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微調爭議與民主公民教育 │ 林佳範

2016.01.11

去年(2014)由公民與歷史老師上街頭,今年由高中生接棒,針對國民黨政府的黑箱課綱微調,進行嚴厲的抗議,不僅包圍教育部、衝進部長辦公室、甚至有學生以自殺明志,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不斷地將抗爭的情勢提高,大大地撼動向來保守的教育體制。先不論其訴求最後是否達成,對於衝上街頭與高喊著部長下台的學生,已不是過去在校園中乖乖被規訓的一群;他們爭取的不再只是他們個人切身的髮禁解除,而是指責向來被認為是大人與專業的課綱,怎麼可以違背民主的程序與進行如此的意識形態操弄;當他們大聲說出:「不要被洗腦」時,他們所質疑者,已不限於課綱本身,甚至是學校的管理與老師的教學,我們在校園內的大人,我們是怎麼在處理教育,中立性如何可能?他們會乖乖地在司令台下聽校長邀請的知名人士侃侃而談政治嗎?他們能夠聽得下老師在課堂上對於政治大放厥詞嗎?我們向來不對等與講求「和諧」的教育關係,已被迫要改變。本文將從民主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探究其對教育關係的衝擊與因應之道。


不要把我當小孩

首先,承認學生的獨立性與主體性。我們向來視學生為不成熟的個體,因此學生站出來抗爭,往往不被當一回事、甚至質疑其被操控,不難發現在這次的抗爭中,仍有許多的大人仍持這種想法。然而,學生的表現,不得不讓人佩服,他們引用法條與提出證據,敘事論理有條不紊,往往讓教育部官員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應,完全不輸民意代表對官員的質詢。以身殉道的林冠華,母親在閱讀完他的書寫後,公開地懺悔她對冠華的低估與誤解,當學校或媒體將其自殺導向壓力的問題,她希望大家不要再誤會或抹黑冠華,他不是脆弱的草莓經不起壓力,相反地,他是深思熟慮後的決定,他這種為信念而犧牲的舉動,更不是一般的大人所能做到。

從民主公民教育的角度,為促進其發展與成熟,更應承認學生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如同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所強調,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體制,更應在生活中的溝通與互動中實踐;從教育關係的角度而言,學生不是受教的客體而已,其更是教育互動過程的溝通主體;民主的公民教育,對於公共事務縱使其意見不成熟,更應鼓勵學生參與和表達,在互動中學習包容不同意見,並學習如何形成公共的意見、凝聚公共的意志、採取有效的公共行動。在這次的學生行動,不管是對內或對外之組織運作,都已遠超過一般校內所能提供的學習空間與機會;從學生的表現,更證實杜威所謂的「做中學」,其展現之成熟度,已遠超過沒參與的同齡學生,足見只要給其空間與機會,對其成長與學習是必要的。只有把他當大人,他才會成為大人;把他當小孩,他就永遠只是小孩。

不要怕政治 

再者,政治是眾人之事,民主社會更應關心與參與。過去威權時代,人民被馴化為順民,僅被要求服從,而加上白色恐怖的威脅,為明哲保身,大人更要求學生僅要關注在自身的學業,不需理會政治。相反地,在民主社會的公民,被期待能與其他公民,共同地來參與公共事務之解決,實踐憲法上所謂「主權在民」。政治不應像過去,僅有少數的政治精英,以家父長之姿態,來決定與你我相關之公共事務;人民選出之公職人員,並非表示往後都要聽他們的,相反地,既為人民之代表,更應傾聽與蒐集民意,透過共同的審議,來形成公共的意見與意志。

課綱微調之爭議,更凸顯出在民主價值與意識形態多元的社會,所謂「課綱」本身之性質為何?其應如何形成?所謂「課綱微調」的爭議,即在於教育部的處理過程中,不僅組織上透過非體制內的「檢核小組」、程序上第一線教師之徵詢過程草率、課綱審議委員會有關課綱微調之必要性議決與決議之不清楚、審議委員名單不公告(已遭行政法院認定違法)、內容上以憲法為名掩飾特定政黨的意識形態(違背教育基本法第6條所揭櫫之教育中立原則)等等,遭受外界質疑其黑箱作業與威權復辟,與民主法治理念相違背。

在這次的爭議中,早在去年318太陽花學運前,不僅公民老師率先站在教育部前抗議,已是前所未有的光景,打破過去校園是最被馴化與管控的印象。顯然台灣的教育民主化,除體制上1998年所訂定教育基本法,將過去的「國家教育權」轉化為「國民教育權」,落實多元參與和分權的民主教育體制,已漸具雛型;公民教師秉持其專業,抗拒由上而下專斷的課綱微調,展現其獨立與自主性。不遑多讓地,今年高中學生透過全台之串聯,形成更大的改革力量,捍衛他們從小即接受的民主價值,一改過去只關心升學的草莓形象,更打破過去世代所殘存的白色恐怖陰影,直接參與政治。他們向大人們說,我們雖然法律上仍未有公民權,但無法限制我們關心與參與政治,我們仍然可以對公共事務發聲。我們已不是在教室裡聽公民課,而是在街頭上實踐民主公民的教育。

不要被洗腦

最後,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共同檢視知識與真理的主張,不再享有其專有權。當學生說不要被「洗腦」時,教育就不再是老師將知識或真理「教」給學生,蓋你所教之「知識」或「真理」的正當性已被質疑,且背後的意識形態政治操作已被發現。以這次的課綱微調爭議而言,所謂「檢核小組」,假憲法之名來動課綱,反而激起更多質疑其正當性與反動的政治操弄,蓋所謂民主化的憲法,向來就不是過去所謂「法統」,曾用來正當化萬年國會與威權統治,被神聖化為內容僵固不容修正,甚至被用來凍結人權與民主的保障機制。且其背後的「一中」意識形態,與憲法中所謂「固有疆域」,大法官在釋字第328號解釋早就認定其為「政治問題」無法在憲法中被確認。操弄所謂「憲法一中」,僅凸顯這些「檢核小組」成員,仍停留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憲法觀與政治觀,當然在民主社會每個人皆擁有其憲法觀點,但其並非僅是個人觀點的問題,當其將手伸進國家機器,假憲法之名以公民與歷史知識之姿,進行所謂「課綱微調」,其本身除僭越大法官之職權外,更將特定意識形態之手,伸進教育之領域,明顯違背教育基本法所確定之教育中立原則。

就民主公民教育而言,所謂「教育中立」原則,非謂我們不應該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相反地,如前所述政治乃眾人之事,民主社會更應培養學生成為能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之公民。然而,過去的威權統治之下,學生不被鼓勵關心和參與政治本身,即是深刻的政治操作,蓋其刻意地被養成為順民,且特定之意識形態被獨尊,和官方立場不同者,僅被視為異議者而被迫害,更無需所謂「教育中立」原則,教育本身即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之工具。因此,教育基本法第6條,特別強調不得為「特定」之政黨或宗教進行宣傳,非謂不得談宗教、政治、或政黨。在民主開放的教室,不管是宗教或政治或其他爭議性議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與立場,但擁有公權力之教師、學校、教育局處、教育部,需要小心不能為特定政黨或宗教進行宣傳,蓋此乃民主體制承認個人意見自由之包容表現,國家運作須保持中立,否則很難在民主與多元價值的社會中取的公信力與維持秩序。簡言之,面對真理與知識主張,教師或學校不再專有其特權,必須尊重學生仍得保有其不同的意見與主張之可能,採開放之態度與學生共同來追求,而非以教育與知識真理之名,上對下地要求學生無條件地接受。

綜言之,課綱微調的爭議,已不僅是一般的社會抗議,因學生的身分與所抗爭之教育議題本身,其已撼動基本的教育關係。以教育之名,傳統由上而下之意識型態灌輸之方式已被挑戰,不僅民主社會中,剛性課綱適不適合?教科書審查體制,有無違背憲法所保障之意見自由?教師的教學方式,如何才不會是洗腦等等?皆已浮上檯面被質疑與檢視。當老師與學生都走上街頭已後,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必須正視他們的聲音與主體性,在教育事務之處理上,納入他們的意見,實踐民主由下而上的公共意見與意志的形成,才是在落實教育基本法的國民教育權。希望在這次的課綱微調爭議,不僅是學生在實踐民主公民教育,特別是教育體制中的大人們,也是重要的民主公民教育的一課。
 

 

 


(林佳範/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與現任執委、台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教育部人權教育輔導群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