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李登輝

2016.04.07

登輝從一九九四年即開始出版著作,包括:二○一三年《二十一世紀 台灣要到哪裡去》及《為主作見證》、二○○九年《最高領導者的條件》、二○○五年《新時代台灣人》、二○○四年《「武士道」解題》、二○○○年《亞洲的智略》、一九九九年《台灣的主張》、一九九四年《經營大台灣》,去年二○一五年《新.台灣的主張》,這一系列著作闡述登輝自幼至今的人生觀、生死觀、歷史觀、治國理念等多層次價值理念。

今年我國三次政黨輪替,距離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第一次直選總統,適值二十週年;過去八年,由於馬政府長期忽視民意、黑箱作業,代議制度失衡失調,貧富差距高達九十九倍,公平正義蕩然無存,終導致「太陽花學運」,年輕人及被壓迫的弱勢者,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馬總統最直接的不滿與抗議,終導致原在野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勝出以擔任台灣第十四任總統。

回顧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出現若干瓶頸與疲乏,企需透過修憲工程以補足缺失。在國際環境上,進入「G-Zero」年代,意謂著美國已不再具世界霸主地位,日本更應為自己的國家安全、區域和平安全負起更多的義務責任。今年再度出版《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中文著作,登輝的觀念想法,時事意見,可完整揭露並與時俱進更新。

一九九九年我在《台灣的主張》這本書中寫到:「『新台灣、新台灣人』一定要基於使命與責任,彰顯自己的存在,創造新的歷史。」這個想法至今仍未改變;登輝在台北高校期間讀過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以及尼采的《查拉圖斯特如是說》、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外國名著,都影響了我的人生觀。

若真的要其中挑一本的話,我會選擇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戰後我看到日本出版的翻譯書也艱澀難懂,但對於當時苦苦追尋「自我」、「關於死亡」真諦的我來說,為了更深入的了解,走遍各書店和圖書館,涉獵相關書籍仍無法找到說服我的理論,直到在總督府圖書館裡找到一本泛黃、變色的《講義錄》,才能理解以前讀原著時無法充分體會的「永遠的否定昇華為永遠的肯定」之涵義,關於生死觀的疑問,終於得到化解。這講義錄的作者是以前在台灣當過糖業局長新渡戶稻造。他每年召集糖業公司的菁英研習時,作為《衣裳哲學》課本授課。之後我對新渡戶稻造關心開始陸陸續續閱讀他的著作。

其中《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動;我認為新渡戶稻造所說的武士道,正是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規範。可以說,那是勇氣與決斷力的根源所在,同時也是一種凝視生與死的美學或哲學。

人生只有一回,如何將人生變得有意義進而肯定其價值?「不為一己之『私』,而是為大眾之『公』來工作。」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我不是我的我」的信念;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絕不能被個人或權力所左右,身為領導者最需要的是捨棄私心,為公眾服務的精神。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雖然不用過度美化日治時期的作為,但在這五十年裡,台灣得以從傳統農業社會蛻變為近代社會,並培養了守時、守法、金融貨幣經濟基礎、衛生觀念及企業經營等新觀念。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我認為,蔣經國應該是很欣賞我的「日本特質」,對工作有責任感,誠實做事、不說謊。
在那時期台灣同時受到歐美思想的影響,開始成立各種社會團體,提出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地方自治、選舉、自覺獨立等要求。以結果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因受到總督府打壓,並沒有成功,但滋生了「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理念基礎。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占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突然間,人民對馬上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已經現代化的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西班牙、荷蘭、明鄭、日本、國民黨國民政府等六個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對於歷史過程中發生的被殖民經驗、各式悲劇與其主謀者,我們一方面予以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也要懂得超越自我的悲傷,諒解他者的處境。登輝曾多次強調,不要用來到台灣這塊土地的先後順序,做為是否是為台灣人的判斷標準。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藉由「釐清歷史真相」,把握現在,抱持信念,朝未來邁進。

登輝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就是擺脫舊體制,目的就是要切斷「托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現在超過八成的國人希望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維持現狀」。何謂台灣的現狀?就是台灣不隸屬於中國、獨立的狀態,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個別的「存在」。

能夠以台灣之名而存在,才是惟一的重點。更進一步說,其實我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因為,台灣已經實質獨立,沒必要在國際社會作出引起爭執的發言。獨立與否的神學式論爭,不但沒有意義,只會讓人民一分為二,激化對立罷了。這會導致政治停滯,為人民帶來無可計數的損失,而國家領導人,若是放任或是助長統獨對立,都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非民主國家之福。

台灣與日本都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重視人權與和平,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也是四面環海,有許多利害一致的地方。面對中國為了轉移人民高度不滿的注意力,習近平上台後多次在東海、南海製造事端,挑釁周遭國家,嚴重破壞區域和平的嚴峻挑戰,台日兩國有必要也有需要共同守護東亞的安定與和平,需要進行安全保障上的對話。

日本也必須一改凡事依賴美國的政治態度,對我來說,日本憲法已經超過六十年沒有修改過,這是很不正常的狀態,日本應共同擔負起亞太戰略義務以捍衛國家利益。

登輝再次強調,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即便台日斷交後,仍維持著緊密的經貿、文化層次互動。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時,日本救難隊率先抵達台灣援助,而日本三一一海嘯時,台灣是善款捐助最多的國家。況且,台日兩國並不存在領土糾紛。基於此,兩國應緊密合作共同面對中國崛起與擴張,日本也應該在法律層面上重新調整,例如制訂「台灣關係法」,像對待其它國家那樣對待台灣。
現在正是所有台灣人超越過去的恩怨,攜手共創新時局的時候。未來,台灣是否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邁向一流國家的行列,關鍵在於:新時代台灣人的意識強化工作到底會不會成功,也就是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以台灣為優先的人、認同民主台灣價值的人,才符合新時代台灣人的定義,才是今後台灣需要的人。

很遺憾的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可惜仍有許多人存有威權的心態,當這些人掌握了政府、權力之後,就會出現「贏者全拿」的傲慢心態,完全忽視其他人意見,二○一四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述,登輝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裡。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登輝一生的理想就是希望將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希望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我希望大家跟我做陣打拚,共同呼籲公民的覺醒,讓人民宣示自己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

今年登輝再度出版《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這本著作,期盼喚起人民力量,重新指引台灣未來該走的方向。請大家多多指教,祝大家平安!
二○一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本文轉載自【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大都會出版】李前總統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