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非政治性案件」的人權侵害事件 │ 薛化元

2016.09.21

戰後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隨即長期處於「動員戡亂」加「戒嚴」的非常時期。歷經前人的努力、犧牲,以及國內外一波波的改革要求,使國民黨當局選擇了改革的路線。歷經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後,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對於非常體制下人權遭到不當侵害的事件,雖然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歷任總統都表示道歉,政府對部分受害者(家屬)也予以補償或是賠償,但是歷史真相的釐清,責任的追究,則嚴重不足,轉型正義的落實有待繼續努力。

但是,長期以來的歷史教育,在2006年以前對此幾乎沒有處理,國人對於此一人權遭到嚴重侵害的歷史,認識相當有限。不時還有退休的政府高官,還是一般民眾,發出懷念戒嚴時期的言論。其中最重要的,認為當時侵害人權是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不得已之舉,而忽視1979年底以前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還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護,以國家安全為名侵害人權,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另一方面,對於過去轉型正義無法落實的歷史責任,也沒有釐清。

基於前述認識,本文希望透過個案的介紹說明白色恐怖對人權的侵害,並不只是一般人認識的「政治案件」而已,甚至連國民黨當局的高層,面對強人的「盛怒」,都可能不知所以然的處於嚴重恐懼的狀態。

整體而言,討論轉型正義的相關問題,必須確認其主要的重點在於,人權遭到公權力的不當侵犯,而其內涵除包括最基本的自由權之外,還有財產權的問題。而強人威權統治時代的國民黨當局,對可能反對、衝擊其統治體制或是政策的個人或是團體,也未必都是與叛亂或是政治案件的方式加以處理,換言之,可能出現以處理經濟犯罪或是其他類型的名義,來壓制異議人士或是反對的組織。在此一狀況下,以政治案件的型態壓制異議人士,雖然最為常見,但並非唯一的類型。以下,擬以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的免職案、台灣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案、唐榮公司被政府接管事件及香蕉大王吳振瑞的「金盤案」,說明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案件的多樣性。

首先,1953年11月蔣介石總統以「蒙混舞弊,不盡職守」為由,未經行政院長陳誠副署,將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明令免職(附註1)。一般認為,王世杰遭到免職,主因是「兩航案」(附註2)。王世杰本人在1963年1月22日的日記,還表示原本對於自己被免職的真正原因並不清楚,因為當晚和民航公司董事長王文山晤談,才知道原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王世杰是當時國民黨當局權力核心中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被免職,一方面是自由派被逐出國民黨決策核心的象徵,另一方面則使國民黨當局與自由派溝通的管道受到阻礙。當時,除了胡適在返國時曾對此表示不滿外,流亡海外的民社黨創黨主席張君勱更發表〈台灣政潮〉一文,批評蔣介石總統在處理王世杰免職案中,未經副署,逾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權限。整體而言,王世杰的去職在戰後台灣歷史的脈絡中,是國民黨當局向強人威權體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自由派的支持對於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已不若從前重要,甚至一旦其妨礙強人威權體制的政治路線,將成為執政者壓制的對象。

以王世杰黨政關係良好,之前還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此時雖然陳誠、羅家倫力保,陳誠還表示自己願意承擔相關責任,仍然遭到免職。如果只是免職,因為政治主張不合,也是可以瞭解的。但是,蔣介石及其親信後續的處置,則超乎想像。免職令下,尚未對外發佈後,總統府副秘書長即率相關人員,進入秘書長室查封包括秘書私人衣物在內的所有物品;另一組人則到王的住所,要求其家人繳回用車、拆撤室內電話,並限期遷出(附註3)。同時,王世杰為了避免擴大株連,在友人協助下避居北投,除了陳誠、羅家倫等黨政背景雄厚的人外,並要求雷震等人不要來探訪,以免惹禍上身,同時將多年日記也寄存在羅家倫家,以防萬一。同時,他的住所,則遭到情治人員監控。整體而言,這種待遇類似國民黨當局對政治事件的處置。羅家倫寫給妻子的信中,還說對此「奇冤」事件「現在不便多寫,為防匪諜此間函件檢查甚嚴」,而針對1953年11月的「反省錄」,則留下「政治:遠望是樂園,進去是火坑;愚者驕傲的場合,智者寒心的所在!」

至於出身軍統的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傳言由於試圖結合派系運作,或是1955年率團赴東京迎玄奘靈骨時,與台獨領袖廖文毅秘密會晤,衝撞國民黨體制遭到政治整肅,但是國民黨當局並非以叛亂罪嫌論處。或是指控他與叛亂組織有接觸為由加以處置,反而是1956年以價差十多萬元的圖利他人罪嫌,涉嫌違反總動員體制下的經濟法規《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將他移送法辦。當時,林頂立除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外,運用其政商關係,成為《聯合報》第一任發行人、農林公司民營化第一任董事長,5月31日,法院以「連續協助非經營糧食業購進糧食營利」為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判刑入獄,使其退出政治場域。

另一方面,原本戰後初期,台灣最大的民營重工業是唐榮鐵工廠,可能與唐傳宗(唐榮之子)贊助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又與陳誠關係太近有關,使企業捲入政治風波。而國民黨當局先透過主管官員對外宣佈唐榮有財務危機,造成唐榮與其往來的廠商的緊張關係,造成唐榮週轉不靈,進而官方介入,以唐榮負債過大為由,先在1960年委託具官方色彩的中華開發公司代管,進而在1962年進行公司改組,而將其實質改制為省屬公司,1968年退還民股股款,成為省營唐榮公司。

至於發生在1969年的「金盤案」,一般傳言主因是吳振瑞拒絕配合經濟主管官員要求改變輸往日本的台灣香蕉包裝所引發。但是,進一步探究,恐怕與國民黨高層的政治運作有關。1960年代,台灣香蕉外銷日本獲利豐厚,當年又值高雄青果合作社為慶祝創社20週年,經理事會開會討論決議,向銀樓購買金碗、金盤、金杯等金器作為紀念品,致贈理事主席吳振瑞,以及嚴家淦、蔣經國、蔣彥士、谷正綱、徐柏園、黃杰、譚玉佐等政府官員(附註4)。1969年3月7日,檢方以吳振瑞等人剝削蕉農、贈送金盤、金碗,涉嫌貪污、背信、圖利等罪,移送法辦。地方法院一審時,判決吳振瑞八年徒刑。高等法院二審時,以查無舞弊違法事由,改以違反政府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禁止黃金買賣之命令判刑(附註5)。1972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判決確定,吳振瑞被判刑2年6個月。原本收到金盤(碗)的政府官員有眾多黨政高層,結果長期擔任台灣財金體系要職的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夫人派),在1969年4月29日以涉及青果社弊案遭到免職,退出財經決策圈,中央銀行總裁由官邸派的財政部長俞國華兼任。

整體而言,在「動員戡亂」加上戒嚴的非常時期,除了政治異議者之外,只要政治路線與政治強人相左,或是與他屬意的接班人選處於不同的政治立場,除了政府高層官員不免遭到整肅外,甚至碰巧與強人要整肅的政府官員有所往來的人民,都可能遭到橫禍,人權遭到侵害,處於恐怖的政治氣壓下。而這些具有政治意涵的人權事件,以「非政治案件」的形式處理,也不是特例。這也是未來處理轉型正義課題時,必須面對的。如果以政治案件作為轉型正義處理的標的,恐怕不足以涵蓋過去國民黨統治期間侵害人權問題的解決。

 

附註:

  1. 《中央日報》1953年11月26日,第1版;《總統府公報》第447期(1953年11月24日),頁1。
  2. 兩航案:當年中華民國政府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英國查扣政府所有的民航機,而洽商將飛機轉移給陳納德,以避免財產損失。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持續訴訟,陳納德無法取得飛機,也無法給付飛機款項,王世杰及行政院都支持暫時不必給付的觀點,也就是所謂的欠款問題,蔣介石將此責任歸咎於王世杰。
  3.  其中用車之前已交還行政院外,王家認為電話是私人裝設,住宅是另外依法令行借用,不是宿舍,建議依法處理,不同意這組人馬「無依據」的要求。
  4. 黃旭初編著,《金蕉傳奇:香蕉大王吳振瑞與金碗案的故事》(屏東:屏東縣政府,2015),頁221-222。
  5. 金盤、金碗屬於黃金飾品,並不在管制範圍內。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