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倍經濟學」到「安倍政治學」│陳永峰

2017.08.07

一、「安倍經濟學」的偉大實驗

自從《日本經濟新聞》(2016年11月15日)和《文藝春秋》(2017年1月號)接連刊出安倍晉三經濟智囊,「安倍經濟學」理論大師濱田宏一的「謝罪文」之後,四年來的「安倍經濟學」狂騷曲,終於告一段落。雖然,遠在「安倍三支箭」射出之初,筆者便已斷定「安倍經濟學勢將退潮」(《中國時報》2013年6月28日),但是,無論如何,在65歲以上人口已經超過27%的成熟老齡社會當中,經濟成長戰略的實施極具挑戰,同時也充滿魅力。

不過,大部份的日本人恐怕已經忘記,2010年菅直人曾經高喊著創造「最小不幸社會」的口號,出任日本首相;當然,也不容易記得,消費稅的提升是野田內閣在2012年所提出並且通過的法案。但是,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民主黨(現民進黨)政權的社會性格,無論如何,具有高度的時代意義。

2011年的311核災之後,原本「應該」在民主黨政權(2009-2012)的主導下,從「拼經濟」順利過渡到「拼社會」的日本,在今天,卻時代倒退似地,重現「拼經濟」,甚至「拼政治」的擬象。所以,我們不得不說,民主黨執政的失敗,在日本政治發展史上,確實是一大悲劇,明顯使得日本社會的時代性過渡,遭遇瓶頸。 

不過,不管歷史前進的軌跡如何,「安倍經濟學」確實已經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標準教材。

關於政治與經濟間相互作用的理念型,讀者們不妨參閱下表,不過看看就好,歷史的事實,長期地來看,從來不照教科書來。

 

  經濟影響政治
 
政治影響經濟 統合主義 凱因斯主義
政治影響經濟 馬克思主義 新古典派經濟學

作者製表

 

「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金融緩和)和第二支箭(財政出動)都是典型的凱因斯主義。凱因斯主義強調政治對於經濟政策的主導性以及經濟效果的產出,期待政治對經濟影響的極大化。「安倍經濟學」結合中央銀行與官僚系統的力量,一如預期,將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在短期內發揮到極致。市場反映一度積極。

但是,到了第三支箭(成長戰略),市場的反映則明顯無力。原因無他,在連郵政、鐵路和電力都已經完全民營化的日本,政治對於產業創新、企業成長所能產生的影響實在已經微乎其微。所以除了市場開放、規制緩和,極度減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之外(新古典派經濟學),早已無計可施。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是凱因斯主義,到了第三支箭的成長戰略,卻又成了與凱因斯主義體質相反的海耶克主義。

也就是說,二十餘年來,宛如經濟學實驗室的日本,用盡了所有的金融財政手段,但是仍然無力刺激景氣的回復。借錢的成本極低,但是企業仍然不太願意借錢擴大投資,唯一拼命借錢的只剩下政府。這使得人類史上最長的零利率/負利率時代,以及相對於預算規模最高比例的財政赤字都已經在日本實現。

另一方面,縱觀眼前日本的民意走向,自由派與傳統社會民主勢力幾近全滅。相反地,期待國家振興國內經濟的「國民經濟主義」以及回復日本民族自尊心的近代型「族=國主義」全面崛起。包括,通貨膨脹目標的設定以及平成以來第3度調漲的消費稅稅率,都明確代表著「社會的富」由民間部門大量且長期地往國家部門移轉,但是,始終不見國民的強力反彈。

 

二、安倍現象:史上最強的庸才首相

1955年創黨的自民黨從1974年開始設定總裁任期,一開始三年兩任(最長六年),1978年後縮短為兩年兩任(最長四年),直到2003年黨勢低迷,才不得不為高人氣的小泉純一郎改回三年兩任。

議會內閣制國家誰支配國會,誰就支配內閣,首相不設任期或毋需設定任期。但是,日本自民黨為何非設定總裁任期不可,當然有其歷史原因。

一是經過60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自民黨長期政權確立,政黨輪替可能性幾近消失,誰是總裁誰就是首相。二是因為自民黨為一合併而成的聯合軍團,黨內派系林立,左右雜處。如果總裁不設定任期讓各派閥領袖輪流出任總裁=首相的話,各派政策主張難以實踐,黨內勢力平衡也難以維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自民黨與官僚系統長期且強固的共生關係,使得派閥的短期輪治得以可能,不容易斷然影響國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延續。

自民黨於今年3月5日召開黨代表大會,修改現行的總裁任期制度,從三年兩任變更為三年三任(最長九年)。這當然是為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所量身訂製的新規則,如果「真」有第三任的話,任期將從2018年9月開始,最長可到2021年9月。普遍被日本知識界及媒體界視為「庸才」的安倍晉三,將非常符合日本型政治文化的要求,成為日本立憲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

今日的「安倍現象」之所以出現,在學問上可以回溯到1989年自民黨在參議院慘敗,使得日本「聯合政權」的出現成為常態,至今未解。這也是今天的日本政治,撇開支持率僅有3.8%(5月NHK定期民調)的公明黨就難以說明的原因。接下來,武村正義、羽田孜、小澤一郎等人的離黨以及1993年、2009年自民黨的兩度下野,現在看來確實重擊自民黨傳統的派閥輪治政治,同時也終結了派閥間的「擬制」政黨輪替。基此,從2001年吹起的小泉旋風開始,支持率重視的民粹主義席捲日本列島,官僚出身或官僚型的首相就此從日本政治史當中消失。事實上,戰後日本最著名的首相盡皆官僚,例如: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福田赳夫、中曽根康弘,直到最後的宮澤喜一,皆是。

也就是說,現在的自民黨在組織上非常貧弱,依靠的只有安倍晉三個人以及由安倍所支撐的支持率(內閣支持率51%,5月NHK定期民調)以及什麼都不是的在野黨。

因此,安倍晉三的延任確實已成為自民黨人唯一的救贖。否則,2018年12月以前,甚至今年就可能發生的眾議院改選,以及2019年夏天勢必到來的參議院改選,在舊派閥的奧援無限弱化之後,沒有幾個自民黨政治人物有把握過關。

只是,就如日本政治圈人人知曉的俗諺「政治的世界,三寸之前,無人能見」一樣,2018年、2019年的日本政治,又有誰能預測呢?

 

三、修憲=制憲?「和平憲法」的換骨奪胎

憲法是國民(nation)對國家(state)的命令。不過,日本和台灣都不是。

今年5月3日,安倍晉三在《日本國憲法》施行70週年的紀念講話中,公開承認自衛隊的存在有違憲之虞,所以非得施行新憲法不可,此一舉動,無可避免地,在日本憲法學界及輿論界引發激烈的討論。

只是,到目前為止,許多台灣媒體都沒注意到,安倍晉三說的是將在2020年施行「新憲」,而非修憲。

也就是說,安倍或「安倍們」認為,根源於日本的敗戰而從美國人手上拿到的憲法,本來就不是國民對國家命令的發動。因此,不管是在形式或實質上都沒有辦法和日本人的傳統意志相結合,所以,非得發動一次「憲法制定權力」不可。雖然形式上看起來像「修憲」,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制憲」。這和李登輝先生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修憲」進行對《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的換骨奪胎,在政治手法上,一模一樣。(2015年,筆者為了替李登輝先生的話題作《新・台灣的主張》撰寫推薦序,曾經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李登輝>為題,說明了台灣人的哲學性空白以及台灣國民國家形成的破綻。)

戰後日本傳統右派強調「主體性」,不要美國人給的憲法,非得修憲不可。但是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又不得不強化「日美同盟」固守「日美安保」,這叫作「親美改憲」;相反地,傳統左派則認為丟掉美國人給的「和平憲法」會令日本人重返戰爭,所以不願意修改憲法,但是骨子裏反美,特別是在沖繩問題以及美軍駐留問題上面,這就叫作「反美護憲」。

5月3日,一聽到安倍晉三的自衛隊違憲發言,護憲左派大樂,「經過63年,你們終於承認自衛隊違憲了吧!」;相反地,改憲右派則極為懊惱,「我們都已經撐過六十幾年了,安倍君喲,清醒點,千萬別抓狂啊!」

安倍晉三當然沒抓狂,而且一如往常,完全按照幕僚編排的劇本演出。

 

近來,安倍放出的「修憲=制憲」風向球有二。一是,不動憲法第9條第一、二項的放棄戰爭及撤廢軍備條項,直接「增修條文」(這一點讀者們是否感到似曾相識),讓「違憲中」的自衛隊取得法制基礎 。這滿足了佛教團體公明黨保留「和平憲法」以及「加憲」的主張。

二是,高等教育無償化的入憲。這一方面吸納了日本維新會的政策主張,另一方面也相對淡化了專為重新「武裝」而修憲的刻板印象。

接下來,日本政治日程的軸心,將是2018年12月13日前必然來臨的眾議院改選與修憲公投是否同時舉行。由於修憲提案在眾參兩院通過三分之二多數的「發議」之後,必須在60天到180天之內接受國民複決(公投)。因此,如果眾院改選要綁上修憲公投的話,安倍就得在2018年10月前解散眾院。但是,在此之前,2018年9月自民黨總裁必須改選。

也就是說,安倍延任(三連任)與否,攸關「修憲=制憲」以及日本保守右派傳統回歸的歷史進程,深值關注。


 


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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