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是主宰中國社會的最高原則│余 杰

2017.08.07

中國歷史學者吳思曾經提出「血酬定律」的概念,以此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吳思指出,在專制的中國,「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這種「官本」一旦「主義」起來,甚為蠻橫,說什麼便是什麼,說多少便是多少,越過邊界一味地自我擴張。「合法傷害權」說白了,就是對「合法暴力」的「合法應用」。各個社會集團,以及各集團內部,根據加害能力分肥,各種資源也追隨著這種能力流動。所以,真正能阻止官吏成為酷吏的,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換言之,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所謂惹不起,就是損害他們的風險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損害。所謂惹得起,就是損害他們是件有賺頭的事。

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分析中國逃亡富豪郭文貴與中共「腐敗集團」之生死搏鬥,許多疑惑立即迎刃而解。

在美國之音專訪中,郭文貴說:「中國安全部對一些有影響力、可以利用的商人進行所謂的'商業掛靠」,就是「讓你幹啥你幹啥」,當然不會讓你搞情報殺人,我不是特務,只是利用我的海外資源辦事,協助他們建立海外關係,還有聯絡海外的敏感人士,像是達賴喇嘛和民運人士。當美國之音記者詢問郭文貴,前國安部副部長馬建是否爲其「靠山」時,郭不願接受「靠山」這個帶有貶義的說法,他換了「領導」這個充滿敬意的名詞。美國之音記者抓住「領導」這個稱呼,繼續詢問郭是否爲國安部的工作人員。善於自我保護的郭文貴立即否定這個身份:國安用我辦公室也不付錢,讓我到海外調查,我見達賴喇嘛的飛機費用都花了三個多億。他從來沒給過我一分錢。如果我是安全部的工作人員,他應該給我辦公經費啊。郭特意挑選「商業掛靠」這個極具當代中國特色的語彙,來定義自己與國安部之間的複雜關係。

 

郭文貴與國安系統的關係有一個「三步走」的演變過程。一開始,郭文貴是國安機構的獵物,被動地接受「商業掛靠」的命運,用郭文貴形象的說法,不存在所謂的官商勾結,如果說官是老鴇,商就是妓女,兩者在權力關係上完全不對等。第二階段,郭文貴逐步發現「商業掛靠」到國安門下,自己可以「吃小虧,佔大便宜」,便積極主動地與國安機構同流合污、瘋狂斂財。第三階段,當郭文貴的官場保護傘在政治鬥爭中失勢時,郭本人立即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偌大之中國,沒有寸土可以容身。

郭文貴及其商業帝國二十年的興衰史,充分表明在中國這個警察國家,有權有勢的人物無不都跟強力部門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其本人即便不是秘密警察招募的對象,也是有「掛靠關係」的「編外警察」,否則就不可能依據「血酬定律」獲得顯赫的地位和豐厚的回報。郭在私底下幫助國安做一些國安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並爲國安的「小金庫」提供資金;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國安也幫助郭打擊和掃除商場上的對手,甚至為之開拓財源。從獲取土地到從銀行貸款,任何一個環節只要遇到難處和障礙,一旦有國安高官出面關照,立刻一路順風。

《新京報》在一篇關於郭文貴的報道中說,在北京商界,郭文貴擁有「戰神」、「加勒比海盜」等稱號。「在這些暗黑交易中,他就是那個躲在權力的霾影裡的幻影,一個性格多面,難以捉摸的操控者。」報道更指出:「多次,郭文貴將幫助他的人送進監獄,完成對巨額資本的搶奪,爾虞我詐,形如大片。」而馬建對郭文貴的評價也證明了這一點:「郭文貴從商人本質上講是很自私很逐利的人,也沒有道德底線,他可以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從他同肖建華、車峰、李友合作的事情上都能看出來,但是對郭文貴有幫助的人員,比如對我,他都是言聽計從,並且可以為我揮金如土,給人感覺他很有親和力,很講義氣。」換言之,郭文貴就是一個「流氓大亨」。儘管如此,郭文貴未必比目前那些仍在舞台上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的「企業家」——如馬雲、馬化騰、柳傳誌等——更「壞」,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是一樣的。

 

郭文貴「入夥」之後,與中共高官稱兄道弟,打得火熱。對於國安部副部長馬建,郭文貴言聽計從、低眉順首,如今馬建雖已入獄,並在視頻中揭批郭,但郭對馬仍不乏敬意,親切地形容馬建是「一名兩袖清風的老公安」。而對另一名政法系統的「合夥人」、職位比馬建低一級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郭文貴則頤指氣使,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馬建說:「對張越,郭文貴總是破口大罵,張越總是對他唯唯諾諾。」郭文貴知道,他既然賣身給了國安部,就可以靠國安部的招牌在其他官僚面前逞威風,這是他的那一份「血酬」。

就在郭文貴宣佈爆料前夕,2017年4月20日,中國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張越受賄一案。這絕非巧合。中國官方媒體披露,張越收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一億五千八百多萬元。此前,張越長期在北京國保部門(政治保衛處)任職,很多著名異見人士和人權活動家都曾是其監控、騷擾的對象,很多人對這個人還有清晰的印象。如今,張越被他所捍衛的體制無情拋棄,所獲之刑期將比大部分他所迫害的「國家敵人」還要長,這也算是當代中國的黑色幽默之一。

郭文貴所公開談論之內容,半真半假,亦真亦假,既不能全部當真,也不能全都不信。比如,郭文貴說他爲了完成中國政府交託的跟達賴喇嘛見面的任務,光飛機費用就花了三個多億;又說要拿十億美元,跟向他發出「紅色通告」的國際刑警組織打官司。這些誇張的說法和數字,顯示出當代中國富豪階層揮金如土、大言不慚之本性,他們尤其喜歡用天文數字般的財富來嚇人。

通常情況下,作為國安部的一名「馬前卒」,郭文貴不敢跟國安部以及掌控國安部的常委級人物為敵。他深知,他所擁有的數千億財富大都來自國安部的神秘權力,否則他永遠只是一個靠倒賣摩托車起家的、縣城級的房地產商而已。中國沒有獨立的、依托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商人階層,商人是官僚的附庸,商人與官僚都服膺於「血酬定律」。

 

在馬建倒台之前,中國境內的公開資料查不到郭文貴的照片和基本信息,由此營造出郭背景深厚、能量很大的神秘光環。一些因經濟糾紛被抓的富豪,只要求郭文貴出手營救,往往最後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郭文貴不會白白幫忙,將人撈出來之後,對方必須將公司控制權乖乖奉上。在此意義上,如果說中國政府的強力部門是綁匪,那麽郭文貴則扮演了綁匪之掮客的角色。以生意而言,郭獲得的回報比在正常的市場中的贏利要豐厚千百倍。這樣的一個巧取豪奪的國家,怎麽能被國際社會承認爲「市場經濟國家」呢?

從郭文貴崛起和逃亡的路線圖中可以清晰地發現究竟是什麽力量在主導中國社會的運作。中國產生不了比爾•蓋茨和喬布斯式的人物,也不會有洛克菲勒、沃爾瑪式的商業家族或家族企業。郭文貴之於馬建(以及馬建背後更高層的大人物),猶如清末的胡雪巖之於左宗棠,民國的杜月笙之於蔣介石。不過,晚清和民國是「盜亦有道」的時代,胡雪巖和杜月笙基本算是全身而退。而今天的中國,官場不守官場的規矩,江湖不守江湖的規矩,一團亂麻、一通亂戰。郭文貴想當杜月笙而不可得,想當胡雪巖更不可得。他不願像多次榮登中國首富座次的國美老班黃光裕那樣成為階下囚,更不願像薄熙來的金主、大連實達的老闆徐明那樣死於非命,所以惟有「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赴美之後,郭文貴深居簡出,密切關注中共對他的態度。在爆料初期,他步步為營,點到為止,最多只是「打死老虎」。他的諸多家人還在中共的魔爪之中,他的兩個哥哥被關押多日之後雖已釋放,但經酷刑折磨,身心俱疲、不成人形。中共搞株連九族的把戲,比古代的皇帝還要嫻熟。郭文貴投鼠忌器,還想跟中共談判,達成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妥協方案。

 

然而,中南海對郭文貴的出格言論惱羞成怒,不願與之談判,乾脆將整個棋盤掀翻,將郭文貴逼上了絕路。中國的獨裁者及其統帥的國安部、中紀委、政法委、公安部等強力機構具有超然於法律和憲法之上的權力,可以對任何人實施「合法傷害」。從死後骨灰盒上只有化名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到被非法軟禁終身的總書記趙紫陽,一直到薄熙來、周永康,誰能逃避「血酬定律」?據傳,2017年4月23日,在北京沙河總政看守所,武警原司令、前副總參謀長王建平上將用一根筷子戳進頸動脈自殺。王建平因涉嫌腐敗於半年前被拘查,他涉嫌與已落馬的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有關、與前「政法王」周永康也關係密切。據網絡爆料,1989年6月4日,時任陸軍某旅參謀長的王建平率領部下,手持衝鋒槍橫掃抗議群眾,因行事心狠手辣,得到上峰欣賞,從此官運亨通。當年殺人不眨眼的王建平,今日有沒有膽量用如此可怕的方式自殺,抑或是像徐明那樣「被自殺」,在中共垮台這將永遠是一個謎。習近平弄死王建平這樣一個曾統帥八十萬武警部隊的上將易如反掌,在其眼中紅頂商人郭文貴豈不就是一隻小小的螞蟻?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郭文貴家族就曾與基層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郭的一個弟弟遭警察當場開槍射殺。應當從那時起,郭文貴就深知共產黨之殘暴,「血酬」絕對不是一個形容詞,不是槍戰電影中替代人血的雞血或顔料,那就是淋漓的鮮血。應當從那時起,郭文貴就煉成了一名不怕死的「光棍」,若一個人不怕死,從恐懼的陰影中走出來,他就能成大事。既然橫也是死,竪也是死,郭文貴遂不惜背水一戰,說不定還真能「螳臂擋車」、 「螞蟻戲大象」,正如他在推特上所說:一切剛剛開始。我們當然不奢望靠郭文貴的力量終結中國的「血酬定律」,惟有在中國建立一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制度,才能將依「血酬」運作的「潛規則」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余   杰/旅美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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