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歷史經驗看國家與社會的解構(上) │ 廖亮和

2016.01.28

國際條約摧毀了清帝國的超穩定結構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克北京城,逼迫清廷簽訂歲次辛酉的北京條約。依照條約規定,列強各國所派駐北京的使節,有權覲見清朝皇帝,呈遞國書。咸豐皇帝不願接見夷使,拒不回鑾,最後病死熱河。同治皇帝嗣位,兩宮垂簾聽政,清廷又以皇帝年幼為由,拒絕夷使覲見。但是,1873年6月29日,日本外務卿(今外相,即外務大臣)副島種臣(soejima taneomi,1828-1905),卻一舉打破了這個禁忌,晉謁了同治皇帝。

4月30日,副島種臣與李鴻章批准「中日修好條規」換文。翌日,副島回訪李鴻章,提出修約問題,同時轉而談及謁見同治皇帝的問題。從該年初以來,西歐各國的公使團,一直陷於晉見同治皇帝的禮儀,究竟應採何種方式,而爭論不休。本來清廷一直堅決要求行三跪九拜之禮,但副島則主張「行三鞠躬禮」,清廷認為有礙中華帝國天朝威儀,拒絕接受,態度十分強硬,雙方因而無休無止的進行唇槍舌戰的交涉中。

6月19日,副島以立即返國為威脅,終於使清廷同意按照其主張為晉見方式。這中間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清廷高官堅持以「貢使」的三跪九拜為唯一禮儀,其理由乃是天朝例無晉見來使之傳統。沒想到這個說詞被副島逮到破綻,立即反唇相譏說,中國古籍的尚書舜典中有載明,舜帝「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之典故,中國四千年來一直被歌頌為聖君明主的舜帝,就曾大開明堂四門迎接四方來朝的賓客,而讓所有賓客肅然起敬。

自負飽讀詩書的清廷高官,冷不防被副島引經據典的回馬槍打得狼狽不堪,在無法自圓其說下,只好同意副島不用以貢使行跪拜之禮,而改以西洋禮儀覲見同治皇帝。

清廷雖同意副島晉見同治皇帝,但應與其他西歐公使一同謁見。副島則謂其為全權大使,位在英、法、俄、荷、美五國公使之上,使清廷不得不同意將其安排在眾公使之前,單獨謁見。日本左派史學家信夫清三郎,在其經典鉅著「日本政治近代史」,即指出清廷對外關係,由「朝貢體系」轉為「條約體系」,清廷形同自動放棄本身對國內政治與社會的控制,任由列強依據國際條約所任意擺佈,不斷在列強貪得無饜的勒索下,步步走向滅亡的深淵。

當列強逼迫清廷承認其「勢力範圍」之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為保護美國在華利益,特別提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事實上雖承認了列強的「勢力範圍」,但間接有利於中國之獨立生存。

義和團拳匪之亂,美國適時倡議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由於對難以協調的列強在華利益,具有恐佈平衡作用,中國才免於被瓜分的命運。中國免於被瓜分,清廷卻難逃滅亡之命運。

中國缺乏說服人民的政治領袖 

武昌起義的新軍大都同情革命,正如1817年巴西的軍隊一樣,由於同情烏拉奎反抗西班牙殖民的獨立運動,巴西侵略烏拉奎的軍隊,反而形成爭取巴西獨立,反抗葡萄牙王室殖民統治的最大武裝力量。因為兩國的起義主要力量,都是中下階層的士官兵,所以沒有顛覆政局的實力。結束大清王朝的反而是奉命討剿革命軍的袁世凱,革命的果實,盡入袁氏的囊中。巴西革命軍則被葡萄牙王室撲滅。

袁世凱趁機反戈,獵取革命成果,又在竊取政權後,隨即稱帝,其故事並不新鮮,乃是抄襲106年前,墨西哥推翻西班牙統治的伊圖爾畢德(Iturbide A de殖民當局倒戈的指揮官)的劇本而已。

列寧說孫中山是缺乏群眾的革命家,孫中山的遺囑也將未能「喚起人民」列為遺憾,足證列寧的批評有其真實的一面。1808年拿破崙佔領葡萄牙,葡萄牙攝政王唐.若奧和王室成員,在英國軍艦保護下逃到巴西。失去殖民母國的武裝力量,本來殖民地人民就容易加以推翻,何況葡萄牙力量薄弱,巴西的獨立,遠比西班牙所屬的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的阻力為小,由於資產階級的大地主,天主教會和高級將領等,恐懼革命,而與葡萄牙王室勾結,在1822年宣告與葡萄牙脫離從屬關係後,又讓君主制度保留了67年之久。

美國59位歷史學家,在2000年美國大選時一致表示,偉大的總統要有「說服人民的功力」,其實這個標準也適用任何政治領袖。

民意是弱國外交的強大後盾

(一)五四愛國運動

1919年的5月4日,中國的「五四」愛國運動,美籍華裔的史學家徐中約認為是「強烈和帶根本性的社會與理智的變革」,是中國自春秋戰國260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劇變。信夫清三郎也高度評價勝過日本大正時代的「民主改革運動」。

參加協約國一邊的中國,德國戰敗後,在巴黎和會竟沒有收到戰勝國應有的戰利品,反而還需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省所掠奪的利權,由同是戰勝國的日本繼承。5月1日,中國代表向大會提出嚴重抗議,但英法美三國毫無表示,交涉完全失敗。

消息傳到中國,以北京大學為首的14家大學院校,聚集三千多人示威,高喊「還我山東」、「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將親日與外交換文有關的曹汝霖(交通總長)、陸宗輿(幣制局總裁)、章宗祥(駐日公使)三人列為國賊,並要求罷免。

以徐世昌總統為首的北京政府,事前與事後均始終表示,仍以與德國簽字較為有利,與愛國學生「拒簽」巴黎和約,明顯對立,正由於北京政府採取嚴厲取締的強硬態度,甚至考慮解散大學也在所不惜,澎湃學潮終於爆發了全國各大商埠罷市、罷課、罷工的全面抗議,造成社會秩序的全面癱瘓。北京政府被迫向民意低頭,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隨之內閣也總辭,徐世昌本人也咨行國會參眾兩院,下台讓賢,五四運動才告落幕。

當時青年黨的黨員沈雲龍教授,在其所著的「徐世昌評傳」,即對「官意」與「民意」的兩方主張相較,不簽並未如北京政府惶惶終日而有種種不利的情形發生。

沈雲龍對此語重心長的作了結論:「可見弱國未嘗無外交,惟當政者充滿自卑,喪失自信,舉棋不定,患得患失,媚外以求自保,視民意如草芥,則豈僅無外交之可言,只有靜候宰割亡國而後已耳!」

(二)德國魯爾區抗爭

七年後戰敗的德國,也同樣發生以民意對抗強敵入侵掠奪的感人故事。

1922年1月11日,法國總理裴恩克聯合比利時共同出兵,佔領德國工業心臟的魯爾區,並佔據所有礦場,企圖以煤炭做為實物賠償,抵償德國依凡爾塞條約應付的賠款。德國總理庫克要求延期償款被拒,而德國工業心臟的魯爾區被佔,工業生產將完全停頓。於是對法、比兩國停止實物賠償,並同時宣佈「消極抵抗」法軍的佔領。佔領區人民也熱烈響應政府的號召,礦主與礦工、僱員、公務人員拒絕合作,鐵路工人也配合讓交通停頓,使法國人一磅煤也運不出去。

魯爾區的200萬居民和失業工人,則由政府供應最起碼的物資糊口度日,堅持不肯向強敵低頭。這是德國戰敗以來,第一次全國上下一致,同仇敵愾,一致對外。

德國人民抵抗侵略軍的英勇氣勢,博得國際的讚譽,與印度甘地不合作運動的抗英精神相提並論。德國人也藉此自豪其民族、道德的優越性。

1923年9月26日,新任總理古特雷斯曼宣佈結束魯爾區的抗爭,因為魯爾區的人民已是心力交瘁,而法國佔領軍仍未撤兵。歸結原因是,抵抗運動的代價太過「高昂」。許多大力支持運動的資本家與民族主義份子,都袖手讓政府「買單」,並沒有平均分攤重擔,由於國庫空虛,政府並無財源供應罷工工人的生活補助,只有加印紙鈔應急,而所收到的代價,卻是貨幣不斷貶值,國家經濟的崩潰。意外的是,德國政府最為關心的問題,卻因為國際的干預,而順利解決。美國適時提出的道威斯方案應運而生,由國際貸款資助德國的五年解決方案,同時也宣佈減少德國的債務,到了1924年德國的經濟困境已大為紓解。

法國也因為美國摩根大通集團表示:「法軍如續佔魯爾區,他們將無法向美國投資人兜售債券,清償德國債務」因而自動撤兵。他們自始至終沒有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煤炭,重建受戰火糜爛的北方各省,更讓法國喪失稱霸歐洲的機會。

重建國家主權與版圖的凱末爾

1920年8月10日,協約國集團和德奧同盟國簽訂的最後一個條約──塞佛爾條約,徹底將奧斯曼帝國解體,淪為協約國的半殖民地。

土耳其完全喪失了國家主權,並且喪失了80%的國土,以前所擁有的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從前在阿拉伯半島的大片屬地,還有原有領土,除伊斯坦堡以外的歐洲部分。伊茲密爾地區、安納托利亞東南部省份和沿海一些島嶼,都被英、法、義等國占領或成為他們的勢力範圍。

蘇丹政府接受了這個屈辱的戰敗條約,因而受到土耳其人民堅決的反對。1919到1922年,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由凱末爾所領導的革命團體,推翻了蘇丹王室,不承認「塞佛爾約」,並且打敗了由英法兩國所支持的希臘外來武裝干預。

1923年7月,協約國與土耳其政府簽訂《洛桑條約》,取代《塞佛爾條約》。新約規定,土耳其放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亞、多得坎尼群島和塞浦路斯、巴勒斯坦、敘利亞、外約旦、美索不達米亞、漢志等地主權,使其成為獨立國家。

土耳其的領土,重新調整,以東安納托利亞為國家基礎,其歐洲邊界較原約往偏北延伸,以馬里查為界,東色雷斯、伊茲密爾再劃歸為土耳其所有。土耳其於1923年成為共和國,以安哥拉為首都,廢除蘇丹制與回教「哈里發」制,奧斯曼帝國滅亡。但是哈里發的廢除,卻使伊斯蘭教世界,頓失領導重心,造成今日教派傾軋的無盡爭端。

誤用國際力量喪地失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華民國,無論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對外交涉,都有如沈雲龍所述的特徵。不過,南京政府當政期間,卻一再發生喪權辱國,喪地失土的事件,北京政府則從未發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訓令「不抵抗政策」,張學良的東北軍撤出關外,短短三個月,日本關東軍就佔據全境,二百萬平方公里,三千萬人口的東北,就變成1933年3月9日成立的「滿州國」。四個月後,日本海軍又進犯上海,發動淞滬之戰,1933年初又爆發四口戰役(冷口、嘉峰口、馬欄峪口、古北口),佔領山海關,承德,熱河,威逼平津,簽定塘沽協定(5月30日),秦土協定(秦德純、土肥原賢二),倡議華北特殊化。

蔣的「不抵抗政策」,並沒有讓日本停下腳步,反而鼓舞其侵略野心,擴大軍事侵略行動,忽南忽北,讓南京政府無從喘息,疲於奔命。

不抵抗政策,是蔣於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嶺學校的演講,親口辯解九一八事變所以放棄抵抗,是因為兵力不如日本,不出十日即會亡國。但十七天後,一二八淞滬之戰,衛戌淞滬的19路軍蔡廷鍇軍長,卻以2萬孤軍,在日軍不斷增援,蔣拒絕出兵相援下,力撐了五週之久,最後才通電撤退,3月4日由國聯斡旋,次日簽定停戰協定。

淞滬之戰,證明了蔣所一貫主張的「三日亡國論」,根本不是事實。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僅有一萬一千人,東北軍全境有19萬人之多(關外遼寧6萬、吉林8萬、黑龍江5萬),奮力抵抗,關東軍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拿下東北,可能都值得推敲。東北失陷,蔣訴之於國聯仲裁,國聯並無軍事制裁力量,如何能令日本退還東北?但蔣如效19路軍在淞滬力抗日軍,國聯出面,定可促成停戰協定,以淞滬停戰協定之例,東北軍如堅強抵抗,東北反可保全。由後見之明,蔣運用國際力量,顯有倒果為因之推理盲點。

或謂蔣向國聯申訴被侵略,是試圖引進列強力量,置東北於列強的共同勢力範圍內,反制日本獨自鯨吞東北的野心,詎料日本立刻退出國聯,使蔣的反制之策功虧一簣。

美國為蔣保全東北之用心

蔣視日本侵略為癬疥之疾,中共作亂才是心腹之患。驗之於史實,蔣對日步步退讓,放棄抵抗,北方國土幾為日軍佔領。中共在蔣的武力壓迫下,根本無生存空間,日軍佔領華北僅有點,甚至是線而已,但日軍無從掌握的廣大面積,尤其是鄉村地區,乃成中共滋生繁殖之溫床。

日本投降後,中共地盤已佔有一百萬平方公里,幾近一億人口,127萬武裝部隊,這全是蔣介石所賜。戰後日本組團向中共謝罪,毛澤東則謂若非日本侵略,中共根本無從取代國民黨。中共由蔣視為癬疥之疾的日軍佔領區,作為滋生溫床,反而成為吞噬蔣的心腹之患,應是蔣所始料未及。

日本投降後,日軍偽軍所佔領的地區,蔣的國軍由於佈署在西南方,不若共軍近在咫尺,為了防範共軍搶地盤,蔣透過何應欽向日方表示,等候國軍來接收,並應拒共軍接收,必要時可以就地反擊防禦,同時在美國支援配合下,動員其龐大的海空軍力量,把國軍大約54萬部隊,分別運送到日偽軍佔領區。

1945年8月8日,蘇聯紅軍對日本宣戰,數量優勢的紅軍一週內就擊潰號稱世界首屈一指的關東軍,佔有全境。中共先遣部隊8月30日抵達,再分由冀熱遼、山東軍區、新四軍等處,湧入總數14萬的部隊,比國軍捷足先登,早了半年。

當國軍陸續抵達東北時,共軍已在東北佔有86%的土地,90%的人口。1947年,再度抵華的魏德邁將軍,曾到東北實地考察,認為蔣介石在幾年內都不能控制東北。要保全東北,則必須鞏固華北地區,但華北地區如非做大力政治改革,根本無法穩定局勢。
魏向蔣建議:

(一)鞏固華北,以退為進,徐圖發展。

(二)暫時放棄東北,由聯合國委託美、蘇、中三國共同託管,直至國民黨有實力掌控東北為止。

但蔣以民族尊嚴,國家主權為由,斷然拒絕。蔣丟掉中國大陸,是緣於中共所稱的三大戰役,蔣的軍隊全軍覆沒。中共掌控東北實為遼瀋平津兩役國軍敗北的關鍵因素。

中共能夠在東北捷足先登,是因為蘇聯紅軍「放水」;紅軍可以控有東北,是由於蔣與蘇聯的史達林簽署「中蘇友好條約」。

蔣棄美擁蘇的代價

簽署中蘇友好條約,蔣歸咎美國羅斯福總統與史達林簽定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的利益,所以才會丟失東北,以致整個中國。羅斯福一直不滿蔣抗日不力,美國援華並沒有達到早日結束戰爭的目的,從而決定放棄在中國戰場打敗日軍的計劃,改由在太平洋戰場,直接向日本本土進軍,尤其美軍所實施的「跳島戰術」,逐步進逼日本本土,戰績輝煌,登陸日本本土已可預期,為了避免日軍由中國戰場調回兵力之可能,增加美軍登陸之難度,利用擊敗納粹的蘇聯紅軍,消滅日本在滿洲的兵力,將可降低美國子弟兵登陸日本的犧牲人數,中國既然不願在中國戰場配合美軍的作戰。當然應該對願意出兵的蘇聯給予誘人的戰利品,這就是雅爾達密約的由來,也是美國自力救濟的不得已方案。繼任總統職位的杜魯門,鑒於原子彈的威力,已可預期日本再難支撐,因而曾電告蔣不要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前駐蘇聯大使哈里曼,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貝爾納斯,也都親自向宋子文勸阻,但這些都沒有打消蔣的決定。

蔣簽約所換取蘇聯的承諾:蘇聯援華物資僅供應國民政府;保持中國東三省的領土完整;蘇聯表明不干預新彊的內政;蘇聯軍隊應於日本投降後,三周內開始撤兵,最遲不得逾三個月。這四項承諾,以美國當年對蘇聯的影響力,實在沒有必要以犧牲外蒙古領土來換取。我們很難以外表的文書,還原當年簽署的真正動機與真相。

但從蔣要求蘇聯承諾的第一項,尤其令人疑惑。蔣當年完全由美國供應武器,根本不需要蘇聯任何援助,何況蘇聯也是受美軍援助的國家,該條款豈不形同贅文?

中共在東北的軍隊,由毛澤東拔擢林彪為統帥,號稱為東北民主聯軍,1946年3月19日到5月17日,國民黨宣稱的「四平街大捷」,林彪所部傷亡4萬名、被俘2383人,沒想到十六個月後林彪又捲土重來,已擁兵50萬。這些武器來自紅軍接收關東軍的裝備,人力則來自陳誠不要收編的偽滿軍隊。

這個事實證明蘇聯已違反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根據蔣要蘇聯承諾的,顯然並非正面所要求的給予蔣之援助,而是逆說的不能給予中共任何援助。

我們自此才恍然大悟,原來蔣為了要求史達林的蘇聯,不要援助毛澤東的中共,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寧背賣國的罵名,也孤注一擲,再所不惜。宋朝士大夫因「黨爭」而「誤國」其為禍之大,蔣毛相爭,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現成教材。

事先未對紅軍移交關東軍的戰利品加以防範 

事隔近七十年,由兩岸陸續出土的史料,真相逐漸顯現。史達林一直蔑視毛,認為他非真正的馬列信徒。從兩人在1949年12月第一次見面,史即粗魯的問毛,「你看過馬克思的所有著作?」,充分懷疑其理論水平。

蘇聯紅軍把關東軍的武器,全部交給林彪的華北民主聯軍,是蘇聯第一次給中共的實物援助。蔣不惜冒賣國罪名,所換來的卻是其心腹之患,取得奪走他江山的致命兇器,

蔣為何不在和約內的條款,明白約定,有效制止其隱憂,不變為禍患?由合約鬆散的結構,充分顯示蔣的股肱重臣,欠缺事理可能變遷的思考深度與廣度,對抽象推理的邏輯,其心智能力非常有限。

史達林的蘇聯,與毛的中共,同為國際共產黨成員,史雖為共產集團的首腦,但明文規定幫助毛的死對頭,對史來說,極可能影響其在共黨世界的形象與聲望,這是史達林的忌諱。但這並不意味,蔣無法在和約內加以防範,原條文「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我們試以借箸代籌,再加上一段但書:「前項援助,應包括為蘇俄軍隊在中國領土上,其獲自日本與滿州國所屬軍隊的武器與裝備及其所有軍需物資在內;凡屬日本與滿州國所有或經營或管理的工業設施與礦區均屬之;連同商業機構所有財產與產品,均應由國民政府代表抵達後,全部移交。」

有此明文規定,至少能對林彪順利取得武器發揮阻力作用。當然,國民黨人一定會有質疑的反對意見,認為蘇聯不會簽署,就算簽署了也不會忠實或確實履行。但這些意見其結論豈不坐實仍以不簽為妥?

中俄和約,林彪席捲東北的保證書

1948年11月2日,歷時五十二天的遼瀋戰役結束,林彪殲滅了國民黨部隊47萬餘人;1949年1月10日,共軍殲滅國民黨軍55萬5千人,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1949年1月31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獻城投降,被共軍殲滅和收編的兵員52萬餘人。

中共號稱的三大戰役,完全由共軍取得壓倒性勝利。其中「遼瀋」與「平津」兩大戰役,均由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團(原東北野戰軍改編)獲得勝利,戰功最為彪炳。

林彪獲勝的契機,完全來自接收關東軍全部的武器,蔣所簽下的和約,不但是他失地喪國的「死刑令」,更是林彪取勝的保證書。

國民黨多年來一直宣傳,東北戰局本勝利在望,只因馬歇爾施壓,國府頒布「停戰令」,1946年「四平街大捷」,林彪遭到毀滅性打擊,當時祇需乘勝追擊,就可收復全境。

郝柏村更說,偽滿投共30萬部隊,無關東北戰局勝負。這一連串的辯詞,我們只需以中共官方發表的四野兵力總數,加以對照,就可發現無一可以成立,完全一派狡詞。

1949年2月,四野總兵力為90萬人,扣掉國民黨被俘的40萬官兵,再減掉當地徵募十餘萬東北兵,林彪所部扣下偽滿投共的30萬部隊,中共自己的兵力祇有10萬人左右,可見遼瀋戰役是以偽滿投共的30萬部隊為主力,殲滅國民黨的正是這批「老蔣不要老毛要」,陳誠棄之如敝屣,視之為無物的「雜牌軍」。事實證明偽滿30萬部隊投共,關東軍武器由林彪的四野接收,乃是東北戰局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蔣決意簽署的中俄和約,更註定了林彪佔領東北全境,提前取得勝利的保證書。

日本發動二次大戰的資源,源自滿州國的成立

蔣在國民黨內部的頭號政敵李宗仁,在其回憶錄露骨直言,蔣本人統兵治國能力非常低劣。由1931與1948兩次的東北之失,無異為李宗仁的評語,提供了有力的註解。

孫子兵法作戰篇,再三灌輸「智將務食於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軍食可足」以及「勝敵而愈強」等基本觀念。日本在二次大戰,其兵鋒遍及中國戰區,東南亞及太平洋,如無滿洲國與中國華北做為後勤補給供應地,光憑日本本身國力,根本無法負擔。相對的,蔣如不輕易放棄東北,日軍無法憑藉地利之便,向華北地區擴張,也無法在華東地區順利佔領。日軍這一連串的勝利,其實來自「以戰養戰」原則的貫徹。

除了佔領區的資源控制,更在敵我的心理,創造了優劣的強烈對比。就日本國內而言,壓制了「反戰」的反對聲音,鼓舞了舉國一致「皇軍無敵」的侵略野心。對被侷限在四川西南一隅的蔣政權,沿海及對外陸路交通完全被日軍封鎖,有限的資源,根本不足以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只有不斷向國民舉債,貨幣不斷貶值的通貨膨脹,國統區人民苦不堪言,對日抗戰充滿無力感。部隊給養完全操控在蔣一人手中,將領只有對其戰區竭澤而漁,佔地自肥。已故的萬年立委胡秋原,根據軍法總監何成濬的戰時日記,為其出版作序,即總結國民黨軍事將領在抗戰的表現有四大特色,其一為遇敵則逃,其二為虛報戰功,其三為以民為壑,其四為佔地為王,抗戰勝利實際真相為四萬萬人民血肉犧牲所換來的慘痛代價,既非國民黨所宣傳的英勇作戰,亦非中共所說,國軍未如共軍積極抗戰。

黎東方曾對中日戰力作一比較,中國軍隊在數量上與日本為十比一,才能在戰局維持平手的局面,可見蔣所說的日軍絕非具有「三日亡中國」的通天本領。中國軍隊運輸能力有限,行軍以步行為主,軍隊指揮官的企圖心又個別不同,各地駐軍距離戰場遠近有別,中國軍隊能否由各地同時抵達戰場,達到維持平手所需的總兵力,就決定勝負。這個限制其實不難解決,真正的難題是被派往前線的將領,各自存有「私心」。蔣一向對軍中有「嫡系」與「雜牌軍」的差別待遇,不但裝備明顯差異,兵力折損重建修整更有懸殊的處置方案,蔣經常利用「雜牌軍」的重大傷亡,撤銷其番號,解除將領兵權,所以非屬嫡系的部隊,盡量以保全實力為上,不敢拼命作戰。蔣又控制成癖,李宗仁說,大砲丟失或被敵擄獲,將領要受罰,因而一逢交戰,大砲根本不肯使用,要拖到遠處,以便敗北時,可以即刻運離戰場。

打敗仗士兵丟失槍械,回來要受罰,甚至還會送命被槍斃,造成部隊潰敗,士兵只有逃亡,不敢回營,因而國軍兵源一直成為問題,只好就地強拉良民入伍,也就是所謂的「拉伕」,為了怕他們中途逃亡,經常集體綑綁,帶回軍營,士兵受虐乃是司空見慣之事。

蔣對軍隊重視有形的戰力,槍械大砲是其關切重點。無形的戰力,軍需給養從不放在心上,縱容部隊就地覓食,強索民糧視為家常便飯。對日抗戰,中國人民儘管怨聲載道,但是基於民族大義,一致抵禦外侮,再大的痛苦也會強忍下來。但是國共內戰,國軍就地搶劫民糧的老作風,就註定被人民唾棄的下場。 正因為蔣統御軍隊,從不考慮無形戰力的補給,為了保存實力,深恐對日軍賠掉打天下的本錢,日後無從用來對付共軍,因而像放棄抵抗,讓日軍立刻佔有東北的故事,層出不窮。

不管理由如何,蔣的一貫作風,為日軍提供了「以戰養戰」的無限資源,卻讓自己的戰力,受限於有限的國統區,無法脫困。

中共運用地下交通網,在淪陷區壯大打天下的本錢

日軍雖然佔領中國廣大的國土,對於農村並沒有如城市的易於掌握,一直受到農村消極的抵抗,為了讓農民低頭,乖乖交出收成糧食,日軍施行殘酷的三光政策──搶光、燒光、殺光。國軍只顧逃命,不管農民死活,求助無門的農村,正好給共軍提供了一個乘隙而入的空前機會。中共在淪陷區,無孔不入的滲透入每個農村。號召農民挖掘地窖,貯藏辛苦收成的糧食;四方八面的地道,可以不受地面日軍封鎖的影響,保持對外暢通的交通,還有靈通的傳遞消息。華北地區的農民,拜地道與地窖禦敵戰術之賜,保全了活命的機會,也為中共贏得了廣大的民心。最重要的,中共由此獲得打天下的無敵利器,也就是「徵糧」、「徵工」、「徵兵」的寶貴經驗。中共在淪陷區並不能公然實行政府的管理工作,因為中共並無正面與日軍優勢兵力對抗的戰鬥力,使農民心甘情願自動交出其辛苦的農業收成,就成了中共在淪陷區的工作重心。

毛澤東向日本謝罪團表示,中共反而應感謝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在淪陷區獲得壯大的機會。驗之於史實,應是指爭取到廣大的民心,並獲得與國民黨爭天下的雄厚人力資本。

中共的「地下交通網」,越戰期間,曾經「整廠輸出」,幫助了北越完成統一大業。1954年的奠邊府之役,由聶榮臻元帥為首的顧問團,建議北越的軍隊「挖掘地道」,減少受法軍砲轟的重大傷亡,而贏得勝利。美軍介入越戰期間,在南越的越共,能夠逃過美軍地毯式的威力搜索,就是發揮華北淪陷區地下交通網的故智,使美軍舉世無雙的戰力,無法捕捉到越共的行蹤,讓投入美國四分之一軍力,在越南的作戰,直如「籃子打水一場空。」

郝柏村坦承絕非共軍之敵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以其長期擔任參謀總長的軍中閱歷。在2011年6月16日出版了《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乙書。內中對蔣在戰後因剿共失敗,由巔峰跌到谷底,一反歷來彌縫歌功美化之窠臼,而改以較為「寫實」的筆調,如果不以人廢言,對還原當年國共內戰的實情,頗具參考價值。

郝柏村以後見之明,將時間推至1948年秋,並用「試以幾個如果」的假設語氣借箸代籌,為蔣挽回全面崩潰的頹勢,提出其挽救方案。

七十年後仍提不出戰勝共軍之策

(一)防止林彪四野入關

1948年秋,蔣如接受軍師長的意見,放棄瀋陽,主力向營口撤退,確保以營口與葫蘆島兩港,為補給線的據點,以30萬大軍分守兩個主要海空據點,足可牽制林彪50萬大軍入關,可確保華北平津走廊。

(二)中共不可能在1948年10月1日在北平宣稱建政

平津走廊,以秦皇島港及大沽港為補給基地,傅作義不會受圍而獻城投降。

(三)能和亦能戰,靜候美國政局演變,唯有美蔣合作,才能對抗中共

郝柏村的「試以幾個如果」,其可行性既建築於最後「期待美國回心轉意」,顯然絕非正本清源之道,而其(一)(二)對策如果不能成立或無法維持,豈不全屬鏡花水月的幻想。

美國派駐中國的美軍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少將(David Barr)即在1947年11月的軍事報告(見Richard H Rovere & Au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AC Arthur Controvers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5,p.333),指出蔣介石被中共攻下東北,繼而被席捲整個中國大陸,最後潰敗來台,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進行了「世界上最笨拙的軍事指揮」。

郝柏村在書中,亦對蔣介石的失策,多所臧否,儘管語意委婉,筆觸迂迴,但仍能讓人窺出蔣介石百無一是的軍政決策與管理之荒謬,已至匪夷所思的程度。其負面評價意見,俯拾可見:

(一)未能理性思考

一直尋求速戰速決,尤其敵我優劣形勢轉換後,未求保存實力,反而在兵力劣勢下,主動尋求與敵決戰。從1947年春全面進剿,從未捕捉共軍主力決戰,主戰場不明確,空軍不能集中全力,用於決戰;1947年終,速戰速決戰略完全失敗。更於1947年拒絕白崇禧建議,放棄吉林、長春及石家莊等重要據點,縮短戰線,改採戰略守勢,全軍最後免於潰敗的時機,即於1948年冬喪失。

1947年冬起,共軍已可全面採取攻勢,蔣雖以戰略守勢為名,實際仍圖以決戰轉變頹勢。在兵力劣勢,態勢不利下,仍一昧求戰,實正符敵之希望。
東北丟失後,關內仍圖決戰,致有淮海戰役全軍覆沒。1949年4月1日,共軍渡江後,仍圖在上海決戰,完全是主觀算盤,徒損僅有戰力。

既以保守台灣作為最後、最壞打算,則一切戰略,以僅餘戰力,應以保衛台灣為主軸,應不惜即早放棄西南、西北。青島劉安祺部,放棄青島後,應逕赴海南島,不必與桂系相爭廣州控制權;胡宗南30師,應於淮海戰役期間,南調廣東及海南島;舟山部隊10萬人,應於上海陷失後,移調金廈或海南,以此部署,至少海南島應可確保。

(二)從來未作最壞打算的思考盲點

郝在五年日記中發現,蔣從未作最壞的打算,一旦不能消滅中共武裝力量,應暫求和緩共存之道。先建設江南,充實國力,確保國際地位立於不敗之地,以待全球反共形勢之變化,其盲點令人難以理解。

拒絕美國調停,而與日後出任國務卿的馬歇爾決裂,自斷與美國有效的溝通管道;1947年攻下延安,軍事上既未殲滅共軍有生力量,政治上斷絕恢復和談之可能。

一昧要求將領成仁取義,堅守到底,但如固守變成死守,死守又變為「守死」,戰例一再發生,將領自戕負責固可佩,但被俘變節則士氣如潰堤,而不可收拾。

(三)未有安全補給線,反苛求部隊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個師的攜行彈藥糧食,最多七天。補給線被切斷,最多只能存活七天。共軍擊敗國軍,毛澤東在「十大軍事原則」中強調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共軍武器、裝備、戰技皆不如國軍,所以能貫徹全殲計畫,無非是其補給不虞匱乏,戰場糧食完全由民眾前來供應,1947年2月16日山東萊蕪戰役,華東野戰軍27萬部隊,即發動數十萬農民,冒著嚴寒,晝伏夜出,隨軍行動,婦孺老幼磨麵準備軍糧,並擔任擔架、運輸功能。遼瀋戰役動員民工160萬人,運抵前線糧食7000萬斤;淮海戰役,抬擔架、運糧食民工達150萬人,運來糧食4億3000萬斤,國軍不敗於戰鬥力不如共軍,而是敗於補給被切斷。

(四)越級指揮

整個剿共軍事,是由蔣以最高統帥身分,直接決策與指揮,擔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與陳誠,都是奉命執行而已。大軍由最高統帥指揮第一線,並不恰當。最高統帥親函第一線軍師長,只可鼓勵士氣,不可指示行動。

失人存地,人地皆失 

郝書中有三個錯誤:其一為共軍「阻援打點」的戰略多獲成功。正確應為「圍點打援」,原為「圍城打援」,1931年1月10日,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攻打貢水和章水交會點贛州,四次用炸藥爆破城牆,贛州守將馬崑應對有方,紅軍皆未得逞,國軍第一師師長羅卓英其轄第33旅長黃維,與馬崑裡應外合,內外夾擊,攻城疲憊不堪的紅三軍團第一師師長侯忠英以下官兵,全部被俘。

整師被俘是共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因而記取教訓:調動敵人,打野戰,打運動戰,也就是集中兵力打來援敵軍,不打被圍敵軍。郝書「阻援打點」,等於兩面作戰,完全弄錯中共戰法。

其二為「史毛合作」,毛取得政權前,1934年遵義會議毛奪得中共領導權後,史從未給予任何實質援助,移交關東軍武器是特例,讓中國內鬥,符合蘇聯利益,此外並無證據有合作乙事。

其三為「蘇聯根本不容許偽滿軍保持原狀,來接受委員長命令」。黎東方舉蔣於1945年11月16日,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的一篇演講,有談及:「關於游擊隊與偽軍的裁併與改編,希望軍政部在一個月內有具體的事實表現。」

時任軍事委員會軍法總監的何成濬,曾透露,日軍投降不久,他接到昔日在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現任滿州國陸軍大臣臧士毅的電報說:願以贖罪心情,做贖罪的努力,懇將偽滿軍隊30萬人全數改編,所需薪餉,完全自理,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聽候中央接收處置。何氏接電立即轉呈蔣,蔣批交軍政部長處理,但久無下文,何成濬當時已離權力核心,備位閑曹,自然不比陳誠一言九鼎。

當時的軍政次長俞大維,在二十二年前出版《俞大維傳》中,曾述及因洽請美軍調派機艦,運送國軍進駐東北,分別到天津、秦皇島、山海關、瀋陽當地,察看軍隊運輸情形。並據視察東北經過,向軍政部長陳誠報告,並提出兩項建議;其中第二項建議為:「立即收編並整訓為數約30萬的原偽滿軍隊,將原籍南方的國軍悉數調回....」

俞大維特別強調,拿破崙與希特勒兵敗俄國,均敗於勞師遠征,敗在俄國冬季酷寒的惡劣天候。陳誠將俞大維的建議,都轉給蔣主席裁決,但陳誠對第二項建議,表示其不同看法:「偽滿軍隊不可靠!」

陳誠更於此時對外發表:「國軍可在五至六個月內,肅清東北的共產黨。」

俞大維極惶恐的向陳誠質疑:「東北的共產黨,別說六個月,六年都不見得能夠肅清!」

俞大維即以此事為例,評論陳誠一生。「陳辭修是好的將領,很好的官員,缺點是把任何事都看得太容易了。」收編偽滿軍隊乙事,即因陳誠的反對而無下文。

國民黨不要偽滿軍隊,但中共照單全收。日後中共十大元帥排名第七的羅榮桓,他幾乎只帶著少數幾名幹部到東北,負責此收編工作,並以這30萬人為基幹,擴充到將近100萬人,組織「東北民主聯軍」,這支大多數由山東人、東北人組織的中共主力,他們從小在冰天雪地磨練長大,佔了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優點。遠自南方北上的國軍,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國軍是勞師遠征,他們是以逸待勞。

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於1946年5月,利用蔣巡視東北之機會,痛陳收編東北地方武力的必要,蔣同意暫先收編53個保安團,總數為7萬人,但此一數字實不能與林彪日後糾集的百萬東北子弟兵,相提並論,總算聊勝於無,沒有全部變為共軍。至於熊式輝主張東北地形騎兵不可或缺,建議三個騎兵軍,以備東北戰場使用,蔣當時表示可以考慮,但公文上呈後,所獲當局批示竟為:成立騎兵有違「摩托化,機械化」的建軍潮流,等於開倒車,又喪失再次收編偽滿軍隊的機會。

黎東方曾說擔任行營主任與剿匪司令的人(黎隱其名),最不可原諒的地方,是延不執行蔣收編偽滿軍隊的指示,甚至屠殺了幾十名前來投誠的偽軍領袖,令幾十萬志在反正的將士心灰意冷,切齒痛恨,在「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投八路去。」一怒全體投奔共軍。

毛澤東有一句常說的話:「失人存地,人地皆失;失地存人,人地皆存。」收編偽滿軍隊乙事,國共兩方在東北的勝負,印證了這句話,有其經得起考驗的哲理存在。

(下期待續)

 

 

 


(廖亮和/台大商學系畢,早年師從邱永漢先生,長期經營廣告與促銷業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期,陸續介紹美式競選廣告及為文評論財經事件,作品散見財訊、商業周刊、時報周刊及多家報紙,近年著重歷史研究,本文為以解構主義試圖解讀現代史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