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友好」的過去與未來─李登輝氏の場合│蔡亦竹

2017.08.08

李登輝。台灣前總統。除了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之外,更是台日交流史中舉足輕重的巨人。

這位曾為日本陸軍將校、到22歲為止都作為帝國臣民「岩里政男」度過人生的台灣總統,在位時統籌了國民黨資源、也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本土化,甚至讓綠營出現了所謂的「李登輝情結」,被一般民眾稱為「台灣人的總統」。但是在離開總統職位後,卻因其人生體驗和生長背景,被大中國主義者視為仇讎,「皇民餘孽」等不堪字眼動不動就趁機冠於其頂。

但是從日本人的角度看來,李登輝卻是位不平凡的人物代表。

 

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絕對是李登輝廣受日本注目的契機之一。這位日本極富盛名的國民作家,在其晚年探討日本各地風土的『街道をゆく』系列中,將韓國與台灣這兩個舊帝國時代的領土也列入於日本的「街道」(地方)之中,並且在台灣部分放了極大的敘述比重。而『台灣紀行』中描述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就佔了兩節,甚至在卷後還特別附上了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間的對談錄。而後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更是在日本引起了一陣重新認識台灣的浪潮。而這兩本著作除了在日本引起廣大回響之外,在台灣也引起了許多波濤。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李登輝仍任總統的當時,就被大中國主義批為是「賣國」或是「有損國格」的行為。同時訪問了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並且於作中發表了作者自身政治主張的『台灣論』更是引起台灣國內統派人士的不滿,甚至發生了焚書抗議及2001年的小林善紀禁止入境台灣事件。

 

在『台灣論』中,由於漫畫本身媒體特性及作者的主觀意識,李登輝得以大量地主張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績、以及作為台灣領導者的主張。而其中與中國對抗的部分又因為作者的漫畫手法而得以放大,這也間接造成了日本右派人士心儀於李登輝的契機。但是真正讓李登輝成為日本人尊敬對象之一的主因,應歸功於『台灣紀行』中對於這位台灣總統的描述。司馬遼太郎用一貫觀察細微而帶著些許文學性哀愁的筆觸,寫出了台灣這塊土地的矛盾與日本時代的殘存風采,有時帶著幽默輕描淡寫地說著台灣人的大而化之,有時又帶著憐憫訴說這些「被比自己素質還低的佔領者統治」五十多年的住民們苦悶。更多的時候,司馬的眼中看到的是台灣所保留的「已失去的日本精神」。而這些特色的集合體,就是在司馬面前用日語流暢地訴說自己生為台灣人的「場所の悲哀」,和堅持著「公」與「私」分際的哲學者李登輝。而這些日本傳統希望上位者具有的特質和美德,在今日日本政壇早已消失殆盡。這也是司馬對於李登輝感受到的親切感最大源頭。

 

在2001年之後的李登輝日本簽證風波前後,傾中派外務大臣河野洋平近乎失格的拒絕發給李登輝簽證,反而引起了國內的義憤,也讓日本人對於「台灣」的認知度有所提高。但是這種認知度的提升很難說是全民性的現象,而較限定於政治界與評論界內。過去日本的反共傳統,讓日本長時間認定台灣為「自由中國」或「正統中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政權也一直到1972年的日中國交正常化時才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在這種傳統下,1972年後與自民黨政權維持良好關係的,一直是長期執政的國民黨。而日本政界裏的反共親美勢力,在早期其實對於日本國內的台獨人士並不友善,與其說是與「台灣」交好,不如說是與代表自由中國的「中華民國」親善。但是對於台獨有充分理解且身為體驗過日本時代的本省人、又同時掌握國民黨最高權力的「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完美地超克了這種矛盾,而讓「反共親中華民國」的日本政界人士自然而然地將親善的主體移轉到了「台灣」身上。

從這點看來,李登輝的出現,無疑是台日友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在國內的政治情感亦然。過去被國民黨政權所打壓的何既明、許文龍、「老台北」蔡焜燦等「元日本人」、原本應該與國民黨不共戴天的傑出本省籍人士們,卻因為李登輝的抬頭、國民黨內部權力重分配而克服了對其憎惡,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官方場合都成為李登輝的輔佐,也讓這群大正、昭和初年出生的台灣人世代重新獲得正當評價,因為過去的共同體驗而延續了台日友好的香火。

但是這種情感卻因為第二期本土政權的誕生而反而減弱。續任總統陳水扁所代表的世代生長於反日教育之下,對於日本的了解大不如前。雖然仍有對於日本物質文化等的殘存親切感,但是在國民感情和外交操作上,僅倚靠台獨聯盟成員的羅福全、許世楷等人。雖在實質的免簽證、駕照互換上有重大斬獲,但亦未能延續過去民眾層級的互信互愛,長期處於台灣對日本印象良好、但日本對台灣認識低落的狀況。

 

不過近年因中國的抬頭和對於近鄰的挑釁行為,造成日本國內對於中國的印象不佳,再加上311震災後台灣對日本的驚人捐款,讓日本國內重新認識到台灣的存在,國民感情亦大幅傾向對台灣友好。而在台灣的新生代亦不同於四十歲以上的世代,其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對於日本有相對客觀的評價。而這些教育上的改革,亦成就於李登輝執政間與後李登輝時期。在反抗國民黨殘存思維的大中華思想同時,就算被冠以「皇民」稱號亦不為意、熱心於日治時代的追溯體驗和重新評價,並從中確立台灣這塊土地主體性的思潮,已成為現今年輕人間的主流。李登輝或許在今日已失去大半過去政治上的影響力,但是在台日友好和藉由與日本間的相對關係來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工程上,卻佔有極大功績。

「元日本人」的知日派台灣人世代,多與李登輝一樣已退出第一線。但正如上述,台日友好在新世代反抗上一代黨國思考、而認同更舊世代所殘留的「日本精神」之風潮下,或有一種文化上「隔代遺傳」的奇妙現象。而如何將「元日本人」世代的經驗和精神內涵傳承給新世代,延續台日兩國在世界上亦極為少見的民間親密關係,對台灣而言也是今後重大課題之一。

 

 


(蔡亦竹/實踐大學應用日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