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芻議 │ 邱義仁

2016.01.11


中國是亞洲最強大的不民主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軍費支出國,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是此一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五大軍費支出國(註1)。兩國之間不僅有著地緣戰略上的糾葛,更因歷史因素使得雙方夾雜太多民族情緒,為這個地區帶來不確定的未來。

為了日本能夠有個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以便進一步發展自身的經濟,提昇自身國力,以下我們將從社會交流、經濟發展、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四個面向,提出我們的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建議,供各界參考。


一、社會交流面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民族主義已取代共產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最大基礎。中共中央在1994年8月通過推動愛國教育以來,新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的確展現驚人的效果,而中共當局在可見的未來,也看不出有任何替代性的思想主張會出爐,因此,我們相信,中共仍將繼續以此一正當性來穩固其政權。

在這種趨勢之下,儘管日本已就歷史問題道歉了許多次(註2),中國仍不斷地在日、中歷史問題上,指責日本並未誠心反省。儘管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是僅次於美國,對外發動最多次戰爭的國家(註3),中國仍不斷地懷疑,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將要復甦。這些指控雖然對日本並不公平,但日本政府內部不一致的言行,也必須負起責任。這些不一致的言行,使得日本不斷向國際社會所作的解釋,甚至抱怨自身所受的委屈(註4),其效果都被大打折扣。

在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的刺激下,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好感度也不斷下降,從1993年的54%降到2012年的18%,而日本人民對中國的惡感與無感在2011年甚至已高達80%。長此以往,日本也會隨之產生日本民族主義,其衍生的情緒,不僅將使日本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說明徒勞無用,更加昇高日、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換言之,以日本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對雙方及此一地區都有害而無益。

因此,我們建議;以民主主義取代民族主義!由日本國會撥款成立「民主基金會」,協助中國民主化。

民主主義並無法消弭民族主義於無形,南韓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民主主義可提供不同想法互相交流的機會,民主主義也可讓不同的想法以比較平和的方式呈現。也就是說,民主主義雖然不可能使民族主義消失,卻能讓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以較可控制的方式出現在日、中關係之間,減少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歷史上,我們也從來沒有看過二個民主國家兵戎相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走到必須進行第三波改造工程的時刻了。中國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30幾年後,已實現了第二波的改造工程。現在的中國,不論是經濟轉型的需要(下節再述),或是成為國際間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需要,都必須進行第三波的民主化工程。

中國推動市場經濟伴隨而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必然產生一批城市中產階級,這些人既希望有穩定的環境供其進行交易,也產生新的權利意識,希望受到尊重。這些權利意識開啟了民主化的進程。歷史告訴我們,市場化並不必然「立即」帶來民主化,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市場化「之後」的民主浪潮是擋不住的(註5)。「市場化」與「民主化」在歷史發展的軌跡上,雖有時間差,卻有著緊密的相關性。

但中共領導層深受舊蘇聯瓦解的影響,一直堅定相信「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發展政策,認為民主化將帶給中國混亂,甚至使中共政權崩潰。因此,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不斷深化市場機能,另一方面在政治、社會層面上,卻不惜與歷史潮流相對抗,不斷強化控制的作為,即使成本愈來愈高也要強行壓制民主化的呼聲;即使再怎麼困難或不切實際,也要對網際網路加以檢查,企圖扼殺自由交流空間。

其實,四分之一世紀前,當時舊蘇聯瓦解的政經條件,與已改革開放30幾年後的現在中國完全不同。現在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遠遠優於舊蘇聯末期的俄國人民(註6);經濟成長的勢頭,更與舊蘇聯末期近乎破產的經濟形勢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中國內部也不可能出現「葉爾欽效應」,薄熙來的遭遇就是最強而有力的例證。中國人民在辛苦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必定會珍惜目前擁有的成就,任何人企圖以民主化所帶來的自由,混亂現有的政經情勢,其實不勞中共當局費心,中國人民根本就不會盲目接受。中共領導層大可放下舊蘇聯瓦解所學得的「教訓」,放心地相信中國人民,相信「民主」。在逐步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將會受到國際的推崇,中國才能重拾一百多年來喪失的民族自信心;也只有在這種自信中,中國才能冷靜地看待日、中以往的歷史,「和平發展」才有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真正展開。民主化的中國也毋須再依賴有「兩面刃」效應的民族主義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中國第三波的改造工程,就是建立在民主化的推行上。

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無法一蹴而成。日本作為此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正可提供此方面的協助。安倍總理在2012年11月提出「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主張時,他在最後說道:「……at the end of the day, Japan’s diplomacy must always be rooted in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se universal values have guided Japan’s postwar development. I firmly believe that, in 2013 and beyo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s future prosperity should rest on them as well.」既然認為「民主」是此一地區未來必然走上的道路,日本身為此一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其責任不應只是聯合已經民主化的澳洲、印度和美國,更應向極待民主化的中國伸出援手。

我們當然了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想要協助另一個不民主國家進行民主化的工程,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有「顛覆政權的陰謀」。因此,以美國為例,美國成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是由美國國會撥款推動成立的,並非美國行政部門,而且維持該基金會的獨立性。這樣性質的機構與工作,雖然仍會引起一些疑慮,但比起由行政部門直接設立機構來推動,疑慮總是會比較小一些。日本可以仿效美國的作法,由日本國會推動成立類似的「民主基金會」,協助中國進行民主化的工程,比方說,剛開始時先設立論壇,探討民主化與市場化的關係,釐清「民主化」是否為「市場化」的必要條件?或是充分條件?或是完全不相干?逐步地,去探討各種民主制度的運行情況;也可比較民主制度與不民主制度的優劣等等問題。一步一步地,去除許多不必要的誤解,使中國人民與領導層對民主化與民主制度有更深入的瞭解,終至完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邁入民主行列的偉大工程。

 

二、經濟發展面(註7)

中國經濟已進入轉型期。一方面,依賴加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因歐、美市場的萎縮使得成長減緩,又因其他新興國家的勞動力與土地價格比中國更具競爭力,使得過去二十多年雙位數成長的榮景不再;另一方面,依賴國內投資維持高速經濟成長,也因生產過剩,泡沫浮現,不得不回過頭來檢討此一發展策略。這些現象,都不是中國特有的,一些依賴出口推動經濟成長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都曾經歷過轉型的階段。
。這三種模式並不必然互相排斥,只是有優先順序上的差別而已。

如果採行第一種模式,中國現在已經浮現的難題並沒解決。事實上,中國經濟成長依賴國內投資來拉動,其金額已佔了中國GDP的半數(註9),伴隨而來的低效率(浪費)(註10)以及生產過剩,甚至泡沫化的壓力,(中國房地產泡沫化的壓力最突出),至今仍揮之不去。

至於投資項目的選擇,與選定項目後的執行如何避免貪汙,更非市場機制能夠監督的。有權力決定投資項目或執行的人,並不必然會像「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理論所提到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註11)那樣,為了完成「個人的使命」,而去選擇投資報酬率比較高的項目。因為基於相同的「理性選擇」理論,有權力的人也可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尋租」(rent-seeking),而選擇低效率(浪費)的項目。同一個理論可以導出兩個南轅北轍的結果,這說明了,若要避免貪汙,不是仰仗有權者的「自我使命感」,而是有賴監督機制的建立。這就涉及上一節所談到的中國民主化。

民主體制並不保證必定沒有貪汙,但民主體制允許人民與其代表,以及媒體,多管道去監督有權力者的作為,使決策更加透明,也使貪汙的風險增高。不努力促成民主的話,選擇第一種發展模式的結果,將不僅無法讓全民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也會因投資效率不佳,讓推動經濟成長的成本增多,債台高築,終至無法負荷。

如果採行第二種模式,須先瞭解中國人民的消費力有多大。中國平均國民所得逐年提高,已達六千美元以上。中國人民的儲蓄率又極高(註12),照說,這些條件都有利於採行「以消費來刺激經濟成長」的政策。但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人民的家戶消費,到了2012年約佔中國GDP的36%,而且這個比例從2003年以來,一直下滑,即使期間溫家寶前總理曾推動中國人民購買家電的刺激性措施,也仍無法提升。

中國人民漸漸有錢,卻不太肯花錢,這使得採行第二種模式雖被高唱入雲,卻「知易行難」。很大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近乎闕如(註13)。中國人民不論上學、就醫、養老…,幾乎都須靠自己的儲蓄;一胎化政策更使中國人「養兒防老」的傳統,消失殆盡。

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先決條件,採行第二種模式將困難重重。政府推出再多的刺激消費政策,恐怕只是事倍功半罷了。但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就必須正視「社會權」(social rights)的觀念(註14)。這又涉及中國的民主化。

一個民主化愈成熟的國家,對「社會權」的觀念愈重視,依此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更完備(註15)。中國若要以消費來帶動經濟成長,就得面對民主化的過程中,比賦予公民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更深層的公民社會權的需求壓力。

如果採行第三種模式,引進高、新技術,這是台灣、韓國正在走的道路。但要技術升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智慧財產受到保護,不僅可鼓勵發明、創新,也可增強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有利吸引外資,促進技術轉移。

然而中國的仿冒舉世聞名,即使時序已進入2013年,根據BBC在2013年10月14日的報導,英國一位沒具名的商業領袖說:“We don’t feel ready yet to develop our‘crown jewels’IP in China”。一個旨在推動創新的智庫Nesta,在2013年的報告就指出,那些英國企業家擔心的,無疑是他們的智慧財產被偷走。而隨著中國本身的科技水平不斷提昇,國內、海外的情勢都顯示中國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已更加迫切,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也應更加重視。

中國若要建立保護智慧財產的法律體系,勢須引入私有財產的觀念、「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的觀念(註16)以及訓練執法的認真度。這樣的法律體系將衝擊現有的中國法律制度,進而影響行政部門的執法作為。這毋疑又會給中國民主化的要求注入新血。

上述三種發展模式,不論中國採行哪一種,都將面對中國民主化的改造工程。誠如上一節所述,日本在中國面對民主化時,是可以提供協助的。「日本民主基金會」在協助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也可間接幫助日本企業比較放心地與中國進行技術合作或技術轉移,使中國經濟整型更順利,也使日本經濟發展得更好。

同時我們建議:1、日本可與歐美國家合作,共同促進中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真正落實。2、日本的保險業可與台灣的相關業者合作,一起協助中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因為中國為了統一台灣,目前極可能讓台灣的壽險業者優先進入中國市場。台灣的這項特許優勢,加上日本業者在商品設計、組織與人員訓練以及資金運用方面的長處,將能為日、中、台三方的服務產業帶來榮景。
 

三、政治外交面

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日、中兩國要進行雙邊高層對話似乎有其困難,這時,國際場合及周邊國家變成是極佳的媒介。因此,日本除了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緊密與美國結盟之外,加強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東協諸國的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一方面東協是日、中之間的橋梁;另一方面,東協也是日中關係緊張的緩衝,中國若對日本採取過激的言行,徒增東協對中國的疑慮而已。

這並不是說,安倍總理提倡的「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不具對中國的戰略意義,而是說,強化日本與東協的雙邊關係,其作用並不完全與「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相同。東協正處於日本在南海海運線上必經之地,該海運線是日本極重要的經濟、能源與生存所繫之航運線,東協這樣的地緣優勢,不是澳洲與印度可填補的。況且,東協經過多年的磨合,東協做為一個整體的意識逐漸強化,作為一個整體的雛形也漸浮現,日本不能再只選擇東協其中幾個國家來強化關係而已。如果我們看看中國對東協的態度,東協做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量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10月9日第16次中國與東協領導人的會議上表示,中國把東協視為北京與鄰國外交的一個首要目標,中國願意與東協簽署一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APEC的PEC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上,明白表達支持東協整體的基礎建設。

事實上過去十幾年,日本並非沒有對東協下過功夫。日本透過ODA,重點援助或貸款給越南、菲律賓和印尼,其他像泰國、馬來西亞、Laos等國也有日本ODA的蹤跡。這些援助或貸款,有軟體方面的投入,如:人力資源的培訓,消除貧窮的計劃等;也有硬體方面的建設,如:電廠、水廠、公路、橋樑、機場的興建等。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對東協ODA的工作,必須進行整合與提昇。

據估計,亞洲未來十年需要的基礎建設約為八兆美元。由於東協經濟逐漸成長,基礎建設的需求愈來愈殷切,雖然這些國家一時無法支付全數經費,但也漸具部分能力來負擔基礎建設,透過貸款,這些國家能夠逐年償還。日本ODA無法應付這麼多的經費需求,而日本民間企業遠赴異邦進行基礎建設,固然有利可圖,但投資風險卻使他們顧慮頗多,此時,日本ODA若能給予幫忙,或協調JICA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Finance b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提供貸款擔保,相信既能帶給日本民間企業利潤,促進日本經濟成長;又能協助東協基礎建設,強化日本與東協的關係,間接緩衝日、中之間直接對立的緊張關係。

此外,日本對能源與礦產的需求極大,而東協潛藏這些資源頗為豐富。日本是世界上進口天然氣最多的國家,日本從東協進口的數量,幾乎已佔日本進口量的40%。而緬甸的儲藏量,極可能比目前所已知的還要多。東協的石油儲藏量,若照目前的開採效率,據估計還可開採1300年左右(註17),換言之,開採及生產技術的精進,仍有很大的空間。這是雙方進一步緊密合作的另一個領域。

當然,不論是基礎建設的需求,或是能源與礦產的潛藏能量,這些訊息必須提供給日本民間企業,企業才能進行投資與否的評估,也才能產生興趣。而這些訊息的收集與提供,由日本駐東協各國的外館負起這個責任,是最為適當的。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1、將這些工作提昇至新設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來整合。2、責成日本駐東協各國的外館,將收集有關基礎建設與潛在能源和礦產的資訊,列為重點工作。JICA則負責將這些訊息傳達給日本企業界。3、加強日本ODA、JICA及日本駐東協各國外館的聯繫,定期舉行會報。
 

四、軍事安全面

日、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都各自有其軍事力量做後盾。雙方雖都宣稱不從事軍備競賽,但因中國的防禦觀念包含有「先制攻擊」(Preemptive action)的作法,也就是說,中國為了自我防衛,會早先一步攻擊對方,以免自己受傷害。這樣的思維,加上中國自江澤民主政以來,軍費支出每年以兩位數的百分比持續增加,自然會使周邊國家倍感威脅。日本安倍總理在2013年元月宣佈,新年度預算將增加日本軍費支出約四億餘美元,也就不足為奇。

日本的軍備,主要購自美國,少部分則是自製。面對中國的壓力,向美國購置軍事裝備的需求將會不斷升高,這對日本的國家預算可能產生排擠作用,或可能必須增加預算金額,而這兩種可能性,都對正在復甦的日本經濟及國家債務,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再說,日本對先進科技的掌握並不差(註18),自製軍事設備也有助於日本的經濟成長(註19)。因此,自製軍事設備,降低軍費支出,變成是一項可考慮的選擇。但日本國內對軍事設備需求的市場不大,企業投入生產軍事設備的資本又極龐大,除非可以出口,否則對日本國內企業而言,沒有太大的誘因。這就會觸及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以下簡稱「三原則」)。日本雖於2011年修訂此「三原則」的部分規範,允許有些軍事設備或零組件出口,但卻留下諸多曖昧之處,引發質疑,擔心日本是否不再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國家。例如:日本允許民間企業與美國合作生產武器,而美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出口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外發動最多次戰爭的國家(註20),明顯與日本的「三原則」的第三個原則:「禁止出口武器至涉入武裝衝突的國家,或是正在進行武裝衝突的過程的國家」相牴觸。還有,日本也在2009年將巡邏艇贈送給菲律賓和印尼,這樣的出口行為有否違背「三原則」?這類的問題,隨著日本與國際間軍事合作的頻率增多(註21),恐怕只會越來越多。

無獨有偶的,安倍總理在2012年表示將修改憲法,把日本自衛隊改成日本國防軍,這更增加國際間,特別是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

回顧日本的修憲歷史,除了有其重塑日本認同的考量外,一直擺盪在現實的需要與和平主義價值的堅持之間。妥協的結果,就是以解釋憲法的方式(註22),外加國會立法(註23)及修訂「三原則」的規範,來處理自衛隊的功能與武器的使用。

事實上,小泉純一郎擔任總理的時候,自民黨已擬訂一份憲法修正草案,有人認為這份草案「象徵」(Symbolic)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草案只是將日本已實際在運作的現況,載入憲法而已(註24)。這說明了,即使憲法真能修改成功,其內容大致跳不出目前已存在的「憲法解釋」、「國會立法」及「修訂『三原則』的規範」的框框。何況修憲的門檻很高,不易通過(註25)。

既然修憲並不容易,也會引起國際間的議論(尤其是中國),又與現況相差不大,因此,為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為了面對日益升高的日、中軍事緊張,我們建議:1、不推動修憲。2、以負面表列的方式,重新解釋憲法。3、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第三個原則,避免曖昧不明的規範徒增困擾,而且這樣還可刺激日本的經濟成長,並降低日本的軍費負擔。
 

五、結語

中國在2013年11月宣布新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這使得日、中關係在可見的未來,幾可斷言毫無改善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勢演變下,日本一方面必須自我保護,另一方面仍須尋求多贏的策略。這個多贏的策略,是以中國「人民」及國際社會為想定的對象。

在自我保護上,日本必須毅然決然地揚棄一些不切實際的規範,讓日本的防衛能力擺脫桎梏,發揮十足的戰鬥力。此外,日本除了和美國緊密結盟之外,加大並加速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是一項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東協不論是在安全戰略上,或是能源戰略上,對日本而 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夥伴。日本必須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東協。

而中國在2013年11月新一代領導班子召開三中全會之後,確立了「經濟改革幅度小,政治壓迫幅度大」的國家發展方向。衡諸歷史,這種所謂的「政左經右」的發展道路,是不曾成功的。這樣的國家發展方向,只會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而已。

中國已是一個國民所得六千美元的中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需求與權利意識,完全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中國政府想要強行壓制民主化的呼聲,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不滿與抗爭。人民的權利意識只有逐漸甦醒,進而強化;不曾逐漸甦醒之後又消失不見的。

一個社會不安、抗爭不斷的中國,不僅不是中國人民之福,也不是日本及全世界之福。日本以設立「民主基金會」的方式,協助中國人民進行民主化的第三波改造工程,讓中國政府明白,民主的中國不但不會危害其政權,更會受到全球的尊敬,大大提升中國的國力及國際地位。這是貨真價實的「中國夢」,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成就。

這個多贏的局面能否出現,現階段,有賴日本作出睿智的選擇

六、    註釋
註1. 根據2012年的統計,世界前五大軍費支出國依序為: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日本。日本的軍費支出已超越法國,而這個統計尚不包括安倍總理在2013年將增加的軍費在內。
註2 .請參閱Wikipedia的“List of War Apology Statements Issued by Japan”
註3.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中國辯稱是不得已才發動戰爭,但總共有:1950年的韓戰,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1969年的中俄珍寶島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1996年對台灣海峽發射飛彈。
註4. 例如:安倍總理在參加2013年聯合國大會前,於美國的一個智庫演說時,對他所領導的政府被指稱是軍國主義,頗表無奈與不滿。
註5. 請參閱John D. Stephe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Evelyn Huber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April)。作者們雖提到,中產階級若與軍方合作發動政變(如:發生在拉丁美洲的案例),民主就不可能發生。但以目前中國『黨指揮軍』非常上軌道的情況來看,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註6. 舊蘇聯的末期,生活物資短缺,人民購買食物常常要大排長龍。知識份子失業率達到50%,通貨膨脹率甚至接近100%。醫療保健不足,使得男性平均壽命,從60年代至80年代,20年間減少了5年,女性則減少了3年。
註7. 參與TPP是日本很重要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也是日本對中國很重要的經濟戰略,但因其作用不只是在處理日、中之間的問題,因此,我們不在此多加論述。請參閱伊藤元重,日本經濟を創造的に破壞せよ!(ダイヤモンド社2013.3. 21)
註8. 林毅夫,全球經濟大衰退:超越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常態”。(FT中文網,2012.11.02)
註9. 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其國內投資金額佔該國GDP的比重,沒有像中國這麼高的。美國甚至少於30%。美國人的消費才是佔美國GDP最大比例。
註10. 根據HSBC的經濟學家Qu Hongbin所做的估計,(以2003年為例),中國投入6600億美元於硬體建設上,其中約有2000億美元被認為是多餘的。而這些投資的資金,很大部分是從金融機構借貸而來,也就是說,是從中國人民的大量儲蓄借來的。但這些債務的數目極為驚人。累計到2009年,從中央到地方及其所屬相關單位,中國的債務高達1兆美元,約為該年中國GDP的70%。
註11. Anthony Downs借用Joseph Schumpeter 所發展的“entrepreneurship”此一觀念,將其應用到政治學上,認為「政治企業家」就像商場上的企業家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一樣,會為了自己能獲得最大的權位,而福國利民。請參閱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and Row, 1957)。
註12. 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家戶總儲蓄,佔GDP的25%。同年美國的家戶總儲蓄,佔該國GDP僅有0.5%。
註13. Luke M. Shimek and Yi Wen, Why Do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So Muc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2008 August)。兩位作者提到有三個原因造成中國人高儲蓄、低消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乏社會保障。而這個原因,也是大多數探討此一問題的專家學者所共同認定的。
註14. Thomas H. Marshall在半世紀以前,將民主社會的公民權,區分為civil、political and social rights。他說道:“social rights precursored b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請參閱Thomas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
註15. 近年因全球化的衝擊,北歐民主先進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受到諸多責難,社民黨甚至為此下台。但這並不表示北歐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會被取消。事實上,北歐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仍是最被稱道的。北歐近年的發展反而說明了這些國家民主化極為深刻,從公民政治權邁入公民社會權,再邁入新一階段的調整期。請參閱Wolfgang Merkel, Alexander Petring, Christian Henkes and Christoph Eagle,  Social Democracy in Power (Routledge, 2011 Feb.), 以及Herbert Obinger, Peter Starke, Julia Moser, Claudia Bogedan, Edith Obinger, Gindulis and Stephan Leibfrie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Small States, Big Les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uly)
註16. 「公共領域」的資訊供公眾使用,沒有授權的問題,也沒有使用次數的限制。其目的在平衡:智慧財產權擁有者的利益與社會交流所湧現的活力。智慧財產權有利於人們的創新與發明,而社會交流所湧現的活力,也是一個國家向前進步的動力,兩者必須獲得平衡,不可偏廢。
註17. 請參閱Xue Li,“Energy Develoment in ASEAN Countries and Sino-ASEAN Energy Cooperation”(S.Rajarath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2009),P.8
註18. 三菱電機與IHI已有能力承造F-35戰鬥機的24項零組件,為日本省下向美國購買F-35半數以上的經費,請參閱Corey Wallace, Japanese Companies to Manufacture 10% of Each of Japan’s F-35As (Japan Security Watch, 2013.08.12)
註19. 2010年三菱重工有關軍事設備生產的收入,只佔該公司年收入的8.7%。 NEC有關軍事設備生產的收入,更只佔該公司年收入的2.8%。這表示在軍事設備這個領域,日本企業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請參閱Paul Kallender-Umezu, Japan’s Export Change Won’t Yield Instant Results (Defense News,2012.01.09)
註20.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對外戰爭共有:1950年的韓戰,1964-1972的越戰,1990年的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迄今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還不包括大大小小的反恐戰爭。
註21. 2010年後日本與英、法的軍事合作愈趨密切。2013年6月法國總統Hollande訪問日本時,雙方協議在核能與發展軍事裝備方面,共同合作。英國首相與安倍總理在2013年的G8高峯會之前見面,双方同意共同研發軍備。
註22. 1981年日本的CLB (Cabinet Legislation Bureau)對憲法作出如下的解釋:“…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as authorized under Article Nin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confined to the minimum necessary level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exceeds that limit and is not, therefore, permissibl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基於這樣的解釋,日本自衛隊於2003-2004年參與聯合國在伊拉克的維和任務時,不被准許使用武器。這使得日本自衛隊在前線還要受到荷蘭部隊的保護,而當其他國家派出的維和部隊受到攻擊時,日本自衛隊亦無法出手救援。為了避免再度出現類似的窘狀,安倍總理在2013年要求CLB再度集會,希望能有新的解釋出爐。而多數CLB成員在接受電視或新聞訪問時,傾向以「負面表列」的方式規範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意思就是說,除了解釋文中明訂不被允許的事項之外,自衛隊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
註23. 例如,1992年允許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1999年自衛隊在區域危機出現時,可與美軍合作。
註24. Richard J. Samuels,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Japan: The Future of Article 9 (Brookings, 2004.12.15)。其中第八頁,Richard J. Samuels明白表示;“Basically, it (the draft)is an honest rendering of the status quo”。
註25. 修憲須經參、眾兩院議員各2/3以上的同意再經人民公投認可。這種困難使得安倍總理考慮先降低修憲門檻,再修改憲法第九條。但衡諸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修憲門檻,幾乎都是2/3,甚至是3/4,貿然降低修憲門檻,只是徒增罵名而已。

 

 

 


(邱義仁/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前總統府秘書長、前行政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