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勞之島」到公平經濟新思維 │ 孫友聯

2016.09.21

2014年,「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堤(Thomas Piketty)來台訪問,一句「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的玩笑話,道盡了當前台灣勞工的集體焦慮。更早以前,富比士雜誌就報導了台灣的低薪競爭力問題,從2001年至2010年的實質勞動成本下滑4.5%,不僅比美國1.4%、日本1.2%高出甚多,同期間澳洲增長了7.5%,包括加拿大、德國、英國、南韓及新加坡都呈現成長。

經濟持續成長,物價和房價也一再攀升,但卻惟有薪資節節敗退,實質薪資倒退十五年已不再是新聞;長工時問題未見改善,不僅工時長度名列世界前茅,過勞職災的問題也持續惡化;派遣、外包及部份工時等工作越來越普遍,不穩定就業成為一種常態;工作貧窮、國債高築、貧富差距拉大、退休制度結構性危機浮現,以及少子女化衝擊教育、就業和福利體制,再再的顯示「崩世代」的問題,已成為台灣社會不可忽視的問題。台灣的經濟,到底怎麼了?

在勞工團體為長工時、低工資發起抗爭,以及一連串的罷工事件之後,顯然,一個以「公平」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思維,取代低薪、過勞又分配不均的血汗經濟模式,將是台灣社會立即要面對的問題。

邁向血汗經濟之路!?從「崩世代」到「過勞之島」

「拼經濟」,大概不會有人會反對。無論是雇主還是勞工,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裡過得更好。而對於勞工而言,好的經濟其實是多麼簡單,不外乎穩定的工作、合理的勞動條件與報酬,以及在職場上安全健康。但從這幾年勞工的遭遇觀察,卻只能在失望中堆砌絕望,失業問題持續存在、派遣等低薪的貧窮就業充斥、實質薪資的嚴重倒退、無薪假的幽靈盤據,甚至於必須在過勞的危機下餬口。

因此,台灣社會該認真思考,到底是什麼樣的政經結構,餵養了這個少數人獲利、多數人無感且受害的血汗經濟模式,以便為更公平的經濟模式鋪路。

一、縱觀近二十年來政府拼經濟的思維,始終圍繞在新自由主義架構下打轉,而幾近神話般迷信自由化和彈性化為經濟發展的萬靈丹,卻無視這些不當政策災難性的侵蝕社會公平性。其中包括毫無節制的減稅導致國家財政惡化和貧富差距擴大,在經濟政策更盲目追求自由貿易,從自由貿易港、ECFA、服貿、貨貿、自由經濟示範區到TPP等,以「自由」之名行「資本租界」之實,完全不見其社會影響評估。2014年3月18日引發公民佔領國會運動,抗議政府黑箱簽訂服貿協議。若未來TPP也以同樣的方式強渡關山,也將遭遇人民同樣的反抗。

二、壓低工資來堆積經濟成長的苦果由社會承受。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台灣勞工的勞動生產力指數在過去30年成長了4.11倍,但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卻只成長1.13倍;勞動報酬占整體GDP的比重也節節敗退,顯示台灣勞工的高生產力,卻只能真心換絕情的陷入低工資和高工時的工作貧窮絕境。當這個低薪競爭力的邏輯成為主宰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在國內具體反映在政府一再壓抑基本工資的上漲,以及假補充勞動力之名的不當外勞政策,不僅嚴重剝削外勞人權,也壓縮了所有勞工的工資議價能力,進一步惡化了所得不均。

三、勞動行政機關的失靈與失職,陷勞工權益於危機當中。事實上,大部份勞工權益的問題,都源於政府機關的失靈與失職,其中包括各級政府機關未確實執行勞動法令所致,例如,過去幾年來沸沸揚揚的關廠工人抗爭事件,就是政府長期漠視雇主惡性未提撥退休準備金下的違法產物。然而,除了制定政策的中央政府之外,這個問題因「六都升格」讓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而更趨複雜,直轄市和非直轄市行政資源的落差,導致各地方政府落實勞動法律的能力不同,進而形成勞工在同一部勞動法之下無法得到同等待遇的不平等現象,也是未來行政改革和法案修訂應考量的重要因素。

四、令人心生不安的勞工退休保障。1984年實施的勞基法雖定有最高45個基數確定給付的退休制度,但由於其給付要求過於嚴苛,導致大部份勞工因年資中斷而無法領到退休金,只能領到勞工保險微薄的一次給付老年給付,無法因應其老年經濟安全。2005年勞退新制的上路,選擇了強迫儲蓄的確定提撥制(DC);2009年勞保年金(DB)也開始實施,一年年資乘以1.55%的年金給付率,以工作30年所得替代率為47%(目前最高投保薪資為43,900元)。近年來,台灣各職業年金體系之間因給付水準、成就要件和計算基準落差引發公平性的比較,再加上人口老化讓社會對年金體系的永續感到憂慮,如何解決將來財務失衡、世代正義及社會公平性的問題,考驗著台灣未來總統的智慧。

五、法律保障不足,無法回應層出不窮的新型態勞工問題。過去十幾年來,雖然勞動法的重建工程重未停息,從促進性別職場平等到就業安全體系的重建;從集體勞動法的徹底重構到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設置;以及從勞工退休制度改革到年金體系的建立,2014年更完成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大翻修等。這些都是長期以來勞工運動的訴求與成果,也解決了過去存在已久的陳疴,但隨著經濟及勞動環境的丕變,以及各項非典型就業的擴散,現行勞動法規已無法承載許多新型態的勞工問題,例如部份失業、部份工時就業、派遣等不穩定就業衍生的爭議。

六、工會組織率持續低迷,無法落實集體談判。長期以來台灣工會組織率過低的原因,可歸咎於陳舊集體勞動法的束縛,再加上製造業外移的衝擊,無論是工會家數或工會會員人數都雙雙大幅下降。2009年前後,新集體勞動三法上路,並沒有讓台灣工會脫胎換骨的成長,雖然包括台灣護理產業工會、高教工會等有別於過去以廠場工會為主的工會組織接連出現,但整體而言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以及團體協約的涵蓋率仍然相當低迷,無法對提升台灣勞工的權益有積極的作用。

從上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勞動權益的問題絕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鑲嵌於整體環境中,各種因素相互牽引的結果,其中包括工會組織的能量、政府施政價值取向、經濟發展條件,以及法律保障的適足性等。

下一個使命:公平經濟的實踐

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面對新舊問題的交織,倘若施政的思維不變,勞工將只能在越來越不正義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反芻窮忙、窮苦和窮累的絕望,最終,勞工政策也能淪為亡羊補牢的工具而已。無庸置疑,徹底翻轉長工時、低工資創造國家競爭力,並在減稅、彈性化及自由化創造經濟成長的大夢中醒來,才能讓台灣社會擺脫血汗經濟的泥沼。以「公平經濟」為方向勞動政策藍圖包含幾個具體方向,如下:

首先是建構「公平經濟」新思維,讓經濟成長果實的分配更加公平正義,不再被少數人壟斷。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已經讓新自由主義毫無條件的實驗,證明減稅拼經濟只是一場跨政黨和跨世紀的騙局,非但沒有帶來說好的幸福,得到的卻是國家財政困窘、貧富差距拉大、工作貧窮擴散,以及勞工過勞謀生的苦果。有錢人透過不當的經濟政策不斷獲利,富者越富、窮者更窮的不公平現象,已經嚴重侵蝕台灣社會的團結。因此,租稅改革勢在必行,透過更嚴密的所得重分配機制,讓資源分面更加公平,而經濟政策也應制度化其合理分配的民主參與機制,透過加稅和加薪提升台灣整體社會的生活水準。

其次是全面檢討現有勞動政策和法律框架,並填補現有政策不足。如前述,過去十五年來勞動法制的重建已稍見成果,也堪稱完整,但無論是悠關勞工團結權的集體勞動法體系,或是直接對勞工權益保護的個別勞動法保護,都有許多缺陷和不足應立即修訂補正,例如勞基法適用範圍、基本勞動條件、歧視禁止和就業平等、非典型就業、外勞權益等的確實保障。而勞工在面對職場新風險,各項社會保護制度可以預防勞工及其家庭陷入危難,因此,包括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的全面納保,以及職災保險單獨立法,亦將是下一個階段政府應優先完成的工作。

最後,則是立即啟動殘破社會福利的重建工程。除了勞動政策和法規之外,更應透過上開租稅制度的改革,重建社會福利制度。除年金體系的徹底翻修之外,透過托育、長照及社會住宅等公共服務的提供,避免勞工在過度商品化的市場中被二度剝削,才能有效的減輕勞工生活壓力。尤其,台灣人口結構激烈變遷所衍生的問題,將嚴重衝擊社會、經濟和勞動力政策,也是未來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嚴酷挑戰。

政黨輪替不只要在硬體上大刀破斧的改造,更要在施政的軟體上徹底的更新,台灣需要徹底翻轉過去幾十年來盲從的舊經濟思維,並以符合大部份人利益的新思維取而代之,讓公平經濟成為團結台灣的重要基礎。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