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渭水與賴和 | 陳芳明

2016.06.22

前言

殖民地時代的抗日運動史,其實是一段政治團體不斷分裂的歷史。為了各自意識形態的立場,最後都怒目相向,終於不能避免分裂的命運。從中間偏左的文化協會,到右派的台灣民眾黨,以至於極左的台灣共產黨,都發生了分裂。究其原因,乃在於每個團體都有各自的意識形態,甚至讓意識對決轉變成為意氣之爭。在不斷分化分裂的過程中,每位抗日運動者往往堅持自己的理念,甚至對意見不同的思想信仰者視為寇讎,甚至有人揚言說,我們不怕分裂。對於這樣分裂的事實,在許多關鍵時期其實都是台灣總督府在背後操弄。台灣人不怕分裂,總督府更不怕他們的分裂。在短短十年之內的政治運動過程中,從極右到極左的政治團體先後出現,那是台灣民主運動最為精采的時期,但也是抗日運動最挫折的時期。

在持續分裂的發展中,有兩位政治人物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參與政治運動的蔣渭水,一個是領導文化運動的賴和。兩位先覺者都畢業於台灣醫學校,論階級、論身分,都是當時台灣社會最為尊敬者。回顧一九二○年代的政治運動時,不能不欽佩他們的高瞻遠矚。縱然他們致力於團結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是他們遺留下來的精神與身影,不能不使後人致以最高敬意。在那相當艱困的時代,他們具備能力足以撥開歷史迷霧,從而可以看見台灣人命運的挑戰。只有團結所有能夠團結的力量,只有累積所有能夠累積的智慧,才足以對抗台灣總督府的分化與操弄。蔣渭水與賴和所留給我們的人格,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後人欽佩、學習,並付諸實踐。

 

一九二○年代的台灣

殖民地台灣正式完成現代化,應該是一九二○年。社會學家陳紹馨在他著名的專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特別指出,到達一九二○年時,台灣社會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現代化。曾經流行於島上的霍亂、痢疾、傷寒、天花等流行病,完全宣告絕跡。從那一年開始,人口的出生率逐漸提升,而死亡率則逐年下降。在人口生產力上,也不斷提高。正式完成了現代化工程,台灣總督府開始鼓勵日本資本家來台灣設廠投資。資本主義的進駐,也意味著台灣農民工人階級開始遭到有計畫的剝削。

也正是在一九二○年,日本帝國議會片面宣布,台灣總督政治權力的法源「六三法」無限期延長下去。對於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而言,這項片面宣布無疑是重大打擊。因為他們在一九一七年見證俄國革命成功,一九一八年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目睹中國爆發五四運動。當整個世界天翻地覆之際,台灣的六三法統治仍然維持不變,對台灣知識分子構成嚴重打擊。正是在這一年,在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終於組成新民會,決心開始對島內台灣進行思想傳播與啟蒙運動。他們正式發行一份名為《台灣》的雜誌,有計畫地介紹西方最先進的文化思潮。這樣的啟蒙運動是全面性的,正如這份刊物所點出的幾個重要議題,如民族自決、勞資和諧、男女平權,正好把民族、階級、性別的文化議題,作為啟蒙工作的重點。台灣文化協會本身其實是一種聯合陣線的形式,容許左右知識分子都加入這個組織。

文化協會正在出發之際,蔣渭水(1890-1931)與賴和(1894-1943)都同時加入了這個組織。前者是宜蘭人,後者是彰化人,在各個政治運動的場合,兩人常常同時出現。蔣渭水在一九一六年於台北正式設立大安醫院,賴和則在一九一九年於彰化成立賴和醫院。同樣是醫學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於各種現代化的知識都保持高度的好奇,並且積極把開明、進步、有效的知識,介紹給島內的青年。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這兩位醫生都參加了這個重要的組織。從一九二三年開始,蔣渭水與文化協會的領導人共同創辦《台灣民報》。雖然在東京發行,卻相當有規律的持續傳播於台灣島內。那是一九二○年代最重要的啟蒙運動刊物,而且也是團結台灣抗日運動的一份宣傳品。兩人不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也常常參加群眾大會的演講,他們的知識與行動合而為一,所造成的影響力無可限量。

台灣抗日運動開始發生變化,是在一九二五年二林事件爆發之後。日本資本家開始進行土地兼併,佔領純樸農民的土地,尤其是製糖會社普遍設立糖廠之際,所有的農民都淪為糖廠的農奴。經過二林事件之後,階級的議題慢慢滲透既有的政治運動,階級的觀念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一九二六年台灣農民組合建立時,迫使台灣文化協會必須重視農民被剝削的問題。畢竟,台灣人抗日意識的覺醒,是透過文化協會的啟蒙工作。許多農民要求文化協會的領導人,繼續帶領他們進行反抗。左翼知識分子也次第加入了台灣文化協會,使得聯合陣線的本質發生變化。彰化人王敏川與一群左派知識分子,要求文化協會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活動。

 

蔣渭水與台灣抗日運動的再出發

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進行改組時,大量的左派知識分子也介入選舉活動,而終於奪得領導權。一九二七年的台灣文化協會高舉左派的旗幟,使得原有穩健派的創始人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不得不離開這個組織,而另外成立台灣民眾黨的組織。這是台灣人的第一次分裂,《台灣民報》也被帶出文化協會,而成為台灣民眾黨的機關報。目睹這樣的分裂,賴和極其痛心。面臨分裂之際,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這可能是蔣渭水在面臨變局時,所提出的政治口號,卻也無法挽回分裂的命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蔣渭水又發表了一篇文字〈左右傾辯〉。他特別指出,左派知識分子確實具有進取戰鬥的精神,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他們的短處是,無視一切現實環境,也無視傳統的存在。而右派知識分子的長處,便是清楚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以及他們的國家認同,一步一步以實力組織起來。他們的短處是,容易被現實所牽絆,很容易淪為妥協主義。

蔣渭水在分析這些客觀形勢時,他不能不提出個人的主張:「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利器,是我們求幸福、脫苦難的門徑。」他又呼籲:「吾們四百萬同胞,竟不能利用這個團結之力來求幸福,真是我們台灣人之恥辱呀。」蔣渭水內心的折磨與痛苦,由此可以看見。在文協分裂之後,他又發表了一篇〈解放運動的派別〉,特別指出台灣總督府在背後所扮演的離間角色。對於客觀形勢,他看得非常明白。以當時台灣抗日運動的實力來看,絕對沒有分裂的本錢。但是奪得文化協會領導權的左派青年,則大量引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既有領導人的保守與退卻,使得雙方能夠團結的機會越來越渺小。一九二七年三月,他發表一篇〈我的主張〉,特別指出台灣人的使命非常重要。尤其他特別強調,「做為日華親善的媒介者,最適任的應屬台灣人。」以這樣的論述為前提,他更進一步指出,「台灣人可以說掌握著通往世界和平第一關的鎖鑰。」在他的思考裡,台灣人所附有的歷史使命極為重要。正是有這樣的思考,他呼籲台灣人必須要更加團結。

 

賴和文學與台灣人精神

同樣屬於台灣文化協會成員之一的賴和,是第一位寫出現代小說的創作者。他一九二六年在《台灣民報》所發表的〈一桿秤仔〉,已經被公認是最具完整形式的現代小說。這篇作品裡,他以日本警察作為殖民統治的象徵,而市場裡賣菜的攤販,則是殖民地台灣人的代表。整篇小說結構相當完整,頭、腰、尾的敘述已經符合短篇小說技巧的原則。而更重要的是,他透過菜販被剝削壓迫的事實,來揭露台灣總督府的統治本質。這篇小說對殖民地文學運動的影響力非常大,不僅把島上人民的命運與處境交代得非常清楚,也強烈暗示台灣人必須以具體行動起來反抗殖民統治。這不僅僅是一篇小說,也是一篇政治意識的啟蒙。

賴和文學的重要性,並不只是他為後來的作家示範寫作的方式,還更進一步呼籲知識分子,應該以具體行動來批判日本的統治。一九三○年霧社事件爆發時,他是唯一的台灣作家寫了一首〈南國哀歌〉,對於原住民的反抗行動給予高度的肯定。這首詩的下篇遭到總督府查禁,戰後才在他的遺稿裡現出全貌。整個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對原住民的同情以賴和最為鮮明。在他的觀念裡,島上所有住民的命運都是相同的,無論是漢人或原住民,都同樣承擔著被壓迫的命運。

在他的日記裡可以發現,埔里的原住民徒步到他彰化的醫院。賴和知道這位原住民生病了,不僅贈送他免費的藥,還勸告他不要走回去,而是鼓勵他坐汽車回到部落,他還贈送車資給原住民。他的行動與精神,已經跨越了族群的界線。他白天行醫,晚上為《台灣民報》編輯文藝欄,提拔第二代的台灣作家。楊逵、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在日後的追悼文,都提到賴和如何辛苦的為他們修稿,並且讓他們有發表的機會。他的入世精神,其實在今天也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夠趕得上。賴和一直被稱為台灣的魯迅,但是他的精神應該比魯迅還博大。因為魯迅放棄了醫學,而全身投入了新文學運動。賴和則一方面擔任醫生,協助窮人,一方面又投入台灣新文學運動,持續不懈。他所做的工作其實是魯迅的兩倍,可以說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典範。

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時,他也深感痛心。他選擇在左派的《台灣大眾時報》發表一篇散文〈前進〉,所使用的白話文極為精練傑出,其中提到了兩位離家出走的兄弟,在途中分手了。這篇散文特別呼籲走在後頭的那位小孩,應該加快腳步,趕上前面的兄弟。當他這樣書寫時,其實在強烈暗示台灣文化協會左右的分裂。這篇散文強烈透露他的憂心,他希望落後的兄弟可以迎頭趕上,兩個人可以並肩前進。散文寫得相當充滿象徵性,但是走在前面的那位兄弟,可能是比較激進的左派吧,而較為落後的兄弟,則是暗指較為保守的右派。放在當時的政治現實,顯然是指左派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右派的台灣民眾黨。他不願看見左右兩派分裂,而鼓勵兩個組織都要朝著同樣的目標繼續前進。

賴和很少發表較為積極清晰的政治論述,而是透過文學運動的推展,讓殖民地作家關心性別、階級、族群的議題。他總是以全局的視野看待台灣社會,他寫過的女性,如〈可憐她死了〉;寫過的農民,如〈豐作〉;寫過的原住民,如〈南國哀歌〉。當他這樣以文學的形式實踐時,也等於實踐了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所說的民族自決、男女平權、勞資和諧的重要精神。具體而言,賴和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原型(prototype)。也就是說,殖民地文學所應具備的形式、內容、議題與文字技巧,都是由他最先建立起來。他所提供的範式,也正是後來的台灣作家要繼續發揚光大的。

蔣渭水與賴和,可以說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典範。他們投入啟蒙運動時,並非只是訴諸文字論述,而是以具體的行動介入。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文字,從來都不是空泛、虛構,而是他們的思想能夠與現實環境密切結合在一起。他們反對分裂,主張只有台灣人團結起來,才有足夠實力對抗台灣總督府。他們的最高目標,就是要讓全體台灣人民獲得解放。他們從來不會在枝節上斤斤計較,也不會對某些個人進行不實的攻擊。從現在所能看到的文字,可以發現他們的人格特質往往超越世俗眼光,也超越了庸俗文化。今天回頭瞭望殖民地的政治運動,當所有的團體不斷分裂之際,只有他們兩個人堅持團結的重要性。他們從來並不空談,而是具體去實踐。殖民地運動的分裂史,帶給我們戰後民主運動很大的警醒。蔣渭水與賴和所留下的文字,其實就是「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