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強制7休1 媒體怎麼辦? │ 莊豐嘉

2016.09.21

聖經創世記中寫道,神在祂稱為「日」的六個時間單位裡創造了諸天和大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創世記2:2-3)。

聖經中很清楚簡單的工作6天休息1天規範,成了現代社會星期日的由來。但是工業化時代的人類,總是想要去改變這個規則。

台灣勞基法第36條本來就清清楚楚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除非修法,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

但政府30年前卻創造了一個十分神奇的解釋,也就是將所謂應該休息的這一天,解釋為雇主可以將之彈性挪移,例如,這一天可以是一星期的第一天,也可以是一星期的最後一天。如此一來,雇主只要徵得勞工同意,就可以在週期內更動,雇主就能所謂合法地要求勞工連上12天班,而被認為並不違法。

因此,當勞動部今年6月29正式公告廢止了30年前由內政部所做「7天例假可挪移」的這項函釋,從8月起全台所有適用《勞基法》的勞工,只要連續上班7天就屬違法行為時。可以說是台灣勞工的一個好消息。

沒想到的是,這個決策,對媒體業、屠宰業、台電、觀光旅遊業、運輸業等五個行業的衝擊甚大,引起強烈反彈,尤其是媒體業。他們認為政府完全沒有顧及產業工作樣態的特別需求。客運業甚至準備在交通最繁忙的中秋節期間,進行例行休假以示抗議。

在遭遇上述業者強烈反彈之後,行政院趕在政策上路前,7月30日晚間召開記者會宣佈暫緩實施兩個月,並表示對於旅遊、媒體、運輸三項產業,未來將訂定更有彈性的新裁量標準。行政院長林全也在受訪時公開表示,特例確有必要。

上述行業中,媒體業的勞動現況和現行法規之扞格情況,可說是有最明顯的差異。原因是,當全球化與網路化的時代來臨,作為資訊服務業的媒體工作型態,已經是24小時不打烊;甚至透過遠距工作,也不需要特定的工作場所,媒體業不僅很難7休1,已經到了連休假也都處在工作的情況。因此媒體所面對的問題更凸顯台灣媒體產業跟不上時代的困境。

果不其然,在這一點上,一向意識形態處於兩極的自由時報和聯合報在這一點上倒是有了交集,紛紛表達不滿的聲音。其中,《自由時報》更以「社論:為何總統辦公室工友不七休一」大加抨擊,指此一「改變現狀」的重大「意外」,不待商量與討論,突然破壞了廣大勞工的既有工作秩序,以及經營者對政府政策的可預期性,終至各業感受權益受損者群起採取行動反制。聯合報則在8月3日用社論批評:「弄到大家都想罷工的勞動新制」。

經過手忙腳亂地調整之後,行政院決定還是要有特例,而且為了因應所謂的特例,勞動部最新規劃出的裁量基準原則有三個要點:1、因公眾生活便利或特殊原因的短期任務,必須由勞工連續工作時,才能例假調整。2、事前須經勞工同意。3、雇主必須考量健康及安全,如果勞工覺得不能負荷者,隨時可以終止例假的調整,回復原來連續工作不超過六日的例假。

形式上雖然說要徵得記者同意,但只要了解台灣勞資關係者必然了解,勞資關係一向處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不用說勞工是否敢跟資方說不,連勞資會議也未必就能切實保障勞工的權利。因此這種要經過勞工同意的解釋,很可能只是口惠實不至。

舉特例的狀態來看問題會更清楚。從媒體資方的角度,他們認為,像出國採訪單單訂機票來回就不只七天,要他們在其中選一天實在有窒礙難行之處。例如跟著總統出訪,飛機座位有限,頂多一兩人隨行,而且總統的行程往往超過七天以上,記者能不緊跟著總統嗎?這也不是派其他記者可以彌補的採訪。

另外,資方也舉奧運為例,認為攝影證通常一個媒體只能分配到一張,只有攝影證的記者才能找到最好的拍攝位置,因此他們認為,像這種特殊的採訪行程,應該提供記者選擇權,可以選擇繼續工作,回國後再補假的方式。

不過,勞方的記者們對此說法就不以為然。

對於跟隨總統採訪,由於行程通常滿滿,號稱鐵人團,因此以前所謂的大報都會加派人手,甚至採取跳島策略,即除了隨行記者一人之外,先遣記者已經在總統下個行程等候,以解決既要採訪又要發稿,與時間賽跑的問題。

然而現在的媒體由於收入遽減,時常大量裁員,根本早就無法因應這種大手筆的採訪行程。曾有通訊社記者天賦異稟,在強大的採訪壓力下,幾天幾夜都不入眠,專心跑新聞,完全不受時差的影響。然而就算年輕的記者可以經得起這樣的高壓力工作,但是這實在不足取,也不應該給予鼓勵。

因此,反過來有人主張,總統或行政院長出訪也應顧及自身健康,七天也該休一天假,不要排任何形成。然而,同樣了解媒體工作需求的人,就會知道,當採訪對象休假的時候,記者未必就得閒。他們有時還會被報社指派順便做當地國議題的採訪,或者必須去挖掘總統休息都在玩什麼或吃什麼?比日常工作還更忙碌。

若談到奧運採訪的人力運用,事實上媒體資方還是人事成本的考量居多。以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為例,當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各派了四組人馬前往採訪,而這次的里約奧運,卻只派了一個人去採訪。一位記者挖苦說,如果真的那麼重視奧運,為何只派一個人去採訪?說穿了,都是為省成本而已。

至於攝影證有限的問題,除了媒體派自己的記者採訪外,現今許多媒體都是購買國外通訊社的照片,同樣可以滿足讀者的視覺要求,用此當作特例的理由,亦過於牽強。

國際媒體的例子或許更可以凸顯出台灣媒體在成本考量上的無心也無力。歐美國家在製播奧運新聞時,通常派出兩個團隊,一個團隊採訪完八個小時,馬上換另一個團隊接手。這就是西方媒體考量記者長時工作的壓力所做的妥善措施。但台灣媒體的小而不美,只會壓縮採訪人力的情況下,長期而言對記者身心已經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何況,奧運會的舉行,通常都只是四年前就知道的重要採訪,媒體也會在半年前召開工作會議,分派任務,不可能不預先知道工作人力的需求,要將此當作特例,套句勞動部官員說的話,這是把常態當作特例。

沒錯,採訪新聞常常會出現無可預料的事件,台灣記者幾乎不曾因為休假時間到了而拒絕採訪的案例出現。像這樣的情況,確實需要一套突發事件的處理原則。但是在遵守七休一的原則上,其實未必然相關。

簡單地說,凡是有既定行程的採訪,不管是總統出訪還是奧運新聞,媒體都不該當作例外的裁量基準。

根據上述樣態分析,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顯然是決定於資方願意付出多少成本而定。而做為自詡人權進步的現代化政府,沒理由要自我設限,去幫資方找出所謂的特例,而且真正要去找出所謂的裁量基準,也顯得緣木求魚。

但媒體遇到的問題,真正嚴重的恐怕還在所謂的七休一之外。為什麼?自由時報在社論指出一個重點:「徹底的正本清源之道,其實是這部在工業時代根據傳統製造業運作所通過的勞動基準法條文,是否還能適用於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特性?儘管過去三十二年來,勞基法歷經幾次修正,但均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就病徵處置,並未直指病灶。對照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軌跡,勞基法根本就該廢除,重新針對不同各業另作切合實際的規範才對。」

的確,我國勞基法基本上是在製造業和傳統服務業的立場上來建構而成的,面對網路時代的知識經濟,不僅無法反應時代的變遷,也沒有能力去解決勞資雙方的困境。

管理學者彼得杜拉克在他《談未來企業》一書中提到:「對於製造與搬運工作,若想改變其生產力,就一定得大幅改變團隊類型,可是還不需要大幅動到整個組織結構。然而,若要改善之事與服務作者的生產力,就一定要根本改變整個組織結構,甚至將其脫胎換骨成全新的組織。」

基於此,我們的勞基法確實已經老舊不堪,若不加以大修,恐怕枝微末節的討論,只是浪費時間。

撇開法條不談,目前媒體業面臨的問題是,網路世界數位匯流,傳統媒體面臨崩盤,網路世界卻還沒找到切實可行的營收模式。在自由市場運行的媒體環境下,要媒體更多投資於工作人力上,實有現職的困難。

然而,媒體記者同樣面臨前所未有的沉重工作壓力,所有人都要發即時新聞,24小時待命,出國休假仍然必須關注新聞發展,因為在國外同樣可以進行相關採訪,無法真正放鬆心情。記者要求更好的工作及休息環境,絕對是合理要求。

在此同時,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逐漸成為業界主流。2015年,自由工作者媒合機構Upwork(昔日的Elance-oDesk)預估,美國有5,300萬自由工作者,佔美國勞動力34%。也就是自由工作者自己接案的工作型態在美國已愈來愈普遍。

自由工作者的情況會不會發生在媒體身上?極有可能,而且正在發生。原因是傳統媒體從資源效益配置的考量,不大可能再多投資於人力上,加上記者權利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媒體最可能的運作考量,即保留編輯專業人員,只留下少數特殊領域的記者,其餘可能跟離線的獨立記者或自由工作者採約稿方式合作。如此一來,資方只要負擔較少的稿費,還可以指定題目,卻可以省卻人事成本。

在媒體大量裁員的情況下,有意繼續從事新聞採訪的工作者,必然被迫成為自由工作者型態的獨立記者,他們必須更精進自己採訪技能,建立自己的專業品牌,才能在接案的競爭下求得生存。這時候,作為自由工作者,自己調配時間,還有所謂七休一要不要有特例的問題嗎?

幾乎可以預測,在網路衝擊傳統媒體的情況下,傳媒崩壞,而記者有如作家一樣的工作型態,將應運而生。記者不再只能靠老闆,而是靠自己和社會資源的支持,這種媒體工作者的解放,必然對投入媒體這行業的工作者帶來一段很難適應的調適期,但網路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許多規則。

如果從不久的將來發展回頭看台灣目前在討論七休一特例的裁量基準問題,會發現,時代變化得會超出想像,這些討論,很快就會成為明日黃花。

 

 


(莊豐嘉/串樓口新聞社群平台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