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台日兩國關係的黃金機遇期│李明峻

2017.08.08

一、前言
台灣與日本均位於世界最大陸塊與全球最大洋面的交接點,南北銜接一衣帶水,地理位置與戰略地位可說是唇齒相依。據史料記載,台日的交流長達五世紀之久,甚至連中國的古文獻有時亦誤認「台灣自古屬於日本」,再加上清國政府和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後,正式成為日本領土達51年之久,因此台日關係的密切不言可喻。

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同盟國接收台灣澎湖,但逕自於1945年10月25日將台灣編入領土,並將居住台灣的日本人強制遣返,而日本則處於盟軍佔領狀態,台日雙方均陷入被人宰制的情況。在日本恢復獨立之後,先於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的領土權,而由於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在對中國政府的承認方面,日本選擇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形成冷戰的圍堵態勢,但另一方面採取政經分離方式,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一定的經貿關係,以保障其國家利益。一九七二年,日本突然改變對中國的政府承認,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亦在雖無正式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維持穩定並繼續發展經貿關係及民間往來。

然而,台日沒有外交關係四十五年來,台灣與日本的國內外局勢都發生重大轉變,前述狀況是否因而發生質變?本文旨在從新思維審視台日關係,探討台日關係的現況,並希望能對台日關係未來可能的新動向。

 

二、後冷戰時代台日關係軌跡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1990年的冷戰結束,台日關係開始新的轉變。前總統李登輝以個人關係為基礎開展對日外交,台日關係逐漸回溫,台灣民主化也使日本對台灣產生興趣,不再是左右對立的議題。特別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使得原本因蘇聯解體而陷入「同盟漂流」的美日關係找到新方向,美日安保不斷強化,相對也讓台灣地位越形重要。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首次執政的民進黨剛上任時,普遍被認為沒有日本專家,讓外界認為對日關係將進入最弱的階段,但由於陳前總統任用對日經營有在地經驗的日本通羅福全、許世楷為代表,對日策略有大幅進展,成為台日關係整體改變之重要因素,八年執政下來反而對日關係變成外交關係中最好的狀況。

在國際環境方面,由於日本感受中國與北韓的威脅、傳統官僚影響力弱化、落實民主價值優先、再加入美國因素(美日同盟),使得台灣逐漸成為日本最親近的國家之一。從李登輝前總統突破障礙訪日成功開始,日本公開支持台灣參與WHA,美日同盟將台海維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台灣的外交部長可低調訪日,行政院長可過境日本,其後日本給予台灣免簽證,日本放寬官員訪台之限制與層級(72體制的突破),日本卸任首相可訪台,台灣官員可直接面見日本閣僚(部長)與閣揆(首相,非正式見面),天皇誕辰在台公開舉辦等,這些都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進展。

其後,台日簽訂漁業協定、台日簽訂投資協議、松山-羽田直航、青年赴日打工、台日開放天空、故宮文物日本展出、北海道開設新館等,日本與台灣在爭議上依然存在若干爭議,如漁業爭議、光華寮問題、台籍日本兵賠償、慰安婦問題、舊馬克劵等問題,但由於日本是民主國家,且戰後已經變成和平國家,信仰民主價值與日本社會具備反省能力,再加上日本年輕政治世代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對民主價值的信仰,對中國充滿不信任感,反而使台日共同務實面對中國崛起。

 

三、台日安全保障情勢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持續強化以釣魚台列島、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為目標的軍事活動。有鑑於此,日本戰略專家認為台灣與日本應該著手於建構新防衛大綱,以求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並強化日美同盟共同防衛台灣,對於不斷強化軍備、日漸崛起的中國,台灣與日本都必須具備守護自己國家的能力,對中戰略實屬至關重要。

中國期望可以藉由獨佔南海領域來維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與取得亞太地區霸權的地位。若能達成南海內海化,中國可以:(1)確保南海成為中國的禁臠、(2)阻止美國巡航、(3)防護主權、(4)保護海洋權益及(5)有助於兩岸統一的終極目的,因此南海情勢是整個東北亞國家都需要正視的嚴重問題。若中國成功地將南海內海化,則美國在亞洲的核戰略優勢便會減低,對日台兩國的核保護傘的效果也會降低。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幾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幾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

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
因此,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內閣除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

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四、台日經濟合作

戰後東亞國家經濟發展型態為有先後秩序的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但過去三十年來東亞經濟整合相當迅速。1985年時,東亞的區域內貿易占全體貿易的36.2%,1995年時增加到50.1%,此後一直維持在50%以上,甚至高於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歐洲聯盟的比重只差十二個百分點。事實上,過去幾十年東亞經濟整合的動力主要是市場力量的推動,而不是政府的主導力量或區域貿易體制的促進作用,特別是企業的對外投資帶動區域內貿易與經濟整合,其中台商在東亞經濟整合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根據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進行的「在台日商事業活動問卷調查」,發現在台日商已由過去將台灣視為「生產據點」,轉為「銷售測試基地」,未來會逐步增加行銷、研究開發及市場調查等項目的比重。根據本次調查,日商在台從事研發,不僅以台灣為目標市場,也有部分係先在日本商品、服務接受度高的台灣進行研究開發與設計,再進軍中華圈市場、亞洲華人市場,使台灣成為「銷售測試市場」。在台日商的角色,從以往的加工出口輸出基地、高科技產業生產基地角色,逐漸增加「資材調度」、「研究開發」及「市場調查」等業務活動。

在此趨勢下,顯示日商逐漸利用台灣的管理資源進行對中國的投資,也就是台日合資或日系企業設台灣分公司以及台灣進軍日本併購的JCT模式(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JCT模式源自於台灣與日本長期的經濟合作關係所建立的多重信賴關係,以及在日商在台子公司所擁有「具競爭力的管理人才資源(competitive managerial resources)」。

基本上,台商的優勢主要在於對於中國市場經營的成功基礎,提供日商選擇台商作為合作伙伴的關鍵誘因。台商語言與文化的優勢是其他國家企業無法比擬,再加上台商良好的市場適應能力與群聚效應,提供台商相當大的優勢。另一方面,日商的優勢主要在於技術與研發優勢、品牌形象與商譽、與經營幹部育成能力,同時日商在國際化經營與拓展國際市場方面都具有較好的經驗與優勢。

目前台商很多技術來源或上游產品仍來自於日商,如果台商與日商可以共同經營中國及全球市場,並共同利用亞太生產資源與管理可能面對的風險,將會是相當成功的國際策略聯盟模式。因此,台商與日商共同進軍中國存在相當大的合作潛力。未來台商與日商的新合作模式應該擴大到研發、生產、行銷、與服務等領域。在雙方企業的互補性與合作意願的基礎上,台灣與日本正逐步建立「台日經濟合作戰略伙伴關係」。

 

五、台日關係黃金機遇期

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進入新的時代,台灣是整個亞太區域如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

2016年初民進黨贏得立法院與總統大選,讓台日關係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日本是台灣不可或缺的鄰國,而台灣也是日本不可或缺的鄰國。對日本政治家而言,台日關係不再是左右對立或親中親台的二選一問題,親中議員也會訪台,親台議員也會訪中,兩邊都有朋友,現在只有日本國家利益派。

就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安倍首相曾公開表示:「日本與台灣是擁有共同價值的重要夥伴」,並於2015年7月在參議院重申:「我國與台灣的共有基本價值觀,台灣是我國的重要夥伴」,並強調「安保法案對遏阻中國的擴張主義是有必要的」,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美日同盟的一個重點。也就是說,安倍首相認為日本對台灣的關切是視同民主國家的重要夥伴。因此,現在應該是台日兩國關係的黃金機遇期。

 

 


(李明峻/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台灣東北亞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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