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貧窮化是台灣最大的國安危機 | 簡錫堦

2016.06.21

國際著名反貧困組織「施樂會」(Oxfam)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名億萬富豪財富總計,相當於全球50%較窮人口(35億人)的資產總值。OECD警告:貧富懸殊狀況倒退至1820年水準,恐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引爆大動亂。

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發現,認同自己是中層階級者,從40%降到32%;自以為中下階級者由50%竄升至64%。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形成兩極化發展態勢。新台灣智庫民調,近八成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貧富懸殊是民怨之首。

國際間常用的所得分配衡量指標,有家庭所得五分位法或二十分位法以及基尼指數來評量。我國政府慣用五分位法,最高所得的20%家庭總所得除以最低所得的20%家庭總所得,所得差距大致都在七倍左右,最窮的20%家庭已連續八年「負儲蓄」,去年每戶平均入不敷出約2萬元。但若以歐美慣用的二十分位法,前5%富有家庭是後5%貧窮家庭的99.4倍。

基尼指數是衡量每百分點家庭所得變化狀況,基尼係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二十年前我國基尼指數為0.25,與瑞典相當,屬所得極為平均的國家,而今已達0.35,逐漸靠近警戒線。上述兩項指標都顯示貧富差距日趨惡化。

 

台灣前5%富人 實際稅率不及5%! 

1980年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聯手推動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不可違逆的趨勢。主張小而美的政府,一切尊崇自由市場;公營企業應全面私有化,賤賣給財團;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反對社會福利,以免造成浪費和依賴;自己人生自己負責,努力、奮發向上就能免於貧困,貧困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推行勞動彈性化,派遣、時薪瓦解勞動保護;降低稅負,以利投資。 

大幅減稅,其理由讓有錢人保有更多的錢,用來投資或消費,增加就業並帶動景氣,惠及社會各階層;認為不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在雷根和老布希主政時,採取供給面經濟派學者的「減稅政策」,初期的刺激雖帶來經濟復甦,但貧富差距亦隨之擴大;一九八九年時排行前1%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資產39%。

我國以美國為馬首是瞻,大力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營事業民營化,將三商銀、交通銀行、台北銀行等拱手讓給財團,金融財團以小吃大迅速併購,十年間資產暴增十倍。獨佔的中油、電信、電力、中鋼公司大幅釋股,利潤與財團雨露均霑。富人加速資產積累,擴大貧富不均。

台灣減稅成績亮眼超前世界各國。長期以來,政府為財團巨富努力效勞,至今仍未課徵證劵交易所得稅與房地產據實課稅。富人炒股賺了千萬上億,竟然分文不用繳所得稅;炒作房地產暴利所得,卻只依極偏低的公告現值計稅,這些以錢滾錢的資本利得減免,是租稅不公平之最。

馬英九最大的「德政」,是將遺產贈與稅率從50%降到10%,富人可代代世襲;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驟減為17%,不及美、日39%的一半。台灣實施獎勵投資條例30年,再以促產條例接續20年,企業與資本家獲得半世紀的租稅減免;加上兩稅合一,企業繳的營所稅可讓分紅的股東抵減,以致有大股東無須繳稅還可退稅的荒謬現象。

我國採累進稅制,邊際最高稅率為45%,淨所得超過400萬者,應以此稅率課徵。但因為對富人過度的租稅減免,最富有的前5%的富人,實際繳稅不及5%,比受薪階級還低。去年所得超過百萬者,有28,958戶的人因租稅優惠而不需繳稅;8,000戶分得的股利高達1,600億元,依兩稅合一得享稅率減半優惠。因此,繳稅大咖是受薪者,薪資所得佔所得稅75%,而OECD國家平均僅佔49%,美國則為55%,各國靠租稅來平均財富,台灣因稅制不公,反成逆分配的失能稅制。

官方常說只要經濟發展稅收就會增加。舉年經濟平均成長率為證,1990到2000年8%;2001到2010年4.5%,但稅收不僅沒有增加卻反而減少。國民租稅平均負擔率(稅收總額除以GDP)從1990年的20%,一路降至12%,全球最低。因過度的租稅減免,敗壞稅基,呈現稅收彈性係數小於 1,亦即GDP成長1%,稅收並未跟著成長1%,僅0.3甚至為負。

 

貧富差距大 社福津貼 vs. 不公的稅制

透過租稅縮小貧富差距,僅拉近 0.11倍(約7%),不如歐美35%~60%。政府另一手段是對貧困者給予津貼補助,經由政府移轉收支,縮短了1.53倍。當中93%是靠福利支出來縮短貧富差距,而財政日益艱困無力補貼,貧富差距將迅速拉大。例如,長期以來社會救助只能照顧1.1%家庭,三年前新法預計增加到3.6%;但預算無法倍增,實際仍未達2%,低於國際平均的5.5%、美國的14%、歐盟的17%。

政府財政赤字加鉅,國債沉重。2000到2007年每年赤字3000億元,2008至2011年間,每年赤字4500億元。累積國債高達24兆元(含隱藏性負債),逾GDP的150%,與希臘相當。加上軍公教、勞工年金給付、老年長照支出等龐大開銷,國家面臨破產,如何倚賴福利津貼縮短貧富差距?

 

青年貧窮化 台灣最大的國安危機

2010年台灣經濟成長10.8%,是金融風暴後的佼佼者,但每月所得不及2萬元者高達104萬人,比金融風暴時增加 22萬人。當年勞動生產力上升16%,而雇主支付的勞動成本反而減少11%。台灣薪資所得貧窮化居四小龍之冠,10年來工資升幅僅12.8%,韓國58%、新加坡60%。全國薪資總額佔GDP僅44%,韓、港、星、日、美及歐盟約50到65%之間。十幾年前韓國平均薪資僅台灣的80%,如今優勢逆轉,台灣反不及韓國的60%,我國平均工資倒退至16年前。

青年人就業環境日益惡化,長期失業的年輕人比率日增。正職難覓,許多人只能找到時薪或派遣工作,不但工作不穩定,且不如正職人員一週工作五天可領七天薪水,應了當年勞委會主委名言:No work No pay。22K是新世代的低薪魔咒,如同宿命,官方、學校和企業多以此低薪來雇用年輕人。
這一代年輕人被稱為崩世代,看不到未來。上一代憑藉掌權優勢,立下最優惠的年金制度,軍公教退休年金所得替代率高達90%,再依物價指數及隨同在職調薪,又有年終獎金,加上18%優惠利率存款,所得替代率幾乎可達100%,退休金和在職時薪資一樣高,台灣與希臘的優厚退休年金傲視全球。台灣國民平均租稅負擔率僅12%,而福利天堂的瑞典,稅負率高達50%,公務員和勞工年金所得替代率不過70%,OECD國家平均約56%;加上24兆元的國債,債留子孫,造成世代間雙重剝削,難免衍生世代衝突,並加速崩潰的危機。

1993年,我國鬆綁學費,強化使用者付費。十年間,公立大學調漲49%,私立大學調漲18%,教育嚴重商品化,剝奪學生受教權和發展權。最近教育部公布,學貸負債者在學學生有32萬人,畢業生62萬人,總計學貸青年為94萬人,近10年成長了6.97倍。弱勢家庭子女大多進不了公立學校,須負擔更高的學費,私校生學貸人數是公立大學的四倍,一畢業就得背負數十萬元甚至百萬的債務。

統計分析,私立大學生的就學貸款負債與年收入之比率高達121.6%,世界最高;每月還款金額和月所得之比率達12.5%,亦為世界之冠。這種階級複製無法翻身情況,更惡化所得分配。

政府財政困窘,教育經費拮拒,目前教育預算佔GDP 約3%,不如香港4.2%、韓4.6%、美日5%、OECD的5.5%,更遠不如免學費國家芬蘭、瑞典的8%。未來弱勢青年依賴學貸恐更甚於當前,負債則使青年跌入貧窮深淵。

 

改善所得分配 拯救崩世代

首先,應從勞動所得(初級分配)的改革著手:廢除基本工資,改採國際標準的最低工資,依勞工家庭生活所需訂定;扶助工會協商勞動條件,訂定優於勞基法的團體協約;立法限制非典型勞動的「時薪」和「派遣」雇用,強制同工同酬,福利保障應與正職者相同。

國際勞工組織對最低工資的定義:「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讓其安心工作,以維護勞動尊嚴。目前基本工資為20008元,個人低標生活都不夠,怎可能再扶養(平均一戶)一點二五口?

時薪和勞動派遣,因不須負擔假日工資、產假、加班費,更可省下資遣費、退休金及各項福利支出,資方逐漸以此替代正職員工,拉低工資、瓦解勞基法,侵蝕勞動人權,奪取生產剩餘價值。

最近勞動部委託學者調查發現,台灣聘僱外勞達60萬人,外勞已成為台灣第三大族群。雖非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元兇,但至少是幫兇。調查顯示產業僱用外勞占比愈高,愈壓抑本勞薪資水準,惡化勞動條件。政府應管制外勞總數,不應持續鬆綁外勞引進,擴大外勞核配比例。以上是勞動所得改善的具體建議。

其次,稅制(重分配)的改革:降低薪資所得佔稅負的比率,從目前的75%降至50%;復徵證劵交易所得稅,土地房屋買賣依實價課徵所得稅;對非自用住宅者加倍重課持有稅(土地稅和房屋稅),杜絕炒作、囤積居奇,又可倍增地方政府稅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說,富人「總資產淨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有錢人錢滾錢速度遠遠超乎一般人,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他建議課徵「富人稅」,主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課不動產交易所得和持有稅。

稅改應明訂目標,說服企業和富人共體時艱,解決當前國家困境。逐漸取消富人過度租稅優惠,讓租稅平均負擔率從12%漸漸恢復到正常國家的20%稅負率,使國家財政健全,增加社會安全預算,照顧貧困者。貧窮線應以國際標準定義,擴大至近貧階級的照顧,對中下階層家庭給予教育、醫療、生活的補貼;增加助學金、獎學金,協助弱勢青年就學,逾期無力償還的學貸,由政府概括承受。落實教育公共化,降低學費,逐漸朝免學費目標邁進。維護健保社會互助的醫療制度;戮力進行年金改革,降低所得替代率過高的年金給付。這是筆者第二大項改革的具體建言。

 

借鏡北歐 打造理想國

至今未見新政府具宏觀政治家提出的願景,舊官僚氣息的「新」閣員,缺乏進步理念,只求穩定保守,執政蜜月期過後,公民社會大失所望的反撲,即將是新政府焦頭爛額的開始。沒有願景,無法團結國人,年金改革勢將遭受強大利益團體的反挫,最後只能微修,失卻公平正義,恐紛亂無功。至今新政府提出的稅改,具體的僅有營業稅增加1或2%、遺產贈與稅率調高至20%或30%小幅度改革,既乏激奮人心的願景,又顧慮既得利益者反撲,瑟縮不前。

1930年,瑞典經歷全球最多罷工的動盪,又逢全球大蕭條時代,社民黨在艱困中取得執政,首相阿爾賓‧漢森以「人民之家」願景號召國人,倡議「自由、平等和團結」理念。促成勞資代表每年在薩爾茲耶巴登,進行薪資和勞動條件的協商,增進理解與合作,終止罷工,「瑞典模式」成為國際典範。說服資本家繳50%重稅,支持永續福利制度,締造從搖籃到墳墓,完善照顧人民的人間天堂。因免學費而不損及有天賦的貧困青年發展,增加國力。從而提供最有創造力的優質勞動力給企業,勞工的創新使許多企業的產品躍升為世界大品牌,名揚國際。瑞典在國際間進行人道救援、和平促進工作,在在值得新政府研究借鏡。

 

 


(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