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創新產業的機會何在? | 林弘全

2016.06.21

台灣所面臨的困境

近十年來,產業環境劇烈的變化,金融風暴過後,世界各國逐漸從災後重建,科技演進帶動創新創業能量,但台灣在這個回歸的浪潮之上,似乎越來越沉默,在全球的視野中,好像失去了成長動能,民間、產業一片苦悶。本文希望能夠針對現況面對未來提出一些可能性,在那之前,我們先來快速地檢視我們所面臨到的困境。

 

經濟沒有動能

台灣 GDP成長停滯幾乎已經是常態,每年初研究機構都會樂觀的提出3%的成長率,但每過一個季度就會逐步下修,到了年底總結算時只能透過匯率調控出口成本來達到勉強保1%的狀況,雖然東亞各國,包含香港、日本、新加坡,GDP成長率都表現不佳,但從產業現況來看,其實台灣的GDP已經呈現負成長的趨勢,台灣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有很大比重是由電子代工帶動,也就是跟著PC產業成長,但隨著消費性電子產品從PC逐步轉移到Mobile的時間,我們在這過程中失去了先機,雖然有試圖追趕,但目前看來效果不彰,出口停滯,內需也不足以帶動 GDP成長,經濟動能幾乎停擺。

 

青年就業創業困難

隨之而來的就是薪資凍漲,重點都會區房價居高不下,民眾生活痛苦指數高攀,20-24 歲青年失業率高達13.5% (總群體失業率大約3-5%),傳統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隨著人力成本的提昇,相比於新興市場國家,台灣不具大量製造的優勢,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成績逐漸成為包袱。

 

社會資本不流通

GDP成長停滯,國民所得成長有限 (USD 23k),但PPP(相對購買力指標) 卻超過USD 40k,我並不是總體經濟專家,單純從產業現象來猜測,我認為消費力指數超過國民平均所得有幾個可能性,其一,一般民眾可能習慣於負債消費,拿未來的收入在今天就先花掉,也就是寅吃卯糧。其二,過去長期累積的社會資本過度集中 (藏富於民),雖然平均所得並沒有太顯著的成長,但仍有足夠的資本可供消費,也就是所謂的吃老本,但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仍然處於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況。其三,台灣有許多民間資本無法被追蹤,也就是所謂的影子經濟,從數據中無法呈現實際狀況。不論上述幾種狀況的可能性有多高,但我們看到的狀況是,社會資本並不流通,某種程度上也造成悶經濟的形成。

 

政府能做什麼?

過去兩年多來,我參與許多公共政策的規劃與推動,從體制內的角度去了解這個國家實際運作的情形,頗有不少感觸,試著整理如下:

一、溝通問題

分為兩個部分來談:

(1)政府內部跨部會的認知落差

我除了參與一般的諮詢會議外,針對個人認為重要的議題,我會盡量參與工作會議,但常常發現開了好幾個小時的會議後,與會者對於討論主題的認知並不一致,導致溝通效率低落。其實在公部門任職的技術官僚,許多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專業領域上都有多年的經驗,但遇到新興產業常常會摸不著頭緒,因為新興產業常常並非單一領域,而是大量的跨界整合,唯一共通點是都以消費者需求為主 (consumer demands),所以若要正確的了解問題,需要的是跟真正的需求方溝通,而不是從專家研究開始。

(2)政府與民間對於問題的感受認知落差

過去政府對於產業發展傾向保護態度,提出許多獎補助政策,產業也習慣了接受政府資源,這種做法在GDP高度成長並且人口紅利仍持續走強的環境下是合理的,但近十年來並沒有特別發展成功的新興產業,人口甚至接近負成長,產業政策其實已經必須做出改變,但由奢入儉非常困難,當政策補貼逐步縮減,民間只會覺得政府沒有作為,這種認知落差對於官民溝通造成很大障礙。

二、產業趨勢改變

Internet出現後實質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而 mobile internet開始發展盛行後,開始大幅度影響經濟發展,事實上並不是因為 “網路” 或 “互聯網” 改變了產業,而是 “internet” 改變了 “consumer” (我刻意用了不同的用語,但事實上本質上是同一件事),過去台灣習慣於B2B思維,在商業模式思考上多半考慮的是 “Client” or “Channel”,但因為 “Internet” 的出現,迫使產業走向B2C,也就是必須直接面對 “Consumer”,也就是說,過去大多數台灣公司在思考marketing 時,是用B2B的思考,但在現在的產業趨勢上,一切都必須看消費市場的反應,而過去成功的經驗反而成了現今的包袱。

三、勞動力改變

如前述,我想大多數人都認同青年就業有問題,13.5%的青年失業率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所以我開始去思考數據背後的意義,事實上,我無法否認實質失業率確實是高的,但是高到這個程度,我猜測也許數據本身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於是我在某次政院內部會議詢問,這個數據是否根據勞保投保的數字,我得到的回覆是對的,於是後來我明白,這不完全是失業率問題,而是勞動力實質在改變當中,許多現在的年輕人是self-employeed,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根本不保勞保,更別說現在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盛行,這些勞動力根本不會被計入統計,換句話說,政府在做勞動力統計的方式從根本上就需要改變。

延續這個想法,我想到,台灣有多久沒有做人口普查?我們所認知的台灣有2300萬人(停止成長很多年)的這個數字,究竟是否還正確?除此之外還有人口結構的考量,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已經開始會有新移民二代進入勞動市場,也代表新移民進入台灣至少將近二十年我們才正視這個問題,但實際上,另一個數據告訴我,台灣至少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新婚伴侶是新移民,大多數集中在中南部,也就是說,新移民過去是被當成新勞動力,而這個事實直到至少十年後才被正視。

 

經濟成長動能何在?

過去這幾年台灣的GDP成長很有限,於是媒體大作文章,台灣人民都產生危機感,事實上,危機感是必要的,但是要理解真正的危機何在。不是只有台灣的GDP成長有限,鄰近國家包含日本、香港、新加坡近幾年的GDP成長都很有限,這不是說這些國家的國力下降,只是單純的指出,這些國家已經沒有成長動能,而這就是說明,台灣也已經進入所謂的 “已開發國家”。前述提到,數十年前台灣基本上是百廢待舉,各個產業都有機會,直到現今,幾乎各個產業都變成傳統產業,賺的是管理財,過去創造高成長的研發財已經不見了。

適逢政權轉移,新政府提出五大創新研發產業,包含綠能科技、國防產業、生技醫藥、亞洲矽谷和智慧機械等。先不論政策內容是否正確,我想探討的是政策性輔導產業究竟有沒有用,或者有沒有不同的做法,事實上,我認為政策必須要有指向性,因為資源永遠都是有限的,若是平均分配,那麼很有可能在每一個產業都無法有效推動成長。

三十年前,政策指向性推動電子業、半導體產業,帶動台灣經濟成長,而後推動矽導計畫、兩兆雙星、亞太營運中心、四大智慧產業都是同樣的思維,雖然成果並不都令人滿意,但從上而下的經濟政策似乎沒有意外地僅能先從產業趨勢做分析,並投注資源在特定幾項重點產業。理論上,這些產業趨勢分析都是由一大群智庫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照理說是深思熟慮過後的規劃,但事實上,近年來的產業變化太快,當做完分析再投入資源並且執行時,可能產業又變化了,所以過去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不斷的調整、追趕、再調整,但總發現計畫趕不上變化,政策執行成果不如預期,也由於並沒有實質改變民眾生活水平,所以這些經濟政策對於一般人民而言是無感的。

 

政策的執行由誰來監督?

另一個我觀察到的問題,往往政策提出的時候都很好,也符合產業需求,但在執行面上礙於政府運作邏輯,必須交由第三方廠商來執行,而礙於採購法的限制,常常取得計畫執行的廠商對於真正的問題並不了解,在執行過程只在乎計畫KPI是否能夠達成。綜上所述,我不認為在現在的產經環境有很明確的數據可以做為計畫的KPI,因為一切都在變化中,所以政府採購法應該要能夠採納所謂的質化指標,並且試著做法規調適,讓中小型廠商也有機會替政府出力,否則一切都不會改變!

 

產業變遷

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基石,替過去台灣四十年的發展定下了很堅定的基礎,但隨著時代變遷,過去的產業規則不見得可以適用於現行的環境,近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產業轉型升級的論點,也看到政府提出許多振興經濟的政策,但民間中小企業似乎常常無感,其原因為何,我有以下幾點觀察:

一、民間對於政府有過多期待值

民間企業希望政府完善制定經濟發展政策,同時並照顧弱勢,達到世界大同,完美的境界;另一方面,政府想要事事完美,大大小小什麼事都要管,但實際上以現有的資源及結構是做不到的,也承擔了不可失敗的壓力。

二、稅收不足

稅改一直是政府政策的重點,但始終無法有效施展,延伸的問題就是地方政府必須準備大量的自籌款作為年度預算,若稅收不足只能不斷舉債,舉債額度達到法定上限只能往民間招商,結果又導致大者恆大效應,資源分配不均,中小企業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也造成一般受薪階級(老百姓)的相對剝奪感很強烈。

三、既有成功產業轉型不易,新創企業資源不足

既有成功產業要轉型有太多包袱,而真正的創新多數來自於創業型公司。政府雖然已經提供許多政策工具協助新創企業,但真正能夠取得這些資源的公司大多數都是稍具規模的企業,真正創業型公司在初期實際上沒有能力通過政府審核,所以雖然政府制定許多政策,但對於新創公司而言,其實都是無感的,即使取得這些資源,在配合政策做報告的過程中,耗費太多公司資源,影響公司營運。

對於以上觀察,我有幾點建議如下:

一、政府應該改變態度,不只是要更了解產業界,而是要從結構上改變:從大公司轉型為創業型公司(小政府的概念)。

二、理解並承認目前台灣的優劣勢,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應著重在基礎民生建設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等無法完全由民間獨自完成的項目,至於經濟發展政策則應該盡可能讓產業界主導並配合進行法規調適、鬆綁,並且在策略上應具有雙元性。

三、雙元性:產業發展政策實質上無法達到公平正義,資源原本就會有分配考量,在現行結構上若要進行重新分配無異是緣木求魚,舉例來說:稅改短時間之內要想從既得利益者加課稅,實務上不太容易。而原本資源較少的新創公司,若要求降稅、減免,對於政府而言是減少收入,所以只能從其它管道籌措資金,例如二代健保,但如此反而對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很有感的。簡單來說,政府的許多政策,對於產業的弱勢圈而言沒有明顯效益,也就是無感。但配套的政策反而對於一般民眾是很有感的(被剝奪)。

四、鼓勵新創:針對創業型公司,應盡可能提供實際資源的挹注,並設定範圍,不求績效。若有政策績效壓力,應把政策執行代理給民間企業,舉例來說,美國在2012年通過了一個完全針對創新型企業的法案:JOBS ACT,主要是把新創公司的籌資、融資限制放寬,並且把監管權責下放給民間企業。創業型企業,最後能夠走到資本市場是少之又少,透過民間籌資來鼓勵創新,減少政府壓力及成本,由民間力量來解決民間問題。經過數年努力溝通,目前金管會已開放民間版的股權群眾募資平台方案,是一大突破,但我仍然必須提醒,這僅是鼓勵新創的其中小小一個里程碑,還有許多相關的配套方案有待突破,後續還有很長遠的路得走!

過去這幾年,創新創業已經成為台灣一大顯學,從政府到民間都非常投入鼓勵新創,筆者大量參與了各種政策規劃及推動,除了創業園區、國際鏈結、新創補助等政策,其實我最重視也參與最深的是法規調適。如我上述所言,以政府的角度推政策,應該要做的是民間做不到的事,而事實上目前創業風氣快速升溫,幾乎人人在談創業,已經不需要推出什麼牛肉來鼓勵創業,反而應該是要加速把法制環境調適,讓過去略為傾斜向中大型公司發展的法規做相對的平衡,針對小型、微型企業提出專屬的法規。法規調適這條路非常漫長,因為沒有速效,也相對專業,新創團隊具有這方面論述能力的並不多,而學者多半對於產業實務不熟悉,加上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過去經驗不一定適用於現在的新興產業,更需要有人投注心力在這個吃力不討好的領域裡。

因緣際會下,筆者去年參與推動幾個創新創業相關法案,也都有具體的成果,包含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專章、股權式群眾募資平台、有限合夥法,雖然都不是最完美的版本,但至少已經有了起頭,接下來隨著更多的應用需求出現,可以期待的是不斷的修正調整以符合市場真正的需求。

附帶一提,其實股權式群眾募資平台再延伸,會衍生出次級市場 (secondary market)的需求,以美國為例,angel.co搭配secondmarket.com產生了新的股權交易生態系,如同Reward-Based Crowd Funding其實只是把 互助會(標會)的概念作網路化,未來Equity-Based Crowd Funding也只是把未上市股票盤商網路化(法制化),而債權式群眾募資則是把民間借貸(地下錢莊)網路化(法制化)。這些都不是完全的創新,只是把傳統民間的資金行為透明化、法制化,對於產業發展絕對是好事。

如前述,台灣民間的社會資本其實仍然很充沛(藏富於民),只是沒有適合的投資標的物,雖然台灣資本市場已相當完整,除了主板(上市)、次板(上櫃)、三板(興櫃),還又增設了創櫃板,提供未上市公司集資所需,後續還開放了民間版的股權式群眾募資平台,但事實上,台灣經濟的基石是中小企業,雖然經營績效不錯,但卻不到上市櫃規模,流通性不足,若是再加上家族企業二代接班的挑戰,轉型升級更加困難。也就是說,沒有後面的出海口(上市、櫃),前面資金的活水就進不了新創產業。次級市場就是提供未上市(或不上市)公司的流通性,資金融通後,市場就會活絡,創新創意才能夠有足夠的資源挹注。筆者認為,群眾募資(回饋式、股權式、債權式)其實是一種社會中產階級的互助系統,透過彼此互相協助,串連社會資本創造改變、翻轉,以個體來看,每一個人能夠貢獻的資源或成本都不高,但連結起來就可以創造可觀的改變,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從下而上的改變,透過民間自主的力量。

在此我想補充,推動民間的互助系統並非否定政策的指向性,我可以理解為何政策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但事實上,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沒有人能夠保證未來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是那一個特定的產業,而政府資源有限,必須集中在最有機會的產業上,也就是想辦法找到所謂的獨角獸。而民間可以互補的部分則是,盡可能連結仍然豐沛 (雖然個別的能量都不大) 的社會資本,透過互相合作的方式,創造群體最大效益。(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展望未來

過去的產業變遷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要往未來看,接下來的產業只會走向大者恆大,剩下的越來越分散,當全球化的趨勢更加明確,我們應該要先面對一個事實,台灣短期間之內可能很難出現新興的全球前十大企業!也就是說,我們可能不是位在大者恆大的那一個象限之中,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再來談政策才會比較務實!我對於產業發展一直以來的論述都是,政府應該調整職能成為小政府,專注在民間做不到的事,例如 能源、糧食、交通等基礎建設。經濟成長動能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台灣可能已經失去掌握在單一領域主導的話語權,在我看來台灣的未來可能只有兩種活路:(1)依傍著世界強權 (2)專注在利基市場,創造獨步全球的新興產業。

過去幾年,台灣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循著 (1)的路線在走,看起來也沒有樂觀的發展,所以為何不試著走向另一條路?也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未來十年、二十年的黃金產業為何,中長期來看,我更建議透過官民合作,打造多元發展的創新創業生態系,不要同時搶進低門檻的產業,而是在一個產業環境中去找到獨特性,且在產業鏈中可以和其它環節能夠互補的利基市場,整合之後可以再跟全世界市場競爭,而不是在台灣內部自相殘殺。在這樣的生態系中,利益分配仍然不會平均,但至少每個參與者採互利共生的方式彼此依存,以整體性而言可創造群體最大效益,而不是勝者為王,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

更甚者,我也曾在相關政策諮詢會議提過一個異想天開的建議,台灣薪資凍漲已多年,普遍來說,台灣人才能力並不差,主要是內需市場不夠大,出口市場又衰退,整體 GDP長不上去,除了少數人才可以透過技術或獨特的能力取得高於市場行情的薪資,絕大多數工作者只能被迫接受低薪,政府前幾年提出22k補貼政策,現又提出31k補貼政策,但實際上,我認為政府不該補貼薪資,而是應該想辦法讓產業賺到更多獲利,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人才薪資自然會往上提昇。

但短期間之內,產業無法快速成長轉型,所以我建議應該借助於外力,舉例來說,臉書在台灣超過1700萬人使用,卻遲遲沒有正式落地成立辦公室,僅有廣告代理商;另一方面,UBER無視於長期罰款,也不肯落地,雖政府提出多元化計程車法案,希望扶持本地企業,但UBER挾著龐大資本市場的資源,仍然有極大的優勢。我認為,應該透過租稅扺減的誘因,要求這些外資企業正式落地,並與本地企業成立合資公司,雖然大多數人一聽到減稅就想反對,但事實上,這些外資企業若不落地,政府一毛錢的稅也收不到,正式落地的好處是必須要在當地招聘人員,而外資的薪資水平普遍比本地企業高,而這些外資企業的資本並不一定是來自於本身營業獲利,更多時候其實是來自於資本市場,也就是說,當台灣還沒有辦法出現獨角獸的時候,先讓這些國外的獨角獸來帶動本地產業,借力使力,而不是閉門造車,把眼睛矇上想辦法自己摸索,那只會浪費時間,而時間就是在產業快速變遷之際最重要的資源,我們應該把面子放下,先充實裡子,往中長期的產業翻轉機會去找到可能性。

總結而言,現在的新創產業跟過去台灣的成功產業有一個根本上的差異,過去台灣擅長的是以B2B為主,主要是技術密集、資本密集、控制成本以創造利潤,簡單來說,都是B2B,不論軟硬體都是。但現在的創新趨勢,包含行動應用、網路、文創、穿戴式裝置等等等,都是消費性產品,所以過去台灣的成功方程式在現在的產經環境而言是不適用的,所以年輕人除了期待政府有所作為之外,也必須要自立自強,不是因為上一代的人不願意提供機會,而是時代在變,產業本質也變了,上一代的長輩們也許真的不知道如何提供資源,所以年輕新創者要敢跳出來替自己爭取機會!

 

 


(林弘全/濕地創意實驗基金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