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台灣新國族│格瓦推

2017.08.07

一,記憶所繫之處

國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內涵源自於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以有邊界的領土(土地)、特定群體(人民)的政治共同體(nation)為核心,而建立主權的概念。以此為基礎所成立的治理組織(政府),運作的目的在於回應共同體的需求。

根據陳奕齊〈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一文的分析,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課題不只是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亦即提供公共財的制度與能力,還需涉及共同體的形成與社會的凝結,也就是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由國家所體現的象徵、文化與認同。缺乏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會導致治理失序的國家失敗。

Ernest Renan(1823-1892)在《何謂國族?》如此定義nation:「國族是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以標誌共同生活的意志。」(la nation est un référendum quotidien caractérisé par la volonté de vivre ensemble)國族由二者共構:1.共同的歷史記憶(過去);2.共同生活的意志(現在)。這是對「我群」政治認同的基礎。我群的邊界之所以形成,可以來自土地、社會價值、政治制度、文化、語言、歷史......等共享之物;我群之存在,是為了持續創造上述共享之物的價值,這就是共同生活的意志。

對台灣共同體而言,中華民國的國族想像無法符應斯土斯民,中華民族的打造是缺乏土地、歷史、記憶作為基礎的殖民工程。台灣是台灣人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共和,除了法理憲政的課題,同時需要一場國族再確定運動,包括台灣主體意識行動的集結,以及足以形成國族面貌與內涵的文化工程。

 

二,台灣國族主義

不論將中華民國在台灣判定為「流亡到新佔領地的殖民政權」或「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不論主張台灣獨立建國或國家正常化,台灣的國家打造都需要台灣認同的集結,也就是台灣國族主義。

國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種政治原則,誕生於18世紀末,目的在於維護國族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相對於君主政體)。其訴求為:將國族的組成單元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國族附加一座政治屋頂。

所謂台灣國族主義,同時包括:

a.主張建構一個台灣人的國族國家——國家打造。
b.主張建構一個能符應台灣的政治共同體——國族打造。

台獨的基本定義:終結外來的中華民國體制,依國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獨立建國。這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抉擇,在本質上,是國族認同的抉擇——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所以台獨運動不能缺乏台灣國族主義,甚至台獨就是台灣國族主義運動。正如台獨先行者王育德所言:「要促進獨立運動,發揚台灣民族主義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因此必須讓台灣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

國族主義有「邊界」與「結合」的性質,這是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必要條件。但同時也因此衍生疑慮:邊界是否發展為排外?結合是否發展為壓迫少數或個人的集體主義?例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推動的中國國族主義,是以想像中的血緣為國族邊界,並堅持一種虛構的同質性(同文同種),強加在政治支配下的差異個體。台獨運動應如何警戒國族主義可能的流弊?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政治共同體不可能沒有邊界,需要被省思的,是劃定界線的方式。其次,國族主義不只一種類型,台獨運動應以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為訴求:國族是公民自由意志的結合,以契約論的精神結合人民、土地與國家,含納平等、自由、寬容等價值,並兼容差異的個體權利(所謂差異,例如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記憶)。

國族主義的光譜很廣,即使是強調血緣系譜、主張國族是由群體共同遺產而形成的部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在這一類型之中,雖然納粹走到種族主義、中華民國走到殖民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到泛中華主義;但是甘地、反納粹的自由法國地下武裝人員、曼德拉、二十世紀反帝國運動等,也都是反殖反帝的國族主義者。在反殖反帝的背景下,對於部族國族主義的倡議,不應尺度過於嚴苛地否定其價值。

考察台獨運動的歷史,史明、王育德、黃昭堂等前輩所倡議的台灣國族主義,皆反對以血緣界定台灣國族:史明與王育德以地緣因素與殖民地受壓迫的共同命運,論證台灣國族之形成;黃昭堂甚至為了避免與血緣論混淆,以「那想那利斯文」(ナショナリズム)取代國族主義一辭,主張以土地與國家認同來定義台灣人。上述以土地為邊界的國族認同,只要與契約論的精神結合,就是公民國族主義。

 

三,國族作為文化共同體

國族主義只是一種政治原則,我們必須追問:國族認同的集體認知如何可能?除了共享共構共同體的制度與價值,除了地緣因素所造成休戚與共的命運連帶,台灣作為共同體,應如何標誌國族特色,以協助自我認知與被他者認知?

在工業化之後,任何政治共同體之所以能建構與運作的關鍵,在於文化。更精準地說,是以基本教育為基礎的社會化:例如以共享的語文作為溝通、分工與規範的媒介。這種對於文化同質性的需求,是國家與文化必須結合的主因。

前述國族主義的訴求:「將國族的組成單元與政體結合在一起」,至此可以改寫為Emest Gellner在《國族與國族主義》所說的:「將文化與政體結合在一起」。亦如其所言:「國族主義是新形式社會組織的結果,立基於深層內化且依賴教育的高級文化之上,且各自依靠其所屬國家來保護。」

國族作為文化性的共同體,國族的打造,以及國族認同的產生,都必須著力於足以形成國族面貌與內涵的文化工程。更何況,台灣的國族認同還必須對抗以下兩者的壓迫:中華民國的文化殖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泛中華主義。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打造,有助於台灣社會從認同錯亂的泥淖中脫困。
關於台灣的國族文化工程,此處僅提出兩項原則:

1.解除中華民國體制所造成的中國中心與中國文化霸權現象,例如不再以中國史作為「本國史」,華語不再作為唯一官方語言。

2.以台灣為主體,依平權、比例與扶弱的原則,翻整出多元文化得以復育與成長的土壤,例如以公共資源的重新分配支持本土語言的發展,在媒體、教育、國家考試、藝文獎助......各領域。

台灣需要清晰的文化特色以表徵自己,同時應盡力避免被中國文化代言國族面貌。但是台灣文化的打造,並非排除中國文化在台灣,亦非拒絕多元文化所帶來的富饒;而應以本土化為原則——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下,並且在非壓迫狀態下,住民、土地、歷史共蘊豐富的文化色彩。

 

四,結語

台灣國族意識的集結,與台灣國族文化的建構,不只能帶動認同的轉型——從中華民國認同轉變為台灣認同;同時可以透過對國族處境的認知(目前為受迫狀態)與爭取(尋求自決獨立),使國族與階級條件結合,台灣才可以從「自在國族」(nation-in-itself)的沈睡狀態,轉變為「自為國族」(nation-for-itself)的有意識自我建構。

民主必然本土,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的緊密連結,才能將台灣推動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民主等普世價值不可能以不分你我的烏托邦方式實現,「界線」才是普世價值的起點:在叢林中圍出一道牆,把普世價值留在裡面,把叢林法則隔在外面。一個充滿進步價值的政治共同體,是在邊界內實現價值、守護價值。


 


格瓦推/基進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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