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12A總裁彭淮南|陸之駿、高偉哲

2016.04.07

二十幾年來,台灣景氣每況愈下,經濟危機警訊頻傳;從國內資金流動的僵固問題,到資本外移逐年加劇,國內產業鏈裂解出走,企業生存面臨到舉步維艱的悲慘窘境。

仔細想想,台灣經歷過6次總統大選,換了4位總統,這當中,因為政爭、黨爭、民怨或經濟不振而下野的政府官僚,多如牛毛,但唯一如如不動者,就一個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彭淮南開放人民幣 乍看「似是」,其實「而非」

彭淮南的貨幣政策,乍看之下「似是」,其實 「而非」。

以人民幣業務為例,央行自開放人民幣業務以來,2013-2015年底統計,短短3年,台灣境內的人民幣存款就已經累績高達3,182億元,約當1.5兆新台幣,相當於一個年度的國家總預算!

開放之初,民眾與企業在各家銀行推出人民幣定存3%的誘惑下,相較新台幣定存利率1.2-1.6%,一股腦地把手上的新台幣兌換成人民幣、再轉存入銀行孳息;而人民幣定存採限時限量的飢餓行銷策略,存款人更趨之若鶩。

然而,國人兌換來的人民幣,實際上,卻運行在一個「不完整的機制」之上,導致人民幣定存,變成一種爛頭寸,加遽台灣資金流動困難,資本紛紛外移的現象,此實為重要原因之一。

以現行可以採取的人民幣去化管道,共有七種:

  1. 存款行得將人民幣再轉存至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
  2. 存款行得於中國境內設立分行,再逕行拆借中國境內其他銀行。
  3. 持有者得將人民幣投放到中國境內的消費市場,或作為貿易結算貨幣。
  4. 持有者得購買台灣境內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目前僅限專業自然人乘作)。
  5. 持有者得購買台灣境內發行人民幣結構型商品(組合式基金)。
  6. 持有者得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以人民幣結算。
  7. 存款行得對中國境內的經貿特區之台灣企業貸款(各地方規定不同)。

但真實去化情況是,我國人民幣存款行普遍將這3,182億人民幣存款,轉存於中國銀行(台北分行),估計近七成之多;至於其他的去化管道合計起來,絕不超過三成。

這表示,固守不出的新台幣,充其只是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貨幣,轉存到別家銀行孳息,回頭支付給持有人民幣的存款戶。

要瞭解這3,182億人民幣對台灣社會的意義,就必須先從人民幣業務的準備過程開始說起,因為這是一幅環環相扣的工程計畫。

2009年4月,「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召開第三次江陳會談,會中一共簽訂3份協議,其中一份,名為《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這份協議的立意,是希望兩岸能夠在「三個方面」上,加速建立深化合作機制,這「三個方面」分別是「金融監督」、「貨幣流通」及「加速金融業互設據點」。

當然,相對應的具體工作,自然落到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以及「兩岸兩會的會談結果」身上。

開展工作伊始、同年11月,我國「金管會」與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完成簽訂《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0年6月,第五次江陳會談簽署完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將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險業列入服務貿易早收清單。

2011年7月,金管會修訂《台灣地區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規定》,率先鬆綁國內的國際金融業務分(OBU),啟動人民幣存款、貸款、匯款之銀行業務。

2012年8月,我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決定台灣銀行(上海分行)與中國銀行(台北分行),互為對岸的清算行。

2013年2月,我國央行全面開放國內外匯指定銀行(DBU)承作人民幣業務。

只不過,情勢發展到2014年3月,「張慶忠事件」與「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使得ECFA架構下的《服務貿易協議》審議懸宕;同時導致銀行業萬分期待的《服貿協議》早收清單,原定3年升格分行的程序縮減時間、退回原本的5年,銀行業者的人民幣業務計畫,這才順勢夢滅。

面對台灣人民的憤怒與不滿,我國行政和立法機關在《服貿協議》的處理上,採取的是假延議真罷手的方式;甚至某位於央行工作的十二職等公務員透漏,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將會逐步形成中國經濟對台影響越來越深的態勢,但人民幣業務的討論,卻在那一次的檢討聲浪中,成了最大的漏網之魚。

以12A總裁的高度,絕對不會不懂,蓋大樓時,水電工程就必須一併如期完工,如果大樓蓋的又高又漂亮,水電工程卻是遭到附近居民的抗議阻擾,施工停擺,此時,業主硬是要開業的結果,就是搞到大家沒水沒電,讓大樓變成整體規畫藍圖中的閒置資產,如同我國當前人民幣存款的困境,民眾的錢,變成難以去化的爛頭寸,於是大家只好看人民幣匯率的臉色,作個對經濟毫無幫助的外匯投機者。享譽盛名的12A總裁,在開放人民幣政策一事上,顯然還欠投資者一個交代。

 

 

 


(陸之駿/詩人、政治評論者;高偉哲/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