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立法院的門被衝撞開來後,青年在哪裡?│呂伊庭

2017.08.07

對我而言,立法院的門從三一八佔領運動至今,為青年敞開了兩次,但敞開大門後,關於青年的議程在哪裡?

三一八佔領運動被認為是近年最大規模的一場抗爭,立法院的大門,也在此時被許多青年與NGO的組織的衝撞開來,這一場運動不只是單純對於服貿協議所涵蓋的黑箱、反資、反中等等諸多因素而產生,也是對於在這之前的舊政府許多不當徵收、開發和政治亂象多年不滿的累積。時任南部一所大學生的我,同樣也參與在這一場浩大的運動中,從校園內動員了十幾台遊覽車北上,從立法院靜坐,爾後回到校園繼續罷課與組織地方,每一場行動、每一個組織和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渴望一個更好的未來,而立法院被衝撞開的大門,彷彿也象徵著台灣亟欲改革的意念。

而很順利的,在2014地方選舉以及2016中央選舉中,被視為舊勢力的國民黨以及其政治力量受到劇烈對抗,台灣看起來被「翻轉」了過來。但作為一個剛剛進入職場的的我而言,卻對未來的青年議程感到焦慮。我很幸運的在三一八佔領運動後,參與了社會民主黨的創建過程,以「社會民主」旗幟鮮明的意識形態鎖定要改革的政策,其中包含了勞動、年金、稅制改革、透明公開的政治環境以及多元社會,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同時也與在台灣經營二十多年的關於環境與生態保育的綠黨籌組成參政聯盟,投入2016的立委選舉。而除了社會民主黨,時代力量和諸多新興的第三勢力政黨也紛紛崛起,這些第三勢力政黨的誕生與目標,就是擊敗過去陳腐的舊政治勢力,但很現實的,台灣的選舉制度對於新興小黨並不友善,於是第三勢力的政黨們,紛紛選擇以不同方式和民進黨分進合擊,而民進黨在2016的總統大選中不僅成功促使政黨輪替,在立法院也順利過半,終於眾望所歸擊潰國民黨舊勢力,執政後的新政府也延攬了許多擁有豐富社會運動經驗和學生運動組織人士,期望能夠有多元且更公平的聲音進入政府,而新科立法委員也同時延攬優秀的青年參與政治工作,這是立法院的大門第二次的為了青年敞開,但真正的改革從現在才開始。

 

青年,是一個有些模糊的概念,誰是青年?幾歲的人是青年?青年關心什麼?對於青年,不同國家和不同組織有許多不同的定義,而「青年」時常是政治人物拿出來做宣稱的角色,因此時常能看見「青年參政」、「最年輕的立法委員」、「青年新政治」等等口號或是標語,但青年到底是什麼?蔡英文的選舉政見「英派革新,台灣好政」,其中有一段關於青年處境的描述,他說,「青年時常自稱「魯蛇」,因為低薪資、高失業、買不起房子,離成功很遠」,因此,蔡英文說要與青年一起前進,扭轉看不見未來的台灣。由此看來,青年並不只是一群人,一個年齡階層的人,而是台灣距離不遠的未來處境。雖然許多政治人物常說,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國家的方向要由青年來領導,但在政治的議程上,但對於青年或是台灣的未來又是怎樣的改革呢?

 

率先在新政府執政爆發衝突的是勞動議題,勞動議題包裹了工時與工資,在工時上,先是強行通過了一例一休案,再來就是砍掉了勞工的七天假,台灣勞工長期高工時的命運並沒有被扭轉,而隨後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基本工資僅僅從20,008元調漲為21,009元;時薪從126元漲幅到133元,為什麼調漲基本工資很重要?過去我曾參與大學薪資地圖的議題抗爭,這個議題週而復始的成為鎂光燈的焦點,每年都有不同的大學在薪資調查中驚爆打工族的悲慘命運,但這些悲慘命運從來不是驚爆或是獨家,它是所有青年打工族所面對的日常,在台灣,學生/青年打工族被剝削更是一個普遍現象。當時我們調查大學週邊的薪資,將結果在網路上公佈,我們發現許多商家並沒有給予基本工資,我們呼籲商家改善,並且到縣政府抗議要求進行全面勞動檢查,對違法店家進行裁罰,但這個行動從在網路上公布結果那一刻開始,就遭受到許多指責與攻擊,許多人認為商家也是很辛苦的小本經營,認為打工學生不刻苦耐勞很草莓族,也會有學生反彈認為商家靠著剝削打工學生來賺錢。

對於一個有經濟壓力需要打工的學生而言,能夠在學校附近打工比起必須花費時間和交通成本到市區有基本工資的地方打工來得合算;對於商家而言,小本經營和寒暑假的空窗期讓商家無法負荷,提高薪資又提高商品售價,將可能流失客源,壓低一些工資是無可奈何;對於學生消費者而言,萬一因為工資提高的成本,而使得產品售價也必須跟著升高,那麼學生也會消費不起。

 

這個故事並不是要引起抗爭者、打工學生亦或是店家等等角色的對立與仇視,因為當我們開始批判誰奴性比較強、誰比較自私、誰才是真正的不懂民間疾苦時,這樣彼此的對立與仇視反倒讓我們忽略結構性的問題──自由市場下薪資結構問題和台灣區域發展不均的現象。在這樣的結構下,沒有人是受益的一方,我們選擇勞勞相逼,我們選擇指責、我們選擇噤聲,於是週而復始的,同樣的抗爭和同樣的事情又再度回到鎂光燈下。

但這個故事也不只是一個領取基本工資打工者的故事而已,更是一個台灣集體低薪的現象,我不認為誰該委屈求全,誰該想忍為國,誰該將錯就錯。國家訂定基本工資本是維持基本薪資水準並且保障勞工能維繫基本並且尊嚴的生活條件,而有效的大幅度地調漲基本工才資有助於整體薪資結構的往上成長,促成一個更健康的勞動環境。

再來新政府的挑戰是年金議題,年金看似一個離青年很遙遠的議題,其實反映的是台灣未來每一個人的處境,新政府由副總統陳建仁作為召集人,召開了年金改革委員會以及之後的分區地方會議,但在每次的會議場合,而其中幾次的衝突點,就是軍公教的18%優存取消,勞保年限爭議以及私校教師退休所得問題。社會民主黨在選舉政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年金改革方案,其中一項全民皆有的「基礎年金」,基礎年金帶出的不只是老年生活要有保障和安全的希望,同時也是對於青年的一種保障。面對少子化和高齡化,在十年後扶養比為49.9%,也就是每3.2個青壯年要扶養一個老人,而過了四十年後,當與我同為80年代的人們逐漸走向退休時,扶養比是88%,也就是每1.4個青壯年要扶養一個老人,而在主計處的統計中,台灣的月薪大約在兩萬五到三萬間,三萬元以下的勞保退休金在現行的制度下,在老年時並無法使得勞工得以有最低生活標準,除了普遍普遍低薪外,對於打工族和初入職場的青年也是相當大的困境,五人以下的企業不強制納保,職場上薪資低廉也導致工作不穩定,除此之外,高房價以及長照制度的不健全,年金儼然就是關於青年和台灣未來的一項議重要程,但卻成被塑造成世代間的對立,和對於軍公教的職業歧視。

 

青年的議程從來就不只是針對青年,而是指著台灣的未來,而改革也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情,而改革對於身為一個初入職場的我而言,是憂心也是歡心的。憂心的是,舊勢力的人雖然逐漸退場,但舊有的處境、舊有的慣習和舊有的結構仍尚未被打開,仍有許多陳腐、不合時宜和不公平的事情存在;而歡心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看得清改革的重要,越來越多人用各種方式將更多元的聲音從社會帶到政府,即便有憂心和歡心,但我們依然能夠企盼一個更自由、更平等、更團結的國家。

 

 


呂伊庭/社會民主黨青年委員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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