美文化體系,從未真正實行過天朝文化社會那樣極端的中央集權制,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不屬於東亞天朝文化體下的大帝國,只要擴張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分離,例如亞歷山大帝國在亞歷山大帝死後分離成四個王國,羅馬帝國分離成東西兩大帝國,蒙古帝國也分成元帝國和四大汗國。要維持「天無二日」體系,龐大而規則明確精細的官僚階級是必須的。

也因如此「建制派」的提出,是歐美社會首次體驗到龐大官僚體系形成特殊階級所產生的現象,建制派找出自己應該主掌社會運行的指導原則,長相變成儒家的士大夫階級,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

而為何在承襲儒家文化的台灣,信奉社會主義,認為應該形成龐大政府體系控制一切的左派,總會將自己認知為類似儒家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完全違反左派追求的平等,認為自己在一般民眾之上,理應擁有控制社會脈動的權力和責任?原因也只單純是我們已經站在龐大官僚體系社會的終點,而歐美文化社會才剛要踏進來而已。

 

 


許詠翔/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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