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之後,台灣學到什麼?│王宏恩

2017.08.09

北卡羅萊納州是本年度美國總統選舉最重要的戰場之一,過往選戰互有勝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把選前最後一個週日晚會留給北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更是在投票日前一晚半夜搭機到北卡,與女神卡卡一起催票。撰文之時,筆者正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就讀政治科學博士班第五年。在這一級戰場實地觀察整場選戰及後續發展之後,筆者認為有五個可供台灣人以及政治人物們思考與關注的方向。

第一,美國兩大黨無法即時回應支持者組成的變化。在1960民權運動後,少數族裔與左派群眾大舉加入民主黨,使民主黨在議程上更加強調意識型態上的自由主義議題,包括平權、移民、反歧視等;而因為1980年民主黨推動墮胎合法化的力道,促使基督教組織進入共和黨,也讓道德議題成為共和黨的主軸。隨著這段時間的全球化與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富人與高技術工人受惠於跨國的資本與人力流動,而低技術工人與窮人則因產業轉型與外移而深受其害。但因為意識型態佔據了兩大黨的議程,使得原本支持民主黨的窮困工人們認為民主黨的善待移民是欺負本地工人、而原本支持共和黨的富人則開始遠離恐損傷跨國利益的保守派觀點。於是在這次選戰之中,會看到破產農村與礦坑的人們支持減稅減福利的川普、而矽谷及華爾街的高收入族群力挺加稅的希拉蕊。最後川普勝出,是來自於原本較支持民主黨的幾個工業州,白人工人們因為全球化與移民而遇到更大的競爭,但歐巴馬卻把心力放在同性婚姻、健保、以及簽署下一波的經濟協議上,這使得這些工人們無法接受。

 

就事實資料而言,歐巴馬在選前已經把失業率降到新低的4.9%,也創造了比前任總統小布希多一倍的工作機會,而白人工人事實上因歐巴馬健保而獲益的人數遠大於其它族裔,但工人們心裡感受就是沒人幫他們發聲;那個號稱與工人走在一起、努力推動與動員工會的民主黨已不復在。希拉蕊在選前幾乎沒到這些州拜票,而拜票時也只喊說『川普也買中國的鋼!』,但這並不是工人們想聽到的實質方案。全球化或許是雙向互惠的,但所謂的『惠』都是總體數字;在簽約協商之中,一些產業獲利,來自於另一些產業的損失。這是外交,也是國內的重分配。或許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最終會回到大家都有利的均衡,但是人們可能根本撐不過短期的波動與調整。

第二,在長期失去話語權、與可以幫忙發聲的代表後,人們選擇了與魔鬼交易。即使川普拿的票比2012年的羅姆尼還低一點,這仍然代表有非常多的原共和黨支持者、以及新加入的憤怒工人們,投給這位口無遮攔、行為不檢的富二代。這些選民很多是虔誠的教徒、舉止有禮的鄰居、與潔身自愛的女士;在投票日前後,有非常多的這類選民在社群網站上仔細說明了選擇投給川普的原因:『我知道他有很多不好之處,但我別無選擇。』另一方面,共和黨也隨著高收入支持者的離去,在這次選戰中的政治獻金減少甚多。這個轉變的前因,就來自於兩大黨的高層太把自己的傳統支持群眾視為理所當然了。每個人都有複數個關心的議題,而每群人也都是需要投入心力去經營的。當選民因為一些議題與原支持政黨不合時,受到的交叉壓力,會讓選民產生歸因繆誤、投向敵營、或是往更極端的意識型態發展。在選後的各種檢討中,兩黨都有人提到黨代表大會應該要擴大參與、找回那些傳統的支持者、讓他們有機會講話、有機會與新進的成員們在議題與進程上達到妥協。在事前就提早提供社會上各群體都可以發聲的管道與權力,就可以降低仇恨的累積與蘊釀。

 

第三,當這些被忽視的聲音隨著選戰與投票而出現集體意識之後,就難以再被政治人物與媒體聯合消弭;同時,也暗示著政黨重組的可能。民主黨初選時候選人桑德斯號召年輕選民與勞工進行黨內革命,提出遠大的大政府願景,但這些被激出熱情的選民們在桑德斯初選失利之後便拒投希拉蕊,甚至讓川普當選也沒關係、甚至桑德斯本人出來喊話也沒有用。同樣地,當共和黨前總統布希、以及數位共和黨高層都反對川普時,共和黨選民多數仍然投票歸位了。與近年來政治學研究相左,民意不再那麼容易被操弄了,政治人物們還正在適應這個新情勢。而在選舉之後、川普政權正在招兵買馬之際,當初不表態挺川普的共和黨高層,一個個的被交接小組踢出名單;當初對希拉蕊失望的年輕人們,則簇擁地加入綠黨、或是希望桑德斯另立新政黨。當然,這些舉動在美國的單一選區制、以及兩黨法下能產生多大的長期效果還值得在觀察,但縱觀美國民主兩百年歷史,立國之初就在的聯邦黨滅亡了、輝格黨滅亡了,而當初解放黑奴的共和黨現在非裔支持度僅10%。這些變動的可能性無時無刻提醒著執政者與所有民意代表,也就是民主制度最珍貴之處。

第四,有關於這次美國選舉中的種族衝突,可以分三個層次來看。首先,事實上在普選票數上,希拉蕊獲得的票仍然比川普多,川普獲得的票也比四年前羅姆尼還少,因此很難說這次選舉是『因為種族主義』的勝利。但另一方面,白人至上主義者確實把這次選舉結果『詮釋』成是因為他們才勝利的,也高興到要在各地舉辦遊行慶功;而筆者所在學校裡的少數族裔師生們,也有非常多人害怕到請假、看心理醫生、甚至有移民的打算。這些擔憂是真切的:在選舉結果出爐的隔週,推特上出現上萬則美國各地少數族裔被白人騷擾的回報,而且甚至出現在國小校園。更不幸的是,這些行為連川普發言表態反對後也仍持續發生。在大西洋彼端的歐盟,川普當選更是振奮了歐陸各國國內的反移民政黨,全球化下人口流動帶來的反對聲浪也正全球串聯。

 

對於台灣來說,雖然台灣號稱族群多元、也自詡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實質上仍未顯著的經歷移民帶來的影響、也並未引起社會廣泛認真的討論及政策思辯。但如前面段落所述,民主制度會反映社會的轉變。當新移民人口增加、當移民第二代人口增加時,從社會福利、托育補助、教學教材、考試方式、入學方式、公共空間、國訂節日、稱呼方式,族群衝突與摩擦是具體而微的在每個生活細節累積;而在台灣高張力的生活方式之下,這樣的衝突很可能隨時爆發。從歐陸及北美的移民政策經驗來看,筆者認為光是順其自然、或僅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或僅帶著獵奇、參加嘉年華會的觀光客視角都是不足、甚至是引起反效果的。或許,加拿大對移民的主動出擊可以給台灣借鏡:在共同體的建構上,政府如何再定義新台灣人?哪些是不可動搖、需所有人都服膺的民主價值,而哪些又是要大家互相尊重的自由?在自由之外,新移民們又已帶給與我們同處的台灣社會多少不可抹滅的事蹟、穩定、合作、與實質貢獻?一些研究歧視的心理學文獻指出,歧視有分兩個世代:第一世代是直接以種族來否定對方的一切,而在第一世代禁不起批判後,第二世代則是藉口『我不是真的討厭某種族,只是他們大多人都比較髒/懶/語言不通/奇裝異服才…』,但透過無數實驗發現,這些藉口本質上仍是因種族的歧視。惟有在一開始就讓人們認知到大家是互利共生的共同體,才能真正的降低衝突、進而發揮多元組成的最大優勢。

 

最後,除了美國選民與候選人的互動轉變外,在外交上對於台灣會有怎樣的影響、台灣又該怎樣應對呢?就目前來看,因為共和黨總統當選人川普的政策發言前後變化不小、且交接團隊尚在混亂中,因此選舉發言有多少能成為實際執行的政策仍是未知數。在筆者撰文的11月底,白宮文官幕僚團隊還透露說他們已備妥各式外交相關的資料與說帖,但正在與各國官員與企業洽談的川普團隊從未向現有文官們咨詢。再加上即使川普掌握行政權,但大小預算案與法案都要共和黨掌握的參眾兩院投票通過,而參眾兩院不一定會支持川普的政策,更別提在這次選舉民主黨的議員當選人數也多到可以干擾議事進行。因此,一切不確定性皆很高。

假如光就選舉過程來看,川普一方面希望可以把製造業工作帶回美國、一方面希望東亞各國花費更多在自身國防上。但事實上,自冷戰以來,美國至今的富庶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全球化的產業鏈分工、以及掌握全球的航線與區域安全。這些投資都是長期的,而獲得的利益回報也是長期的。許多評論認為川普是商人、美國只著重自己的『國家利益』,但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人對當下與未來的重視程度不同,就會導致人們做出不同的選擇。也許川普的政策真的執行後,可以立刻幫助美國政府減少開支,尤其是歐巴馬上任以來大增的國債。但這樣立即的省錢好處是否會對美國帶來長期不利的影響,在外交談判上是可以被討論與建構的,尤其在川普進入白宮而大舉任用新人時,變動帶來了機會。這樣對於時間軸框架的不同,是台灣在與新任美國政府溝通時可以努力之處。

 


 


(王宏恩/杜克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