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級的崩壞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余 杰

2017.09.18

劉曉波被中共政權慢性謀殺,挫骨揚灰。中國國內一片寂靜,城市中產階級繼續過著「歲月靜好」的生活,只有很少人在社交媒體上用隱諱的語言謹慎地表達哀思。

劉曉波去世十多天之後,中共當局無視國際輿論的批評,非法軟禁其遺孀劉霞,除了少數外國媒體記者到劉霞居所之外拍照,很少有中國人願意冒著被抓捕的風險前往探視和聲援。

 

從陳光誠事件到劉曉波事件:官方打壓的強化與民間抗爭的弱化

劉曉波的死亡以及中國死一般的沉寂,再次表明劉曉波是中國「不配有的人」。獨立作家黎學文在臉書上哀嘆説:「這次去瀋陽探視、悼念劉曉波的不超過二十個人。對比當年探望陳光誠時候的踴躍,民間行動力已經奄奄一息,冰河時代的來臨,由此可見一斑。」黎學文還對知識分子圈子的怯懦、冷漠和偽善作出嚴峻的批判:「曉波先生獲諾獎以後,我在北京那幾年,聽到過很多人包括很多名流自稱是曉波的學生和好友,這些天來,有幾個自稱他的學生好友站出來為他發聲、聲援或行動呢?趙國盛產投機客和欺世盜名者,他們不配是曉波先生的朋友,因為他們自甘為奴,不配稱人!」

一個星期之後,黎學文在廣東參與廖一場小規模的劉曉波頭七海祭:約十位維權人士在廣東新會海邊祭奠劉曉波,並在網上發佈了一段短暫的影像資料。之後,參與者衛小兵在汕尾陸豐被騙下樓,遭大批警察拘捕,住所也被搜查。何霖在同一時間在廣州住所被圍捕,並被搜去手機、電腦主機和十幾本書籍。卓玉楨的住所被搜查,但本人當時不在家。同時,佛山女網友汪欣(網名汐顏)、廣州作家黎學文、律師陳進學等多人失聯。黎學文等人爲了自由人的良知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價,這正是劉曉波選擇的「少有人走的路」。廣東警方傳出讓人毛骨悚然的風聲:參與海祭活動的人,一個也跑不掉,甚至連爲香港媒體開車的司機也遭到拘押。

精於算計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很少有人願意選擇劉曉波的「光榮荊棘路」。在高牆與雞蛋兩者之間,他們不願選擇後者,還要嘲笑雞蛋説:你不必飛向高牆,你那麽脆弱,對高牆造不成任何傷害,為什麼不自量力、以卵擊石呢?他們對那些「螞蟻挑戰大象」的努力,始終抱持旁觀乃至嘲諷的態度:既然大象一抬腿就能踩死千百隻螞蟻,螞蟻怎麽可能對抗大象呢?還不如躲藏在黑暗的洞穴裡開心地過自己悠哉悠哉的日子。

 

大部分中國的中產階級從未聽說過劉曉波的事跡,甚至不知道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共當局的資訊封鎖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在財力和技術上可以輕鬆實現翻牆,他們卻內在地缺乏尋求真實資訊的慾望和意願。他們並不覺得中國存在言論不自由:不能用臉書和推特,就用微信吧,微信不是跟臉書和推特有同樣的功能嗎?不能用谷歌和維基百科,就用百度吧,百度不也是最強大的蒐索引擎嗎?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的公民正在急劇萎縮。正如黎學文所説的那樣,數年前,到山東東師古村探訪陳光誠的各界人士(大都是中產階級)絡繹不絕,他們願意冒著被國保和國保僱用的流氓毆打的危險,向陳光誠表達支持;但幾年後的今天,公開支持劉曉波和劉霞的人士大大減少。首要原因當然是官方對公民社會的打擊力度大大加強。胡錦濤時代,當局面對勃然興起的公民社會採取守勢,前去探訪陳光誠的人士儘管可能遭到便衣的攔截甚至毆打,但一般不會有牢獄之災;而習近平時代,中共當局對公民社會採取雷霆打壓、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審判維權人士之時,即便只是前往「圍觀」的人士,也會遭到逮捕,甚至遭到跟他們聲援的良心犯同樣的命運。這種嚴厲的打壓,使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中國的中產階級為何未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所採取的對華政策是經貿合作,背後是中產階級興起、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化的那套政治學理論。這是柯林頓政府深信不疑的觀念,故而柯林頓強力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相信當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員之後,政治民主化就能水到渠成。

這套理論相信,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間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展開,個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社會經濟流動加快,對自由的預期也大幅上升。所有這些特徵反過來會推動非民主化社會中的民主化進程,強化民主社會中的民主制度。因此,這一派學者認為,「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身上普遍體現了這些特徵」,充當了「民主化運動的中流砥柱」。換言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催生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反過來成為非民主社會中民主化進程的開路先鋒。

這一理論或許適用於台灣——當年,台灣的黨外運動,若沒有中小企業主的經濟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台灣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爲民間經濟勢力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在民主自由的普遍要求之外,這兩個群體又著共同的訴求:本土化乃至台灣獨立,反對作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這一明確而堅定的願景,爲台灣結束國民黨一黨獨裁並走向民主時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然而,中國成了一個例外。官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已衰亡,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成為新的強心劑。中國的中產階級長期受到官方的洗腦教育和宣傳,大都是偽善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不願接受帝國邊緣地帶的獨立或高度自治的選項,寧願由共產黨來維持「大中華」的穩定和富強。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讓中產階級分到一杯殘羹冷炙,這點殘羹冷炙讓他們心滿意足:如果在一線城市擁有一套以上的房產,此類中產階級的中上層就擁有千萬以上的身家,他們當然支持政府哄抬房價的經濟政策,同時對弱勢群體遭遇的不公正對待熟視無睹。

美國的《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ResearchQuarterly)發表了學者陳捷的一篇題為《中國的民主化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民主態度》的論文,這篇文章以大量問卷調查數據爲支持,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何種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價值和制度?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層階級的民眾一樣,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權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當這些權利“「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時,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願意行使其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意願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以及在發起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他們似乎只支持當前一黨主導和控制的表演式的選舉模式。

陳捷的研究結果表明:儘管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許「希望有一個相互制衡的製度來有效地約束黨的權力」,以免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受損,但他們並不樂意支持和參與促進民主的政治變革。

 

未來自由中國的希望何在?

劉曉波有一本名為《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的著作,爲中國的民主化勾勒了一幅激動人心的願景。然而,如果民間跟政府一樣敗壞,民間還能成為未來的希望所在嗎?

華人牧師和公共神學研究者王志勇在一篇討論中國家庭教會發展的文章中,沿著劉曉波的思路繼續向前推展:如果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那麽未來民間社會的希望就在於家庭教會。如果日益公開化的家庭教會能吸納相當部分的城市中產階級加入其中,以基督信仰洗滌儒家和共產主義專制文化的毒素,那麽這一群新人有可能在未來中國的變革中成為領袖人物。

我贊同王志勇牧師的這一論述。擁有數千萬信徒的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目前正在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隨著中國城市化的迅猛推進,內陸地區農村的年輕人外出打工,此前以農村弱勢群體為主的家庭教會,已經轉向以城市中產階級爲主。這些中產階級基督徒在現實生活中無從實現投票選舉等民主權利,但他們可以先在教會中學習如何成為公民——比如如何選舉教會的長老、執事等領袖階層,比如如何在群體中生活而避免「一片散沙」的原子化處境,比如如何一起開會、一起討論、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傾聽不同的意見。教會生活不僅僅是屬靈的信仰生活,更是創建一個聯繫緊密的「生命共同體」——而這正是共產黨最害怕的情形,也是共產黨拼命打壓家庭教會的原因所在。

台灣在半個多世紀的日治時代,已經形成了包括鄉村選舉和自治、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公民社會之雛形,所以台灣的民主化難度相對較小。而台灣各宗教團體中,長老教會力量最為雄厚,抗爭最為激烈。與之相比,中國在共產黨的黨國一體化統治下,民間社會被摧毀,目前家庭教會幾乎是唯一的有組織化形態的、可以跟共產黨員人數相提並論的宗教團體。如果家庭教會在與共產黨爭奪中產階級的競爭中能佔據上風,那麽家庭教會未來就有可能在精神和組織層面擊敗共產黨,並在社會轉型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余   杰/旅美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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