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與漢文化對土地的執念│許詠翔

2017.08.07

美國一家顧問公司Demographia,每年都會推出一份《國際房價負擔能力調查》(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報告,針對全球都市的房價所得比進行排行。

在2017年最新的報告中,Demographia在加拿大、美國、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的幾個都市,以房價中位數除以家戶稅前所得中間值所得之商數進行排行。
先說明一點,在這份報告中,中國僅有香港一座都市被列入調查,台灣則沒有都市被列入調查。排行前十的都市如下:

排名 都市國籍 房價負擔(倍)
1 香港/中國 18.1
2 雪梨/澳洲 12.2
3 溫哥華/加拿大 11.8
4 奧克蘭/紐西蘭 10.0
5 聖荷西/美國 9.6
6 墨爾本/澳洲 9.5
7 檀香山/美國 9.4
8 洛杉磯/美國 9.3
9 舊金山/美國 9.2
10 伯恩茅斯與多塞特郡/英國 8.9

如果你想知道台灣都市的數字,營建署在與這份調查差不多同期公布的數字是,台北市15.47、新北市12.70,兩者都在榜單第一名香港和第二名雪梨之間,可以排入前十的還有台中的9.42。當然,因為兩邊數據計算的基礎多少會有不同,大家當個參考就好,這篇文章的重點也不在這邊。

如果你仔細看這份榜單,會發現除了第10名在英國的伯恩茅斯與多塞特郡之外,前面九個都市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都有著相對比率較高的漢文化社會移民。比方說加拿大的溫哥華,房價負擔指數就比漢文化社會移民較少的大城多倫多高得多;美國第二大城洛杉磯的房價負擔指數,也比位於中部、漢文化社會移民較少的第三大城芝加哥高得多。

在Demographia 2015年版的《國際房價負擔能力調查》中,房價負擔比最輕的十個都市是美國的水牛城、辛辛那提、克利夫蘭、羅撤斯特、匹茲堡、底特律、格蘭德拉匹茲、俄克拉荷馬市、聖路易斯、哥倫布市、印第安納波利斯、堪薩斯城,除了水牛城位於紐約州,其他都是位於美國中部、漢文化社會移民較少的都市。

「『美國幾大城市的房價基本和華人的比率正相關。例如上述六座城市裡房價第二高的舊金山,其華人比率就高達21.4%。而在房價最便宜的休斯頓,華人比率只有1.3%,也是五大城市中最低的』」這是一篇基於另一個調查機構Numbeo調查報告的文章其中一段,一樣把房價高低的矛頭指向都市中的漢文化社會移民比率。

文章中以美國五大都市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還有休士頓,和中國的上海相比,六個都市的房價收入比分別是39.7倍、17.5倍、28.4倍、9.5倍、6.1倍以及上海爆表的89.5倍,數字簡直是和漢文化社會人在當地所占的比率完全連動。(再次強調,不同的調查單位調查的基準不同,請不要把這些調查混在一起看)

如果綜合這些調查報告,再對照台灣各都市以及香港的高房價,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深圳、上海、北京等大都市房價飆漲,房價負擔比高得嚇人的現象,以及九七後香港人移居到大英國協各國的幾個主要都市,房價負擔比都高於同國的其他都市。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承襲漢文化的人只要在社會占到一定的比率,必定讓當地有房價高漲的現象。不管是美國、是加拿大、是澳洲,各個國家的法令都難以阻止漢文化社會移民炒房。

 

為什麼漢文化社會對於房地產的執迷強於其他文化社會?我們這樣說好了,我們的社會文化一直在教育我們一件事情:成家是重要的,為了成家你要有一個房子。

其實「成家必須有自己的房子」這種想法,只會出現在定耕民族的社會。遊牧民族必須逐水草而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移動,在一個特定地方蓋好房子求安居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這樣說你不好理解,可以想像自己在跨國公司工作,可能常常要到不同國家、不同都市工作,常常要搬遷的生活模式,對於「買房子」的欲望一定會遠低於一般從出社會到退休都在同一個城市的上班族)。

不巧的是,東亞大陸從紀元前一千多年、周王朝滅亡商王朝之後,就成為一個太過成熟的定耕社會,人被土地綁住開始很少遷移、而生計完全視乎土地種出多少作物,「安土重遷」、「有土斯有財」的概念滲透到這個文化區域中每個人的血液當中,「家庭」和「房子」兩個不同的概念開始被緊緊地綁在一起。

 

而後外族入侵,周王室東遷,周王朝下的各封建諸侯國紛紛變法,以求富國強兵,工商業和(各諸侯國之間的)國際貿易再度高度發展,甚至出現商人呂不韋以龐大的財力押寶秦王國王室,企圖取得天下的故事。一直到贏政消滅東周諸王國,建立起大一統的秦王朝後,為了穩固政權,強遷全境富豪到咸陽,並且執行重農抑商政策,東亞大陸人再度被綑綁到土地之上。而後繼的漢王朝,更制定了「平準」、「均輸」等國家公賣、破壞自由市場機制的政策,全面壓制商業交易。

原因無他,要「造反」、要「革命」,最強大的、也最核心的武器,就是金錢。有了錢,就能招攬好的人才,沒有錢,就只能用「反清復明」那種宗教式口號去催眠蠢蛋。讓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富庶──講白話就是有錢,永遠都是最好的政治號召。而且真的要武裝起事,有錢才能買好武器、雇用更多兵馬,同時有源源不絕的補給供輸讓這些兵馬可以持續作戰。

當然,商業這個行為本身的特性,對於階級社會的維持也有很大的威脅;商業是人類最平等的社會行為之一,買賣兩造,如果不是在外力介入的狀況下進行交易,不管年紀和社會背景,兩者是居於平等地位的。相比起來,定耕社會的農作年復一年少變化,經驗愈豐富的老人發言權就愈強。

另外,商業行為也會造成人際關係的橫向擴張;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是縱向的,也就是一家老小一起綁在一塊田上,這時候人的人際關係就只有家族內部的人(所以農業社會的家族力量通常會大於工商業社會,這不只是東亞地區、歐洲也是如此)。

然而交易這個行為,卻會讓種米的人認識種棉的人,養豬的人認識養牛的人,讓人的人際關係不再限於同一個家族,認識的人多,除了見識會增加、知識會增加,資源也會增加,遇到事情也更有人可以一起商量──這當然也會讓人民反抗暴政的機率增加。對權力者而言,要穩固政權,阻絕工商業發展,讓人民成為被土地綑綁的農奴、失去一本萬利、透過商業投資變有錢的機會,是最好的辦法。

換句話說,「高度發展的定耕農業社會」、「大一統的統治者穩固政權刻意壓制工商業」這兩個要素,成就了漢文化社會對土地異常迷戀的心態。

 

結果就是,即使台灣、香港、中國都陸續邁入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甚至移民到歐美已經是完全以工商業為主的先進城市,我們注重土地、(被權力者洗腦)仇視商業的文化,還是會默默地、不露痕跡地透過你的師長親友一直傳輸你這個觀念:「不要亂買東西,存錢買房子」、「不要冒險投資股票,存錢買房子」、「不要跑去做什麼鬼生意,存錢買房子」、「出去玩多浪費啊,快樂太短暫,存錢買房子才永恆」、「東西可以用就好、同樣的東西有人賣比較貴不是它比較好、只是公司有花錢買廣告,存錢買房子才是正途」。

然後我們的資金就全部集中到土地(房子)上,但土地一有限二生產力不高(農地當然有生產力、但很低,蓋成房子就沒有生產力了,當然如果你家房子過兩個月生了小房子,我就道歉說我胡扯),需求大於供給,價格就會上漲。

如果單純的依照自由市場機制,房價漲到某個程度、大家買不起,營建商手上一堆賣不出去的房子,他不是降價、就得破產跑路然後房子被法拍。

可是人民強烈的「政府必須讓想買房子的人都能買房子」的願望,會促使政府做出回應,這時候政府主導了優惠房貸。對買房子的人而言,房價已經變相降價了(因為房貸利率降了);但對建商而言,他們卻在沒有降價的情況下去化了存屋,而沒有得到錯誤判斷風險應得的懲罰。這種心態會讓他們把資金送入房市更加心安理得,而不會去考慮把資金投在其他地方避險。

結果產生的第一個狀況是房子該降價卻沒降價,第二個狀況是本來已經不會往房市倒的資金,又因為政府主導(請求銀行降低房貸利率)和建商沒痛到(甚至有一種市場垮了政府一定會進場救援的安心感)倒了進來。

房價高漲讓當初勸(逼?)年輕人買房的師長親友印證他們是對的,更加心安理得地要下一代繼續努力買房,而不是消費投資讓資本市場活化。做小生意的人要負擔一堆風險,就算創意無限僥倖成功,結果收入大部分入了房東口袋,被當初買房的人盡情潮笑這是「急功近利」的結果。新入的資金一看,發現與其花大錢蓋工廠,創造一堆工作機會還要被罵汙染原、慣老闆,不如也把錢都投入房地產。

這種狀況造成馬英九政府執政時,降稅希望台商回鄉投資,但當這些台商將錢移回台灣後,發現與其冒著血本無歸的風險投資產業,不如將資金投入穩當的房地產市場。結果是這個「鮭魚返鄉」政策,不但沒有充裕資本市場、促進產業升級的效果,還墊高了房價,讓台灣人的生活更加辛苦。

 

如果我們的社會這時候有「買不起房子算了,把錢拿去玩樂投資自己還比較划算」,情況還是有可能回到「建商手上會一堆存貨,不是降價、就得破產跑路然後房子被法拍」,讓吃喝玩樂的消費商機大增、吸引想獲利的資金流入消費市場,不再繼續拉抬房價。

但我們的社會聲音卻是「有房子是人權」、「政府有義務讓年輕人可以買房子」,建商自信滿滿不肯降價,因為選民會壓迫政府拿錢出來幫他們去化存屋,結果在沒有消費市場、工商業又屢屢遭汙名化,投資房地產又穩賺的情況下,資金繼續把房市不停地往上拱。甚至台北房價高漲的那幾年,資金還溢出到日本、澳洲、加拿大、泰國繼續炒房。

外國解決居住問題,即使由政府蓋社會宅,都還是以出租的方式交給市民使用。但台灣人卻要求「住者有其屋」,這種對土地房子的執念,讓資金不斷往土地躦,也造就房價高漲,產業難以升級突破、勞工工資無法提升的停滯狀況。

如果我們沒辦法去除對土地房屋的迷戀,破除仇視工商業投資的心態,台灣人恐怕將永遠被古老農耕民族的意識形態綁架,台灣社會也難以更加富裕文明。

 


 


許詠翔/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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