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歷史經驗看國家與社會的解構(中) │ 廖亮和

2016.01.21

棄「伐謀」之上策,就下下策之「攻城」

其實,收編偽滿軍隊,抑或如郝柏村的放棄瀋陽,重兵扼守營口與葫蘆島兩個海空據點,牽制林彪四野入關,使平津走廊不受威脅的構想。

這些主張縱能實現,充其量也不過是「伐兵」或「攻城」的低階戰略目標而已,其整體效益絕對比不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最高階攻略。特別是「伐兵」,國民黨軍隊一直無法改善「七天糧彈」後續的安全補給線問題,用武力消滅共軍,自始至終都是一廂情願的主觀期望。

就以現有的已出土史料而言,最為可行的策略,厥推魏德邁的「三國共同託管東北」方案。就單純軍事觀點而言,不但具有絕對摧毀林彪四野戰鬥力的震攝作用;在政治上,也可以解除國民黨在東北失去民心的形象,以美軍為主導的「託管」,絕對比國民黨接收大員,容易贏得人心。

共軍打贏國軍,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從兩倍到六倍的火力,才可取勝,但是國軍敗北,並非全部陣亡,而是在槍彈砲彈打完,餓著肚子,束手就擒。共軍獲勝原因,在於戰場有來自農民群眾源源不斷供應軍食,還有運輸、防禦工事的全力配合,可以持久作戰。國軍每次作戰僅有準備七天糧彈,共軍只需挺住七天不被擊潰,國軍陣地就在「彈盡援絕」下,不戰自潰,整批作戰人員被俘,美式軍械全被接收。

美國陸軍手冊開宗明義即說,美軍擁有全世界最好的補給,美軍強大戰鬥力的秘訣全在於此。是以共軍擊敗國軍,不依賴火力而靠補給的勝利因素,對美軍完全不具威脅性,何況美軍的火力也遠甚國軍,共軍可以集中優勢二十、三十倍的兵力,來達成圍殲美軍的目的嗎?戰場能有那麼大的空間嗎?

最主要的是,三國共同託管,可以透過蘇聯向中共施壓(軍事或政治)並且斷絕蘇聯明助、暗助共軍的任何企圖。1950年6月2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韓戰因應緊急會議,辯論至深夜,表決時蘇聯代表藉故不返回會場,使美國得以聯合國名義,動員會員國共同出兵,義助南韓抵抗北韓侵略。盟軍統治日本期間,代表美國的麥帥,不但禁止蘇聯紅軍登陸北海道,而且更不准蘇聯駐日代表戴里揚科(Gen. Kuzma N. Derevyanko),發表任何意見。

史達林為此怒罵,蘇聯代表直如傢俱,不能出聲。日韓同樣的情形,也會在三國共同託管的東北重演。原因無他,以蘇聯當時的國力,無法正面與美國對抗,史達林的自制力源自其自知之明。三國共同託管東北,不虞蘇聯掣肘。

林彪的四野在東北的命運,不是就地被解除武裝,不然就是師法共軍當年在華北打游擊的政策,但打游擊式的方式,能供應50萬大軍的長期給養嗎?共軍的總兵力少了林彪這支質量均優的部隊,毛澤東迅速席捲中國大陸的進程,將要遭遇多大的困難?

蔣介石不要託管,只要美軍出兵

1947年11月,蔣介石以民族尊嚴為由,斷然拒絕魏德邁的「三國託管」提議。但一個月後,英國駐日代表團團長蓋司康爵士(Sir Alvary Gascoigne)曾轉述麥帥的話,麥帥曾被徵詢做為蔣介石軍事顧問的意願,但他不作承諾,但並不反對在統治日本外,再加上一件赴華作戰的任務。他樂於帶領美國軍隊進入滿州,為國民政府對中共軍隊作戰。他誇口,在1000架合適的飛機密切支持下,他將於六個月內完成任務。他甚至同意,佔領滿州一段時間,作為中國政府的“代管人”(一如他在日本的統治地位)。

1948年6月10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函美國國務院,謂蔣介石願將全部權力交由美國規劃,監督並執行。同年12月10日,宋美齡代蔣介石訪美,向杜魯門總統重申三項請求,發布援華聲明,派遣美軍將領,再增軍援。

由上可知,民族尊嚴並非拒絕三國共同託管的理由,而是獅子大開口要借美軍之手,徹底消滅林彪在東北的武裝力量。1944年8月28日與9月18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要求蔣將全部中國軍隊,交由美軍的史迪威指揮,蔣以平生奇恥大辱,寧願單獨對日抗戰,也不冀求美援。當年面對外敵日寇如此大義凜然,何以時隔三年,面對國內政敵,卻不惜卑躬屈膝,一再求饒式的求救?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亞洲出兵作戰,前有韓戰後有越戰,但是兩次均因為「日本」的安定受到威脅。前者是國防上的安全,後者是經濟上的需要。

亞洲國家對美國全球戰略上的重要性,日本取代中國的政策轉向,就在1947年開始成形,而肯楠就是關鍵人物。1947年9月,肯楠在國家戰爭學院演講:「依我們國家的安全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只有五個工業和軍事強勢的中心”,他們是美國、大不列顛、德國和中歐,蘇聯和日本。只有這五個區域各自擁有工業潛力,足供發動今日必須的兩棲型作戰,來向美國挑戰,現在只有蘇聯是不友好的,所以未來的任務,是把蘇聯之外的歐洲和日本,保持在美國的陣營之內。」(“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 September 17, Kennan Papers.)
中國被肯楠剔除在外,因為沒有工業基礎或攻擊性軍事力量,中國政府沒有對外製造麻煩的能力,美國所能做的,只是維持低姿態,靜待變化。

蔣介石不知已失去對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依然以當年的態度對美。1950年1月15日,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主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美國無任所大使傑賽普(Philip C. Jessup)來台訪問。次日與蔣見面,傑賽普對蔣說他不便發言,美國的意見都已見諸前幾次的宣言。但傑賽普卻對蔣的說詞,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徑,是由美國援助他。聽後大為反感,在其回憶錄上說,他離去時比來時,更深信這個政權應讓它崩潰。

蔣拒絕共同託管的真正原因

1944年7月21日,羅斯福總統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ie)再度來華,居里在重慶十六天,與蔣會談十四次。美方是為紓解史迪威事件齟齬的餘波。其中戰後東北如何收拾,亦為會談重心,粱敬錞著有中國東北宜為「日俄緩衝國」之謬議乙文,可為參考。

居里以美國部分人士認為,中國已成高度集權國家,同時即有不能穩定之危險,本為革命集團之國民黨,今只知保持其已得之政權,不見有前進之趨向。羅斯福總統對中國求其和平民主政體之實現,尤較促進兩國商務發達之心為切。目前美國人民心裡存有中國或將發展成一黷武國家與帝國主義之戒懼者頗多,然我人皆越切希望其不成為事實,是以華盛頓有一部人之感想,以為中國應將東北作為「戰後日俄兩國之緩衝國」。

蔣答以日本多次提出和平方案,最後退讓為中日兩國共管東北,亦遭拒絕,蓋東北為我固有領土,不可能退讓云云。

1947年魏德邁提出三國共同託管方案,觸發了蔣的疑心,認為這是三年前居里提議的「翻版」,目的在騙他上當,到時候美國藉詞拖延,拒不歸還,他豈不徒呼負負,無計可施。

蔣的疑心,與日後國務院所發表的白皮書,有關魏德邁的報告加以對照,可以發現為蔣力保東北之苦心,從未有諸如居里提議的佈局與打算,一切都是以蔣的國軍能在東北站住腳為考慮。

「國民政府面臨中共之反對,對於佔領東北,國府毫無準備。」

「中共游擊隊與交通破壞者,實具有阻撓國軍行動,從而造成犧牲重大之長期戰爭之任務。」

「蔣委員長及其參謀人員,對於東北政府之軍隊,其合理與安全之措施,並無充分認識,尤其缺乏適當軍隊之運輸……」「在進入東北以前,必須鞏固長城以南長江以北之地區,並穩定該區內之陸上交通線。」魏德邁再三強調補給線之重要,但國軍在三大戰役全軍覆亡,仍出在補給問題。至於政治與吏治的改革,更關係到與東北唇亡齒寒的華北地區之穩定。

「應企圖佔有東北之前,集中努力,使華北之軍事與政治之形勢日臻穩固。」「應集中其力量,以建立華北之控制,並立即實施政治及吏治之改革,以消除官吏之貪污行為,並廢除寓禁於徵之稅捐。」

有關中共之威脅性,魏較蔣有更深層的認識。「除非與中共圓滿解決……否則政府縱過數年,亦無法穩定華北局勢。」「除非與蘇聯及中共獲致圓滿解決,否則,即使經過若干年,亦無能佔領東北。」魏德邁認為解決東北問題,蘇聯乃不可或缺之角色。

「實際上蘇聯亦正為實現中共或其本身在華北及東北之計劃,製造有利於共黨之情勢。此種行動,蘇聯實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

這個由美國主導,拉蘇聯共同解決中共問題,由蔣介石受益的政治謀略,足以粉碎中俄兩共的陰謀與企圖。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認為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伐謀」兼具「伐交」的上兵之道。

但是蔣一心一意要消滅中共的武裝力量,自己打不過,卻偏要美軍代勞,才稱心如意。何況蔣又懷疑美方有意不將東北交給他,當然一口回絕魏德邁的共同託管之議。蔣千算萬算,沒有想到這是美方援蔣的最後一個機會,這個門關上後,就再也打不開。

中國陷阱與美國恐俄症

蔣介石所以有恃無恐,要求美軍參戰,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蘇聯可能再度恢復其在東北的勢力,威脅亞洲的和平與安定。這個「恐俄症」在美國擁有極大的票房,援蔣反共的訴求,不但有龐大的中國遊說團支持,而且在國會參眾兩院議席中,其中有不少人位居有影響力的小組重要位置。像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布里奇(Styles Bridges),溫瑞(Kenneth Wherry),諾蘭(William F. Knowland),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麥卡瑞(Pat McCarran內華達州民主黨籍參議員,非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麥卡錫),塔夫托(Robert Taft),周以德(Walter Judd),伏瑞司(John Vorys)等人,可以對美政府施壓。

蔣在1946年1月,不聽馬歇爾警告,堅信十個月就可消滅中共,並以同樣的內容告訴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馬歇爾調停國共和談失敗後,蔣立刻全面開戰,國軍能戰勝就可消滅中共。打不贏,在美國「恐俄症」的氣氛下,也可壓迫美軍出兵作戰,借美軍之力消滅中共。這是一石兩鳥之計。

但是,馬歇爾一直避免美軍直接軍事干預,深恐蘇聯也會效法,而使國共內戰因國際因素而複雜化。馬認為蔣利用「恐俄症」,要把美國「拖下泥淖」。從中國返回華盛頓後,馬就強烈反對任何大量援助國民黨,舉世與日俱增的需要美國援助,為何蔣的「封建法西斯政權」,享有優先權?恢復軍援,只不過加劇內戰爆發,並協助國民黨最惡劣“反動份子”維持政權而已。

不過,馬歇爾也承認,國民黨內戰失利,將有悲慘的結局,所以他勉強自己用美國的方法,協助蔣做最後的補救工作。魏德邁赴華考察,就是美方給蔣伸出最後的援手,蔣如同意改革。內戰不致惡化,美方才可斟酌狀況,給予必要的援助。

蔣斷然拒絕美方的補救方法,反而要把美國整個拖下「中國陷阱」的泥淖,美國只有袖手不管,即使蔣於1948年12月向杜魯門發出悲鳴式的求救,美方也無動於衷,任其自生自滅了!

當然,肯楠的守住太平洋與日本,就可保障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中國大陸最後由共黨獲勝,也絲毫不會威脅到美國,對於當時一片「恐俄症」的美國,無疑提供了一劑有效的「解藥」,大大降低了國民黨保住中國政權,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

國府生存權,比台灣主權更重要!〈抉擇〉
驅蔣與保台的兩難

麥帥為盟國最高統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天皇與政府,均聽命於麥帥,麥帥透過日本政府,有權依法處分日本所有像台灣的海外領土,當時國際間對台灣歸屬一致的共識是,應候對日和約簽訂後,因而麥帥對台灣的態度,僅要求蔣介石來台維持秩序而已,中國要統治台灣,必須先取得主權,但台灣主權則決定於對日本和約時再行定奪。對日交戰國如同意把原屬日本的台灣交給中國,則台灣就名正言順歸還中國。否則,中國無權佔有台灣。麥帥此時所有的言論,可以證明當時中國(中華民國)對台灣並沒有統治權。

1949年1月15日,麥帥警告中共說:

「台灣,現在還不是正式的中國領土,國民黨垮台之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

1947年1月17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麥克阿瑟認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兵敗如山倒。雖然中華民國已在台灣管理一大段時間,但麥帥仍持台灣歸屬非由聯合國決定不可之立場。

1949年1月19日路透社南京電──

「鑒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美國根據開羅協定,盟軍總部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可遷廣州,不能遷都台灣」。三天後,1月22日,「合眾社」從台北發出這個電訊:

1949年1月22日合眾社台北電──

「蔣介石如果前來台灣,逃避中共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長期擔任蔣介石秘書的周宏濤,在其口述的《蔣公與我》乙書,曾透露美國國務院為防台灣落入中共手中,擬要求聯合國託管。周宏濤並謂1949年11月經鄭介民求證,源自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白德華及代理國務卿魏勃(Webb,JAMES)的構想,同書又附同月八日鄭介民電報,「國務院認為我必無力保持台灣,建議由我國發動交聯合國託管,保證其不變更。」「託管後我不復能用台島為反共軍事基地,職無法同意必須請示。」

蔣經國也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乙書中,引述蔣介石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盟國管理…….」「余必死守台灣,絕不能交歸盟國。」

1949年4月23日,中共解放南京,毛澤東賦詩有謂:「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表示對國民黨斬草除根的決心,中共的三野軍團在沿海大量製造船艦,一副準備攻打台灣的前夕。台灣則大街小巷可以聽到「保衛大台灣」的軍歌,此起彼落。中共是否會攻打台灣,連國民黨自己也不懷疑。國民黨能否獨力防衛台灣,國民黨自己也不知道。

根據麥帥的說法,台灣仍在其管轄下,應該保衛台灣。但是這個主張,又與美國國務院的官方說明,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明顯矛盾。保衛台灣,是否介入中國內戰,美國國務院也不願表示。

不過有一點卻是非常明確的,國民黨不能留在台灣,仍舊進行「國共內戰」的政治或軍事活動。「託管」就是徹底的清除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台灣的勢力。

在美國人眼中,台灣人欠缺軍事與政治上,受有足夠訓練的人才,出來擔當維持防衛與政治的領導人物。因而必須由蔣介石集團中,尋找合適的足以取代蔣介石的人物。同時,為了不讓蔣介石繼續阻撓美國的政策,必須將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加以驅逐。美國人有一點態度是非常明確的,蔣介石仍在台灣發號施令,則保衛台灣就是保衛蔣介石。由此反面解釋,豈不意味只要驅逐蔣介石,就可保衛台灣?!

新任的副國務卿魯斯克,當時正積極安排並進行「驅蔣計畫」。事後出土的史料,證明美方屬意出身維吉尼亞軍校非黃埔系的將領孫立人,政治方面則圈定具有留美經歷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或許美方的事機不密,或許美方低估蔣翻雲覆雨的鬥爭手腕,蔣介石表面上採取了「照單全收」的順從態度,而換取了美方仍同意保留蔣在台灣的「權位」,等到蔣成為抵制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有效障礙」,蔣立刻痛下殺手,孫吳兩人成為秋後算帳的「犧牲品」,吳被迫流放美國,孫則被幽禁三十年,下場極慘。

毛蔣爭國際地位的鬥智

1949年5月11日,蔣收到在美國的胡適代轉魏德邁的慰問信,翌日蔣回函胡適,函中特別要求阻止美國承認中共為對美工作最主要條件,周宏濤在其書中,述及年中美國即已考慮承認中共政權,周直言美國一旦承認中共政權,中共立於合法地位,中華民國即等於覆滅了。在北京的毛澤東,卻未將美方的外交承認,列為考慮選項。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主要領導人進入北京。3月25日移居香山,從當日開始,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人會議,就為「國號」問題,無法取得共識。

毛主張仍用「中華民國」舊國號。「現成的,國內國外都叫順了口,習慣了,我們取代了國民黨政權,我們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把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從國內政治、國際交往上除名。中華民國又是聯合國的五個發起國之一,中蘇美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一個,擁有議案否決權,何樂不為?」

聯合國發起國的「中華民國」,目前仍在聯合國憲章中,並沒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中共把國民黨逐出中國大陸,只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即使世界首強的美國反對,也無法阻止中共在聯合國取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且依國際法,中共根據「國家繼承原則」,即使與美國沒有外交承認的關係,美國也無法妨礙其聯合國的權利行使。

當年中共仍沿用「中華民國」國號,蔣介石縱獲美國同意不承認中共政權,但在聯合國已取代中華民國合法地位的「中共人民政府」,一定被舉世奉為正朔,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依國際法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叛亂團體」(insurgency)或是「交戰團體」(belligerency)而已。

毛是以普世價值的「既成事實」──佔有並有效統治中國大陸全域為基礎,蔣是挾美國超強國力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理由,接受其困居台灣一隅的政權,代表不成比例也非他所控制的中國之代表權。

兩相比較,高下立分。雙方勝負,時間就證明了一切,蔣的堅持,仍拗不過殘酷的事實,毛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國內與國際的「名」與「實」一切成就。

毛仍堅持用「中華民國」國號,雖然依中共黨規,少數派的主席,可以否決其他四位書記(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的反對意見,但毛為了表面和諧,顯示民主作風,乃同意廣徵外界意見,包括黨外民主人士,學者專家們的意見。結果與四位書記的意見相同,贊成仍沿用舊國號的僅有寥寥三人(廖仲愷妻何香凝女士,燕京大學雷潔瓊女教授,辛亥革命老人黃炎培),其餘一面倒的,都拒絕使用舊國號,認為形象太差,引起人民強烈反感。
毛只好自我消遣的說:

「沒想到現在是黨外人士、專家學者,辛亥革命老人們多數左傾,比共產黨人還革命,還激進。本人的右傾抵擋不住,只好服從大多數,落得皆大歡喜,一團和氣」。

中共拒用舊國號,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被拒於聯合國門外二十二年,正應了毛的預言,大家會後悔的。蔣卻繼續沿用中共所棄的國號,在聯合國屹立不動,讓中共領導精英見證了毛的戰略高度。

創造美國魔鬼,鞏固中共政權

中共解放南京城時,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預備與中共進行接觸。為此,周恩來特將燕京大學畢業的王汝梅(後改名為黃華),由天津調來南京,擔任軍管會外事處主任,以便與司徒雷登接洽,因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學校長。

根據美國的外交傳統,立即給予新政權的外交承認,而不管其是否符合正義。黃華與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接觸,司徒雷登每年6月24日,都有到北平過生日之慣例,因而他以循例要到北平過生日為由,順便拜訪中共高層,時任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也以英文信函回覆,可望獲得北平當局同意,並轉達周恩來的問候。司徒雷登決定親赴北平,探索與中共外交接觸的可能。

6月28日黃華表示北平當局同意司徒雷登訪問。兩天後,他報告國務院,沒想到卻引起國務院內部分成兩派的意見衝突,而無法定案,最後決定上呈由最高當局批示,據事後國務卿艾奇遜的說法,杜魯門深恐引起援蔣反共的右派國會議員集體反彈,激起國內爭議,最後由國務院通知司徒雷登,取消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好於8月2日搭機返美,放棄他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嘗試。

司徒雷登當時曾非常清晰的明告中共,只要中共願意建交,台灣也可移交中共接收,尤其國共內戰勝負結果明朗後,美方即對中共刻意保持友好氣氛,深恐有礙兩方建交的進行。當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毛澤東又高喊「血洗台灣」,民主黨的杜魯門反而撇清責任,發表了千頁的白皮書,徹底與國民黨劃分界線,極度明確的向中共表示交好,並且發表決定坐視台灣落入中共手中,也不願對蔣伸出援手,深恐觸及毛澤東的逆鱗,妨礙與中共新政權建交的和諧。

當年6月30日,毛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乙文,明確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縱然司徒雷登當時如願來到北平,也改變不了中共「一面倒」的外交政策。

1950年1月1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案「取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安理會席位」,被六票對三票否決,次日聶榮臻(十大元帥排名第九),即派員強佔美國在北京的領事館。並在三月總領事克羅勃離華時加以留難。

瀋陽總領事華德也被拘禁。同年2月14日,中俄兩共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6月25日韓戰爆發,10月19日由彭德懷率幾十萬大軍過鴨綠江,中共正式出兵「抗美援朝」。

經歷了這三個事件,美國自此才放棄與中共建交的想法。
曾經在鮮明主張兩岸統一的媒體上,看到批評聶榮臻的暴行,實在不智,阻礙了與美方的外交關係。

其實,這是皮相的看法,上述作法均經毛深思所做的決定。毛由蔣被史達林「始亂終棄」的過程,發現史一直顧忌中國與美國和睦結盟,所以終史在生之日,毛一直提高警覺,不敢表露任何有意與美方接近的意圖。由毛的家庭醫師李志綏的回憶錄,均可以感受到毛喜愛美國文化,遠甚於俄羅斯文化。

再者,中共打敗國民黨不久,還沒有實力掌握整個江山,如果跟美國建交,以國民黨與美方的深厚交情,趁機滲透進行分化,將會給他坐天下的安全帶來不測,所以他對美國乃以拒絕來保持距離,使史達林放心,不會對他作出任何不利的反應。

出兵打韓戰,是因為國民黨的降兵降將,總數有807萬之多,比解放軍的總兵力還多出一倍,這個政權的不定時炸彈,只有將他移到國外,利用韓戰去消化。
鞏固國民的團結,中外皆無例外,都要製造一個「共同的魔鬼」,中國歷來的世仇就是日本與俄羅斯,日本已經投降戰敗了,把日本列為魔鬼,這個過時的敵人,激不起人民的熱情。俄羅斯是中國百年世仇,但現在沒有能力向他挑戰,算來算去只有長期幫助國民黨的美國,是最理想的「魔鬼」,可以把中國人民痛恨國民黨的憤怒情緒,引燃到美國身上,長期保持國民對中共政府的向心力。

中共的領導人,與國民黨鬥爭廿二年才取得勝利,期間所受的折磨與痛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這並非表示中共的領導人其意志比別人堅強。而是他們均有其基本信仰,透過歷史的辯證,只要認為正確的方向,即使目前存有多大困難,堅持長期努力,目的就會達成,他們推翻國民黨,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中越發生戰爭時,鄧小平說給越南一些教訓,十年後再把他們拉回來。這樣的信念,也同樣適用毛澤東,當年國共內戰勝利,中共客觀條件並不能傾向美國,所以他寧願等幾十年後,再把美國人拉回來,事實上,不到二十五年這個目的就實現了。

杜魯門重估蔣介石的利用價值

眾所週知,韓戰的爆發,解救了蔣介石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並限制雙方互相攻擊。

韓戰爆發前一個月,蔣介石曾給杜魯門一封「密函」,如果美方願意改變放棄台灣的政策,他願意退出目前的地位。杜魯門在6月26日,當著國家安全會議上宣佈此事。此信目前仍載於國務院正式記錄,中華民國是否擁有台灣主權,此信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歷史證據。

杜魯門也同時表示,台灣未來的地位之決定,必須待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於日本和約簽訂,或由聯合國來考慮。
韓戰爆發,美方的文官與武官有明顯的對立意見。

武官們,包括麥克阿瑟在內,他們認為失去中國後,拯救南韓已無甚意義,戰爭發生時,他立刻發令以運輸能力和空軍支援南韓,對於建議使用地面部隊卻有所猶豫。一般將領認為中共政權成立,保持南韓實屬浪費寶貴國防資源。

文官們,如國卿艾奇遜與其顧問,認為北韓是蘇聯的傀儡,應對其向南韓的攻擊有所反應。南韓已被納入杜魯門主義的保護傘下,既然北韓共黨越過“國際防線”實際進攻,等於向聯合國挑戰,試驗美國的可靠性,也是蘇聯試探西方國家的決心。因此,南韓戰略價值上的任何考慮,或李承晚政府是否腐敗破爛,都顯得不重要。

南韓戰略價值不高,美方都決定出兵保護,那麼比南韓戰略價值更高的台灣,被棄而不顧,豈不暴露自我理論的矛盾。

美國軍方也一直要求白宮與國務院,再度審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艾奇遜也同意軍方的主張,但卻對防止台灣被中共佔領,與挽救蔣介石政府,應徹底分開。他尤其不希望韓戰因而挽救被美方所輕視的蔣政權。

他的台灣政策是,保衛台灣不被佔領,脫離中國大陸控制,暫時置於美國或聯合國保護下,事後由本地人所成立的政府治理。

韓戰爆發,蔣介石認為是反攻大陸的大好機會,可以利用美軍之力,經由北韓進入中國東北。蔣願意提供最精銳內戰整軍倖存的第52軍(原軍長劉玉章)的兵力作戰,杜魯門猶豫不決。艾奇遜立刻分析利害,加以阻止。並且深恐麥克阿瑟受蔣所惑,也由杜魯門派前蘇聯大使哈里曼,前往東京力勸麥帥打消接受蔣派軍參戰之議。1950年9月13日,馬歇爾接替辭職的詹森(Louis A. Johnson)繼任國防部長,周宏濤與蔣介石等咸認為是為了節制麥克阿瑟,因麥帥與國務院對台政策完全不同,周書記載美方不久就傳出杜與馬協商要調動麥帥。

當時美國正準備結束佔領日本,與日本簽定和約,但是有關結束佔領後,日本是否仍提供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國務院與軍方還有盟軍司令官麥克阿瑟,三方各持己見,鬧得不可開交。

軍方反對任何和約,主張無限期軍事佔領,俾能長期使用日本軍事基地;麥帥主張「永久非武裝」「中立」;國務院則介於折衷。

韓戰發生,三方的爭執都就此化解,各方捐棄己見,綜合各方的堅持重點,納為對日和約的一部份,美方與盟國同日本簽定和約後,另外訂立「日美安保條約」,允許美方永久使用日本軍事基地,日本成為「半獨立」的國家,但總算結束美方的佔領。

美軍結束佔領日本後,由日本經琉球,到菲律賓,這條第一島嶼鍊,不能獨缺台灣這個缺口,美方把台灣納入共同防衛體系內,台灣被提升為美方事實上的盟國,並成為美軍太平洋防衛線的支柱。

國共由於台灣海峽的隔離,本可宣告內戰結束,卻由於美方支持國民政府繼續擔任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使內戰繼續延長下去,台灣長期依賴美國的保護,更使美方成為台島主權的實際公斷人。

由於這個被利用的價值,國府成了美方抵制中共進入聯合國的「絆馬索」。韓戰末期,美方要求中共停戰,若不答應,美方考慮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則又成了嚇人的「鬼面具」。

位於外國土地上的流亡政府

1955年2月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秘密聽證備詢,當天主題為「中(華民國)美協防條約」。

杜勒斯答覆傅爾布萊特與史巴克曼的質疑,曾告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僅為佔領當局(OCCUPYING POWER),其地位與美軍在琉球與巴拿馬區一般,並謂條約中的雙方「領土」慎選使用terriorie一詞,並未意含主權(sovereignty)。台灣群島與美軍西太平洋島嶼雖同列為「領土」,但雙方仍屬「佔領當局」而已。

有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杜勒斯回答摩斯參議員,中華民國雖享有美國法律之承認,但理論上仍是一個位於「外國土地」(alien land)上的「流亡政府」(government exile)。

杜勒斯國務卿在杜魯門時代,擔任國務院的最高級顧問,盟國對日本和平條約(舊金山和約)即由其主導與起草,可說由其解釋舊金山和約,最具權威性的代表。

中華民國在舊金山和約「同意紀錄」放棄台澎主權

舊金山和約第2條第(b)項規定:「日本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原和請求權。」

中華民國主張當時佔有台灣,所以日本放棄,當然是由中華民國繼承。由外表觀察這似乎言之成理,但外交文件上則不是這麼一回事。

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8日,在美國戰爭紀念歌劇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由日本與48個交戰國正式締約。由於英國曾堅持要由中共代表中國簽約,與美國發生嚴重爭執,最後在杜勒斯親赴倫敦協商結果,決定不邀請海峽兩邊任何一方之中國參加,將來由日本單獨選擇兩者之一締結和約。

中華民國不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約締結,但卻是台澎群島的實質占領者,有關舊金山和約中規定的台澎主權,關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利益至關重大,如果中華民國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主場,在聯合國杯葛舊金山和約,美國將會增加許多難以克服的外交與防共的難題。因而美方要求中華民國以正式外交文件,確保舊金山和約締結後,絕對信守承諾,以杜後患。

於是由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蔣介石,於1950年12月12日致函美方舊金山和約主導人杜勒斯,表明:「對日和約,只要求日本根據波茨坦宣言所訂投降條件,宣布放棄對有關領土的所有主權即為己足,不要求日本將這些領土交給任何國家」。

美方於1951年3月19日,依外交慣例覆函顧維釣表示同意,雙方並完成「同意紀錄」之換文協議。這個外交文件,國際法稱之為和約簽署前之「同意紀錄」,係屬條約的一種。由於非屬正式外交條約,「同意紀錄」不一定要由國會批准,但是附於「和約」之「同意紀錄」,如「條約」已正式生效,則其效力及於「同意紀錄」,「同意紀錄」其效力與「和約」本身相當。

中華民國並非舊金山和約簽字國,本不受「和約」效力所拘束,惟舊金山和約既由日本與其他48個國家共同簽署,則中華民國附於舊金山和約的「同意紀錄」,自當對其與美方換文簽署之「同意紀錄」負責,同時受「和約」與「同意紀錄」之效力所約束,自不待言。

日本放棄台澎群島所有的主權,並沒有明言交給任何國家。

中華民國雖佔有台澎群島,但並不主張擁有主權,而且出於主動放棄,其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只是受舊金山和約第23條明文規定「日本主要佔領權的美國,其所委任的次要佔領權國」而已,也就是杜勒斯在參議院所說的「佔領當局」而已。

同意紀錄之國際威力與毀滅國內政權之實例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法國巴黎所舉行的和會,討論德國敗戰後其在中國山東的利權問題,日方代表西園寺公望要求繼承德國權利,並於4月22日正式聲明,非依本國訓令,使問題解決後,方得於和約簽字。

中國代表陸徵祥於次日提出四項修改方案,但不為日方所接受,於28日另提代替方案六項。日方並揭舉民國7年(1918),濟順,高徐兩鐵路借款合同未簽訂前,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曾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於1918年9月24日,臚列中日合辦經營膠濟路及聘請日人訓練警察等六項,在同意紀錄之換文,內謂「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右列提議,欣然表示同意。」復舉陸徵祥更於赴巴黎途經日本時,曾承諾在和會中與日方合作,不單獨提出議案云云。

英美法三國代表根據國際法「同意紀錄」,等於和約之效力,而且日方已聲明將膠澳地方連同主權完全交還中國,中國並無多大損失。故巴黎和會最後決議,允將戰前德國在膠州及山東所有各種權利讓渡日本。中國代表於5月1日提出嚴重抗議,英美法三國代表毫無表示,交涉遂告完全失敗。

由於徐世昌的北京政府,深恐違反國際法規定,慘遭到列強制裁,不顧五四運動所引起的全國怒潮,仍堅持簽字為宜。學運拒絕同意,「官意」與「民意」尖銳對立,北京政府雖沒有遭到列強報復,但又無法平息全國怒潮,只好集體下台,向民意低頭,也向列強謝罪。

蔣介石放棄台灣主權,換取在台生存機會

杜勒斯其外祖父霍士特(John W. Foster),曾任美國務卿,也曾在中國駐美公使館充任法律顧問,更與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駐美公使期間成莫逆之交,1895年的馬關條約即出自其手。杜勒斯秉承外交的家學淵源,舊金山和約內容即由其一手主導。

蔣介石所以授權顧維鈞簽署「同意紀錄」,即是美方杜勒斯曉諭利害,分析中華民國堅持主張擁有台澎群島,將會遭遇到難以意料的「災難性後果」,中華民國已喪失中國大陸全域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台灣如由日本手中轉交給中華民國,根據國家繼承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依國際法規定,有權主張台灣應歸屬其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奪取台灣主權,勢必引爆國際間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說法,實際很難說服並讓大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美國第七艦隊亦不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有的台灣海峽活動。美國杜勒斯回覆中華民國的質疑,即明白表示凍結台灣地位,實際即是維護國民政府的地位。中華民國如在聯大會議反對美國立場,勢必增加美國意欲確保台灣不為中共所奪及維護中國(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等方面的困難。

中華民國不接受美國「凍結台灣地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第七艦隊保護台灣,立刻喪失法理依據。但是接受,等於自己承認非法佔有台灣。兩害相權,中華民國只好捨「合法」而選擇非法,生存大於一切,便顧不了非法。

正因為國民政府有此深切的瞭解,洞明個中利害關係,嗣後乃有1950年12月19日,由駐美大使顧維釣照會美國舊金山和約主導人杜勒斯,並於後所簽署的「同意紀錄」之協議。

從琉球歸還找答案

舊金山和約第4條第(b)項規定:

「日本同意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條(台澎群島)與第5條(北緯29度以南之琉球群島乃大東群島,壩婦岩以南之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硫磺列島)所載之任何區域內,所進行之日本財產乃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其末段有載明「送交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再依同法第23條規定,日本主要佔領權為美國。實質佔領的中華民國既非舊金山和約之簽字國,當然是屬於「次要佔領權」。

舊金山和約第3條所載的琉球群島等島,1960年(昭和35年)日本成立了「沖繩縣回歸祖國協議會」。小笠原群島於1968年歸還日本,1969年佐藤首相訪美,而使1972年5月實施沖繩歸還日本。

台灣與琉球群島既同被列為美國軍事政府可以任意處分國民與財產之效力,並且具有行政、立法、司法之全面權利。沖繩歸還既有成例在先,台灣亦唯有從琉球歸還案中,找出解答。

琉球是美軍從日本手中加以佔領的,歸還日本自無疑義。台灣則是日本放棄的,台灣則變成無主可歸還,這是台灣與琉球最大的不同。

根據美國憲法第1條第8項規定,美國對佔領地,其防衛費用,統由美國負擔。台灣、澎湖群島與琉球群島,皆為美軍依舊金山和約所明定的佔領地,其防衛費用本就不應由被佔領地負擔。琉球無此爭議問題存在,但台灣向美國購買武器,卻要支付龐大天文數字的費用,這已明顯違反美國憲法的規定。

再查,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其第5條(a)項:「為促進本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政策,美國將提供台灣,其足以維持充分自衛能力所需的的防衛性物資及防衛性服務。」

該條明文為「提供」,但中華民國則公開宣稱為「軍售」,明確表示要付費。似此與美方所宣布的法律,截然不同的中華民國政策,內中已隱藏有許多不足以為外人道的秘密存在。

日本本土當年也是被美國佔領,初期美國還為日本的財政赤字缺口,提供不少援助,即以1947年,美國就供應了20億美金資助日本度過難關。

美國的國家正如其國旗的星星一樣,是不斷的擴張改變,由建國的初期,擴張到今日的十倍疆域。美國對擴張領土,比其他國家更有豐富的經驗,其中不少是經佔領或割讓而獲得。由於這個獨特的豐富經驗,美國獨自發展了獨樹一幟的「佔領」與「戰爭」的整套法律規範,並進而成為國際法的一部份。

對於被舊金山和約載明為「美國佔領地」的台灣,有一點是大眾共同關心的,佔領者能否對被佔領地的人民,施行主權國家才能具有的權利──「徵稅」與「徵兵」?

答案非常簡單,不行!絕對不行。因為這是國際公法的禁制規定。

二次大戰,日本佔領大部分中國土地,納粹德國佔領法國,這兩個侵略國家,他們都沒有向被佔領地的人民,直接實施「徵兵」與「徵稅」的權利。而必須透過由當地本國人民所組成的,一般稱之「傀儡政府」為之,而不敢逕行公開掠奪強徵,因為這明顯違反戰時的國際公法之規定。

尤其是,前文述及,蔣介石集團為了托庇於美國的保護傘下,自己主動表明放棄台澎群島的領地與主權,並將其與美方換文的「同意紀錄」,附列於舊金山和約之後。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28日簽署,其效力及於放棄台澎主權的日本,日本從此不能對此有所權利主張,何以也同時主動放棄上開權利的中華民國,竟然仍在台澎群島享有主權國家的權利!?進而擴張為殖民統治?

國際間為何縱容此種違反國際條約的情形存在?!

被中華民國無權統治的台灣人民,為何沒有一點反對的意思表示?!

(下期待續)

 

 

 


(廖亮和/台大商學系畢,早年師從邱永漢先生,長期經營廣告與促銷業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期,陸續介紹美式競選廣告及為文評論財經事件,作品散見財訊、商業周刊、時報周刊及多家報紙,近年著重歷史研究,本文為以解構主義試圖解讀現代史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