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路名 找回台灣的文化性與原生性 | 邱秉瑜

2016.06.21

台灣的道路名,應該避免泛政治化,回歸其文化性的本質!地名的產生,是人類對某特定空間認知進而指稱的結果,它能反映人類的價值觀與社會歷史脈絡,因而是一種文化的產物。

人類的交易行為形成了市鎮,道路乃在市鎮中出現,以因應貨物的運輸需求。人類對於道路的指稱方式,也就是路名,其由來應與地名無異,即源於明顯可見的地景特徵,或重要的公眾生活場所(在台灣通常即是廟宇)。由此可見,路名最初亦如同地名般,是一種文化的產物。

然而,隨著歷史的演進、政治情勢的變遷,政府為達成統治上的特定目的,亦常以其權力獨斷介入空間的命名。這時,空間的名稱遭到了過度政治化,其原先的文化性遂被抹除,其所帶有的豐富意義也因此受掩蓋。

 

台北古路名 反映當時生活

台北因為是近代以降外來政權在台灣的統治中心,所以是政府介入空間命名、使路名失去文化性而政治化的最佳例證。綜觀台北的道路命名史,可察覺路名越來越嚴重的泛政治化趨勢。

經歷整個18世紀的開墾後,台北盆地發展為成熟的農業社會。艋舺,因為是首個兼具北台灣內陸農產集運及對清國本土轉口貿易等兩項機能的市鎮,而成為台北盆地的第一個中心市街;其路名由來,除地景(如江瀕街、大溪口街、後菜園街)及廟宇(如龍山寺街、祖師廟前街、水仙宮口街)外,便以產業活動所在地、即市集(如歡慈市街、剝皮寮街、帆寮口街)為大宗。

大稻埕是台北盆地的第二個中心市街,因艋舺港口的淤積而取而代之、成為台北對清國本土的主要貿易港,並在北台灣以茶葉商品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後,對國際貿易及外國商人採比艋舺更開放的態度;其路名由來,除卻地景(如港邊街、坊隙街、河溝頭街)及廟宇(如法主公街、城隍廟前街、媽祖宮後街),便以商行(如建昌街、六館街、建成街)及祈求市街商業發展興隆的吉祥願景(如朝陽街、太平街、日新街)為主。

台北盆地的第三個中心市街則是台北府城,民間習稱為城內,這是由清國官方於艋舺、大稻埕兩地之間營造的政治性市街,意在強化北台灣對日本之防務,其路名由來幾乎全為機關建物(如府前街、撫台街、西門街),有異於艋舺與大稻埕路名的經濟色彩,而呈現鮮明的政治性格。

 

外來政權介入命名 消滅台民歷史記憶

日本治台後,在台北,道路雖仍沿用清治舊名,但原先「線條思維」的中國式街路系統,卻已被轉化為「區塊思維」的日本式街區系統,每個街區均分為若干「丁目」。而後,台灣總督府在「內地延長主義」下,於1922年進行台北的「町名改正」,即街區整編及改名,以打造一個與日本本土相同、以「町」為單位的都市空間命名系統。

當時的總督田健治郎,雖要求台北的町名務必尊重歷史,但町名改正的最終結果則為:台北市區的64個町名中,僅約三分之一完全或部份源自傳統地名或路名(如西門町、太平町、建成町、龍山寺町、大龍峒町),其餘皆為日式町名,但日式町名也多為考量當地地景特徵後而制定的(如港町、濱町、入船町、河合町、川端町)。

及至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中國化」、破除日本統治影響為目標,於1945年底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並通令各地方政府以兩個月為期,進行街道名稱的更改。根據該辦法,台灣各城市的道路名之中,具有紀念日本人物者、具有伸揚日本國威者、顯明為日本名稱者,應改正為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最後,才是「適合當地地名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但,事實上,在台北,最後這一種路名,亦即台北傳統固有的、不帶日本色彩的路名,在戰後初期雖大部分獲得恢復或保留,少部分卻已被行政長官公署挪為上述政治用途(如本町通並未改回府前路,而是以行政長官陳儀的字命名為公洽路),而失去清治時期原名。倖存的傳統路名,更在不久後的1947年初,於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官員鄭定邦仿效其家鄉上海、以中國地名命名台北全市街道時,悉數遭到消滅。1973年制訂的《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也明定,街道以中國各省之都市、史蹟等名稱定名,如以省分、大都市、城市、史蹟、名山、大川命名,應參照中國版圖相當位置取名。

 

找回台灣路名的文化性與原生性

對台北道路命名史稍作爬梳後,我們可以看到:艋舺、大稻埕、城內等三市街的路名,係有機地形成,並符合人民視角,這些路名卻受到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先後以殖民統治者的視角重新命名,試圖汰換人民的集體記憶,以塑造出合乎統治者所需的新認同指標,路名的「文化性」被「政治性」所取代。而由於上述兩政權的外來本質,亦使得路名的「原生性」被「外來性」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外來政權在此方面的表現,顯露出了不同的心態:日本的規劃者仍將台灣在地的歷史與特色納入考量,中華民國政府規劃者的「大中國中心主義」則將之忽視。後者直接體現於台北市如中國版圖縮影般的道路命名系統,並導致道路名稱與所在地域之間長期的抽離與斷裂,其影響,即為許多戰後嬰兒潮世代台北居民之中國認同強化及在地認同弱化,及其普遍的親中傾向。

台灣若要發展出強固的主體意識與在地認同,則台北與其他台灣城市的路名,就應該排除政治性、去外來性,回歸文化性與原生性。

道路的改名需要以國家之力由上而下、系統性地來做。由於路名的變更對於社會來說必然要有一段適應期,因而容易造成民眾短期內的生活不便,往昔,日本與國民政府即以公權力為後盾、強制性地推動路名更正,而未來,道路若要全面重新命名,便必然需有同樣的手段與規模。

 

法源陸續齊備 盼蔡政府扮演火車頭

能支持道路改名的政治氣候正在形成。2014年的地方選舉,民主進步黨在22席中拿下13席,包括6個直轄市中的4個;2016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更囊括56%的選票,重返執政,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民進黨也在113席中拿下68席,單獨過半。也就是說,以公權力發展台灣主體意識與在地認同的機會已經到來。

各地道路改名所需法源也陸續齊備。以台北市為例,2011年,《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修正為《台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時,道路的命名原則,即已完全排除中國地名、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而變更為:(一)對國家之發展有卓越貢獻或於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之人、事或地名;(二)本市舊有地名、紀念性文物或建築物名稱;(三)具有或型塑當地特色之名稱;(四)具有共同記憶價值之名稱;(五)其他具有創意之名稱。

然而,法源看似齊備,實則欠缺推動的時間壓力。戰後初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台灣最高統治機關之姿,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通令各縣市於兩個月內進行街道改名。現今,若再無此等具有執行時間壓力的中央層級立法出現,道路的全面系統性改名恐怕仍將是遙遙無期。

 

訂立專法並設置機構  以規劃推動路名改正

茲提出以下一系列的行動方案建議,供有志者參考:

一、 由民進黨擬定《道路名稱改正條例草案》,在條文中授權行政院成立機構、發布命令,以對全國道路名稱改正工作進行規劃及推動,可循民進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模式,在行政院下設置獨立機關,明訂其業務及執行時限,送立法院審查。

二、該條例通過後,行政院設置任務編組性質的專責機構「道路名稱改正委員會」,簡稱「路名會」,聘請文史、都市計畫等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擔任委員,於一定時限內完成《全國各直轄市及縣市道路名稱改正工作規劃報告》。規劃或可循以下步驟進行:(一)指認符合1945年《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而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等原則命名之道路,以及1947年後以中國地名命名之道路;(二)將前一步驟指認之路名取消,改以1922年町名改正前的傳統路名代之(例如廣州街可改為「龍山街」,南海路可改為「龍口路」),若有不足者,則採1922年町名改正後出現但不具明顯日本色彩的舊有町名為路名(例如位於昔日之幸町、今之幸福里的濟南路可改為「幸福路」,位於昔日之錦町、今之錦安里的潮州街可改為「錦安街」),若再有不足者,則由委員決議適當的新路名(例如昔日為台鐵新店線的汀州路,因民間習稱為萬新鐵路,可改為「萬新路」);(三)前一步驟採納之傳統路名、舊有町名、新路名,應再依現況進行必要之調整,如傳統路名系統與現行路名系統有接軌困難者,即屬有必要調整者(茲舉台北市迪化街一段為例:因其以中國地名命名,故應改正,但迪化街一段現今範圍於1922年町名改正前,係由六條街南北串連而成,即南街、中街、中北街、普願街、杜厝街及益保裕街,此與現行道路命名方式不符,故可採1922年町名改正後出現之永樂町名稱,逕行改名為「永樂街」)。

三、「路名會」完成道路名稱改正工作規劃報告後,由行政院發布命令,通令全國各地方政府應於一定時限內依該規劃報告完成道路名稱改正工作。

 

路名改正是文化再重建  是轉型正義促進工作的助力

路名與地名一樣是文化的產物,以台北為例,三市街的路名,係有機地形成,並符合人民視角,卻在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強制性地推動路名更改,導致路名的文化性被政治性所取代、原生性被外來性所取代。但,台灣是台灣,不是他方,因而終需發展自己的主體意識與在地認同。以國家之力由上而下、系統性地進行道路再更名,是文化再重建的必要手段。

如今,民進黨既於有利的政治氣候下取得中央、多數地方政府的執政權及國會的過半掌控權,應把握時機立法,以規劃及推動全國道路名稱的改正工作,並將之視為轉型正義促進工作的助力。畢竟,若一個忽視台灣在地歷史與特色、意在汰換人民集體記憶的「大中國中心主義」道路命名系統,仍原封不動地保留於人民的日常生活環境中,那麼,台灣社會是否真正準備了適合的土壤,讓轉型正義的促進工作能夠順利開花結果,答案顯然就是否定的。

 

 


(邱秉瑜/倫敦大學學院空間規劃碩士、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