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西點」的故事:堪薩斯州立大學與美國台獨運動的發展(上)│陳昱齊

2017.09.18

在美國台獨運動發展史上,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扮演重要的角色,該校素有「台獨西點」之稱(原本被稱為「台獨黃埔」,但因為蔣中正是黃埔軍校校長,又殺害許多台灣人民,故改稱「台獨西點」或「台獨大本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堪薩斯州立大學是早期少數成立「台灣同學會」而非「中國同學會」的校園,也是引領「台灣意識」或「台獨意識」在美大學校園發展的重鎮,更是首開在刊登悼念二二八事件廣告的先例,歷屆台灣同學會會長日後多成為台獨聯盟的重要幹部,紛紛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之中,從此有家歸不得。台獨運動史上將該校賦予「台獨大本營」的稱呼可說是名實相符。

1960年代到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普遍成立的同學會是「中國同學會」,這在今天看起來可能覺得頗為奇特,但若放回五十多年前的歷史脈絡來看,在大中國教育的薰陶下,多數台灣人自認為中國人,中華民國就是代表全中國,因此,出了國在校園中成立「中國同學會」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反倒是成立「台灣同學會」者才是「異數」,而堪薩斯州立大學便是在「中國同學會」為主流的年代,少數率先成立「台灣同學會」的校園之一。

 

成立「台灣同學會」的「異數」

起初,台灣同學會僅僅是扮演聯絡鄉誼的角色,如邀請附近幾州的台籍留學生(在此強調「台籍」,是因為參與活動者很少「外省子弟」)一起聚會。1964年張肅被選為台灣同學會會長,於該年感恩節舉辦火雞餐會,邀請附近奧克拉荷馬、伊利諾、密蘇里、愛荷華、內布拉斯等州的台灣同鄉共襄盛舉,約200多人參加。火雞餐會日後成為傳統,堪薩斯州立大學成為鄰近幾州台籍留學生聚會的中心,大家一有機會便聚在一起,自然會討論起有關台灣現況等問題。1967年的感恩節聚餐,台灣同學會更請來內布拉斯州林肯大學的台籍教授陳炳杞演講,題目為「台灣是台灣人的」(Formosa for Formosan)。

台灣同學會中對於台灣前途比較關心的陳希寬、莊秋雄、蔡一、王能祥、黃石定、呂天明、方菊雄等人另外成立Kansas State Group,每月聚會一次,除了討論與台灣相關的問題外,也和附近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與威斯康辛大學周烒明領導的「台灣問題研究會」保持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堪薩斯州立大學台灣留學生之間劃分得很清楚,學生們不會「腳踏兩條船」,亦即不會同時參加「台灣同學會」與「中國同學會」。「語文」也成為辨別「敵我」雙方的指標之一,台灣同學會的人聚在一起都會講台語,若是北京話講得太好或是偷跑去參加中國同學會的活動,都可能被懷疑是「抓耙仔」或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如日後擔任台灣同學會會長的王康陸,因為八歲之前在北京生活,北京話說得很遛,就曾被懷疑是國民黨派來的「抓耙仔」;中國同學會則極力反對台灣同學會向學校正式登記,兩個同學會的成員雖然同樣來自台灣,但彼此可說是壁壘分明,這也埋下日後雙方衝突、對抗之伏筆。

 

校園筆仗:台灣/台獨意識的啟蒙

1966年的堪薩斯州立大學,曾發生一場激烈的校園筆仗,具體而微地反應出1960年代美國校園中不同政治立場的台灣留學生,如何針對台灣現況與國民黨政府統治「政績」進行攻防,也可看到日後走上台獨之路的留學生如何展開台灣(獨)意識的啟蒙,而親國民黨政府的學生又是如何捍衛其立場。

1966年1月10日,堪薩斯州立大學學生論壇邀請曾到台灣訪問的攝影家Margaret Baker 到校演講,吸引陳希寬、蔡一等人入場一探究竟,但演講內容卻讓他們大失所望,因為實際上的台灣根本不是Baker 所吹捧的「天堂」。陳希寬本想當場提出質問,但一則因為覺得自己英文不夠好,二則怕被打小報告,只好作罷,走出會場後,兩人碰到一位美國學生Lee Green,聊起剛才的演講,Green鼓勵陳希寬將其觀點投書校刊,但陳希寬怕校園中的「抓耙仔」會找他麻煩,於是Green便以自己的名義將陳希寬的論點投書校刊,內容指出蔣介石長年盤據總統職位,外省人佔據多數政府要職,台灣人受到蓋世太保式警察制度的奴役等,反駁「自由中國」是「自由」的論點,Green並註明寫這封信是因為要保護他的台灣朋友,以免蔣家的秘密警察報復他們在台灣的家人。隨後幾天,校刊上又陸續出現批評Baker論點的投書。

面對接二連三對Baker的質問,事實上是針對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質疑,捍衛政府立場的同學展開了反擊。1月18日,校刊上一口氣出現四封砲口對著Green的投書。內容回擊台灣人是中國人就像堪州人是美國人一樣、1947年一萬名台灣人遭屠殺並無根據、台灣人與大陸人沒有主奴關係、批評Green受到仇恨宣傳的影響、建議Green多研究中國歷史、哲學之後再來評論中國等。隔日更由中國同學會會長李本京出面投書,批評Green「侮辱」了中國人,指蔣介石連任總統是根據民主程序,就像美國人選了羅斯福擔任四屆總統一樣,中國人民不想在戰爭期間改變他們的領導人;所謂外省人佔據多數政府要職,忽視了多數地方首長、議員乃至鄉鎮里長乃由台灣人出任的事實;對於台灣是「警察國家」的說法,李本京回應如果台灣是警察國家的話,那怎麼可能會讓他想迫害的人民出國留學?

Green肯定沒想到自己不過是熱心幫忙卻遭來如此攻擊,使他不得不懷疑當初投書內容的正確性。親政府的學生雖然成功逼退了Green,但陳希寬、莊秋雄、蔡一、黃石定、王能祥、呂天明等人並不認輸,20日以匿名方式(編輯特別註明因為投書者害怕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報復)投書校刊,逐一反駁上述四篇投書,指出有中國祖先的台灣人,並不會使其自動成為中國人,就像有德國祖先的堪州人並不使他們成為德國人,台灣人不能選總統,連省長也無法自己選,更以強烈的口吻指出:在美國的台灣人更是害怕像你們這樣的中國人,會向國民黨政府打小報告,使其在台家屬受到報復。這場關於統治台灣「政績」的論戰,隨著期末考將至及校刊編輯考量論戰佔據過多版面而喊停。

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教授Douglas Mendel及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會長黃義明對於陳希寬等人勇敢的表現,紛紛表示聲援與鼓勵,陳希寬等人為此都感到相當振奮。雖然無法再以投書方式進行論戰,遂改以集資刊登廣告的方式繼續表達意見。

這場「台灣同學」與「中國同學」(親政府者的自稱)之間的論戰反應出196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中台灣留學生關於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統治功過截然不同的看法,對部分台灣留學生而言,更是台灣意識啟蒙的重要階段。如張郁彬(陳希寬的妻子)就認為這場校園大辯論最大的意義是喚醒台灣人的台灣意識,讓很多人開始去思考一些問題,她自己就在論戰的過程中,經歷「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認同掙扎與內心交戰,最後決定當台灣人而不當中國人。莊秋雄也因為這場校園論戰,寫下〈台灣青年的意識初探〉、〈我看台灣獨立運動〉兩篇文章,記下自己台獨意識覺醒的過程。

 

集資刊登二二八悼念廣告

1966年2月28日,陳希寬等人買下半版校刊頁面,刊登題為Massacre at Formosa FEB.28 INCIDENT的廣告(圖),以紀念超過一萬名在事件中遭到殺害的台灣同胞,這是美國校園中首次出現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廣告。廣告四周邊緣用黑線框住表示對罹難者的哀悼,四個角落各擺上十字墓碑及刺刀各一對,凸顯事件當時的血腥恐怖氣氛,文字則引述葛超智、司徒雷登等人關於事件當時情形的說法。
 


(1966年2月28日,堪薩斯州立大學校刊刊登Massacre at Formosa FEB.28 INCIDENT的廣告)

 

中國同學會隨即在隔日提出澄清,指出二二八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煽動所致,政府鑑於事態逐漸惡化,不得不派兵來台維持治安,事件中傷亡的有台灣人也有中國人,但現在卻被少數偏激份子拿來作為反抗政府的宣傳工具,意圖破壞台灣留學生間的感情,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定調與當時的官方立場一致。

當年6月「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與台灣問題研究會決議合併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堪薩斯州立大學便由王能祥代表與會,王能祥回來以後,陳希寬等人就陸續加入聯盟,堪薩斯州立大學所在地的曼哈坦城也成立聯盟支部,並成為台獨運動在美中的重要據點。

同年11月29日,各地台獨團體在The New York Times刊登FORMOSA FOR FORMOSAN廣告,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籍留學生看到後,決定募款在校刊以全頁篇幅再次刊登該廣告,呼籲各大學仿效。1967年2月28日,堪薩斯州立大學台籍留學生又集資刊登題為Formosa Betrayed February 28 Incident的廣告(圖),這回在文字上僅引述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書中一個目擊者的證言,四個角落全改為十字墓碑,中間則是一座插著一把刺刀還滴著血的台灣島,象徵在事件中流血犧牲的同胞,署名「一群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校友」。這張圖日後也廣被使用。
 


(1967年2月28日,堪薩斯州立大學校刊刊登Formosa Betrayed February 28 Incident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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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該校加入台獨聯盟當年校園文宣戰的計畫,也在2月28日的校刊刊登Massacre on Formosa廣告(圖)。日後海外台獨運動、民主運動便經常以集資刊登廣告的方式來表達訴求,成為文宣戰的重要模式,而開路先鋒便是堪薩斯州立大學。
 


(1968年2月28日,堪薩斯州立大學校刊刊登Massacre on Formosa的廣告)

 

(下期待續)


 


陳昱齊/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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