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台灣提升的新關鍵─專訪李登輝前總統

2016.01.11


時序入冬,天氣漸漸變冷,意味著大選已經接近了,人們多半希望台灣能夠再次翻轉,迎接新的變革。去年台灣社會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壓抑已久的矛盾爆發,顯示台灣第一次民主改革面臨了極限,國家憲政體制亟需要修改,不改不行了。但是,目前執政黨心中所想的、所做的,卻與人民背道而馳,促使很多年輕人挺身而出,震撼了社會。

這些變化,就是我時常提起的「典範轉移」。典範(paradigm)這個詞彙,或許可以解釋為「在某個時代下,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過去,我運用人民盼望改革的力量,已經成功推動五次的典範轉移。如今,台灣在新一代年輕人的努力之下,即將進行第六次的典範轉移,這是之前沒有發生過的,希望台灣能把握住這次機會。

雖然已經是三月,但是台北仍然相當的寒冷,學生不畏寒冷站出來。長久以來,不知為何,我自然而然地就與年輕人的想法相當有共鳴,彼此想法也很類似,我想這要從我的成長歷程說起。


自我意識的形成

從小我和父母親住在一起,父親擔任警察,職務調動頻繁,我也跟著不斷地搬家。公學校讀六年卻換了四間,每次才剛結交新朋友,卻又要搬家了,因此很難交到好朋友,小小年歲就習慣獨處,也養成了閱讀的習慣。

讀三芝公學校四年級時,某次的校外教學要去台北。我非常熱愛讀書,很想藉此機會赴台北買《兒童百科全書》,出發前一晚,我鼓起勇氣向父親要了四元,當時的四元幣值很大,父親的月薪也不過二十多元,因此父親反問「怎麼這麼晚才跟我講?」突然間要拿出四元,並不是簡單的事,當晚我相當沮喪。隔天早上搭上巴士等待出發時,當時是冬天,天氣濕寒,父親冒著細雨跑到車邊敲窗,我驚訝道:「父親,什麼事?」父親便從車窗遞了錢給我,要我拿去買書,當下好歡喜,這段情境迄今仍歷歷在目。

到達台北後就到衡陽路上的新高書店買了《兒童百科全書》,厚厚大大的一本,記載了非常多的知識,回家後好開心,很仔細的閱讀,好像讀了這本書全世界的事情就都知道了,因此也變的很自傲,在學校上課時也敢糾正老師,直接跟老師指出哪裡錯誤,自我意識變的相當的強,對母親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客氣,後來自己反省後也感到不妥。

自我意識逐漸地加強,開始對母親的教育方式感到煩惱,因為我不喜歡母親對小孩的溺愛。家裡只有兩個小孩,我是最小的,母親對我百般寵愛,生活大小事都幫我準備周全,還常常將我抱在大腿上呵護,老實說,我相當反感,害怕自我意識被母親的溺愛綁住,而消失殆盡,所以我常常在想著如何離開家裡,又不希望母親生氣煩惱。後來我向母親說,如果繼續留在三芝念書,要考上中學相當不容易,希望能轉學,所以我在六年級時搬到淡水居住,轉學到淡水公學校,並從那裡畢業。

年少時為佃農弱勢抱不平

我家是擁有一、二十甲土地的小地主,家境小康,當時家中的大小事務,包括與佃農的交涉,都是由母親親自打點,父親多在忙碌自己的工作。過年時,都會看到許多佃農帶著雞鴨禮物來到家中,向我母親百般拜託,希望來年給他們繼續耕種,不要退佃。我小時候看見這種情形,就覺得佃農實在很可憐,同樣是人,一個是佃農、一個是地主,做佃農就要來拜託,低聲下氣的來拜託地主,讓他繼續耕種,只為求得那一點點的溫飽,我當時就覺得這社會很不公平,想為他們打抱不平。
對「死」的探究

差不多八、九歲時,雖然是日本統治,但我已自覺要學讀台灣話。小時候家裡附近有城隍廟,廟方和我阿公關係密切,當時就常常去廟裡學讀台語。當時廟祝用《論語》來教我讀台灣話。有一次,讀到孔子說的一句「不知生,焉知死?」意思是還未理解生的事情,怎能去探究死?我現在仍然印象深刻,當時對於這句話非常反感,因為做人最重要的、最徬徨的就是面對死亡,知道會死,才會知道要追求生活的價值與死後的價值,死不是生的對立,是生的一部分。孔子這段話,就是典型中國人的價值觀,是很容易衍生出自私、現實的想法。記得當時年紀還小,思想上還未有系統,只知道聽到這句話就深深感到反感。

我讀京都大學時,戰爭全面擴大,學生都去從軍,當時台灣人沒有收到徵兵令,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是我和阿兄仍然志願入伍,阿兄加入海軍陸戰隊,後來前往馬尼拉戰鬥。我到大阪第四師團進行身體檢查,因為身高太高,是第一乙種合格入伍,分發官問我的志願兵科,我說希望加入步兵,因為我常常在思考何謂死,人為何會死?如何面對死?我讀高等學校時,阿嬤過世了,讓我很煩惱。我思索著人死後會去哪裡?會變成什麼樣?當時就很認真的閱覽群書,想研究死的本質是什麼,擔任步兵就是最面對死亡的,但是結果最後並未如願。


以禪學克服自我意識

年少時,我和阿兄相當熱衷坐禪,當時阿兄是在青年團裡修習,我則是閱讀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來學習。鈴木大拙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臨濟錄》的思想,讓我在心靈上做了多方面的鍛鍊,雖然我對於佛教較無著墨,但對於禪宗卻稍有研究。過去的成長經驗使我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但因為自我意識太強,所以就開始藉著坐禪來克服自我。回想過去當總統時,聖嚴法師也常常來官邸與我一起坐禪,當時聖嚴法師帶過來的蒲團,我家中都還留著呢。


確立「永遠的肯定」

就讀高等學校時,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閱讀了新渡戶稻造《衣裳哲學講義錄》,書中解析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衣裳哲學》敘述杜費爾斯德洛赫這個虛構角色,在歷經失戀與人生挫折後,失去了自尊與信心,墜入了人生低潮,如同這個世代許多年輕人一般,對未來渺渺徬徨,陷入了「永遠的否定」,所以他開始環遊世界,希望藉著外在身體的動作作為慰藉,要擺脫、對抗「永遠的否定」,想要「重新找回自己」,之後經過無數淬煉才能進入「無關心的中心」的中立、冷靜狀態,如同禪學修習,不斷的進行自我內心思辨,了解到事情不是這樣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有肯定的態度才行,最後才能達到「永遠的肯定」。

我在此引用聖經以西結書第37章,耶和華引著傳道者來到充滿骸骨的平原,耶和華詢問傳道者「這些骸骨能復活?」傳道者答「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耶和華便讓傳道者向這些骸骨發預言,傳道者發下預言後,骸骨果然發出聲響,長了肉、蒙了皮,但仍是骸骨模樣,耶和華便要傳道者再發預言「氣息啊,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如此骸骨便活了起來,成為一支大軍隊。這段對話,意思是有了精神、靈魂,人才會活起來,避免陷入「永遠的否定」;有了覺悟,才會進入「永遠的肯定」,我一生思想的塑造,便是這樣子經歷過來的。


戰爭的衝擊

我二十二歲時戰爭結束,在這之前,我就早已預料到日本將戰敗,因為日本整體戰略出現很多錯誤,國家沒有那麼大,野心卻無限膨脹,戰場過度延伸,這根本是日本所無法負荷的,加上我在戰時曾踏上中國,目睹中國人的民族性,因此對於日本敗戰早有所感。

我入伍後被分發到高射砲部隊,派駐高雄一年,之後送我到日本陸軍士官預備學校受訓,當時幹部候補生共六十多名,由我擔任領隊官,帶隊前往受訓,由基隆港出發,駛抵九州的下關港。當時運輸艦為了躲避盟軍潛艇襲擊,沿著中國海岸線緩緩航行,竟然花了二十一天才抵達。航程中我們在青島停留了一週,這是我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當時看到許多「山東大漢」棲身在碼頭邊,衣不蔽體,生活水準與衛生觀念極低,看起來像是好幾年沒洗過澡,這使我相當不安,與這種習慣嚴酷生活條件的民族打仗,日本怎麼會打贏?

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空襲,當時我已在東京的高射砲部隊擔任見習士官,美國B-29轟炸機能飛到一萬公尺高空,但是高射砲僅能打到八千公尺,因此美軍更能恣意轟炸,造成東京一個晚上將近十萬人死亡。入伍時,為了與死直接面對,我志願加入了步兵,但經歷了東京大空襲,目睹平民的慘重死傷,與死的近身接觸,對我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我在名古屋第十軍團迎來了終戰,當時日本國內混亂,欠缺運輸船,暫時無法返回台灣。辦理退伍後,收到來自家鄉的電報,要我趕緊回家,還好東京的友人跟我通知,橫濱港附近還有船班行駛,我趕緊前去,才得以順利返回台灣,當時有幸與李雪峰先生同船。

終戰後,趁著返台前的空檔,我在日本四處旅行,目睹過原爆後的滿目瘡痍,也看到日本人民因為戰爭破敗,物資缺乏,生活非常困苦,讓我的思想再次產生質變,重視物質面的重要性,唯有肉體的完善,才能有心靈、人格的養成,因此我對於社會主義開始產生興趣,多方涉獵,對往後我的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


新民主協會

戰後回到台灣,因為京都大學未畢業,所以就轉到台灣大學繼續學業。在三芝休息一陣子後,便於2月27日前往台北,卻遇上了二二八事件。經歷了這些事情後,使我對於逐漸萌生改革現狀的想法。

四年級時,因為時局紛亂,對民主改革抱有憧憬,我與其他知識份子組織「新民主協會」。後來這個組織被共產黨滲透,中共工作者蔡孝乾伸手進來,我對他們強勢掌權的作法相當不滿,發現共產黨只是想要利用社會主義思想來攬權,我立刻斷絕往來。時局變化,參與的人有的被逮捕或是出走,而我則前往美國愛荷華留學。戰後台灣知識分子水準很高,懷抱著各樣的理想,國民黨來了,與台灣知識份子之間有很大的思想差異,衝突會發生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受阻的留學之路

我頭一次留學,是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讀碩士。當時申請中美基金會獎學金報考,好不容易從一千多人中錄取,卻在出發前夕生病,差點無法成行。我記得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影響糖價的主要因素為何》,考官閱讀後大為驚艷,說一定要讓這個李登輝去,為我保留了半年的學籍。

愛荷華的數學、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相當優異,讓我收穫豐富,在那裡不到兩年的時間,我修讀了七門統計課程,當時的指導教授是舒爾茲(T.W.Schultz),教導農業政策,他主張農業政策不能只看到農業部門,要整合政治與經濟兩個部門,其著作《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令我印象深刻。我到愛荷華時,舒爾茲教授已轉任芝加哥大學,所以我常去找舒爾茲教授學習,雖然我後來在康乃爾大學讀博士,但我實際上的志願是讀芝加哥大學。

當時台美之間沒有直航,都要搭乘菲律賓航空從馬尼拉轉乘。當我從愛荷華畢業返台,卻發現國民黨政府竟然不發入境許可給我,我太太很煩惱,四處求助,我在馬尼拉滯留了三天才得以回台,我猜測,可能與我過去參與新民主協會,遭到情治單位懷疑有關。

沒想到回到台灣後,國民黨政府整整十三年限制我出境,有一次李國鼎推薦我擔任對泰國農業技術團團長,結果也無法出境,讓我一頭霧水。直到我四十三歲,獲得洛克斐勒農經協會與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提供我就讀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機會,才又得以出國。

我在康乃爾讀書,用兩年的時間拿到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次年被美國農經學會評選為1968年全美最佳論文,新聞都有報導,相當受到矚目,所以我一回台,蔣經國就找我見面,詢問我台灣農業問題要怎樣改善,問了很多。


尋找信仰

三十歲的時候,工作漸上軌道,雖然物質條件不虞匱乏,但我的心靈卻越來越無法得到滿足,總覺得心中欠缺一件東西,翻遍書本也找不到答案,就開始尋找「信仰」。

當時與太太花了五年的時間,走遍台北市每一所教會聽道,想要尋找答案。最後我是在聚會所得道,裡面沒有牧師,是由資深的兄姊來領讀。

當時的我雖然尋找神,但內心卻始終無法相信神,看不到的東西叫我如何相信?最後這些困惑,都在聖經中得到了解答。約翰福音第20章提到,耶穌復活後,門徒聚集,多馬說道:「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後來耶穌現身後對多馬道「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很早以前我就在探究人的意識層面,想要尋找真理。科學教導我們萬物都要合情合理、要普遍化、要有實證主義,但是心靈卻是科學所無法探知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意識難以所見、難以揣測,這讓我理解到,看不見的並非不存在。確定要受洗前一晚,我相當歡喜,還做了一個夢,上帝要我六十歲時去原住民部落傳道,不過後來並未如願。


警總與白色恐怖

不久之後,警總就盯上我了,把我抓去連番訊問,早上六點抓我去,晚上十二點再放我回家,連續七天不間斷,記得當時我反問「抓我來這裡,是不是認為我在美國有參加台獨運動?」因為我讀康乃爾時有帶太太去,加上年歲較高,所以常常招待台灣留學生吃飯,美國牛排的價格低廉,時常出現在餐桌上,因此留學生之間戲稱我為”Steak Lee”,我原本以為是這樣才被警總盯上,結果情治人員否認,直指我的思想有問題,從我擔任台大學生會總幹事開始清算,細數我對唯物論的研究。我是參加過讀書會,但是我不同於毛澤東、列寧對於權力的野心,我對社會主義的研究來自於社會的關心,戰後民生經濟困頓的反思。這些都被他們一一拿出來修理。

警總為何會盯上我?目的為何?我實在摸不著頭緒,我的媳婦張月雲寫了一篇文章,說蔣經國未來可能想要用我,因此才會利用警總的訊問將我洗乾淨,好堵住他人的嘴巴。在訊問的最後一天,情治人員對我道「你這款人沒人敢用你,只有蔣經國敢用你而已! 」後來就放我走了。


連震東與連戰

經歷過警總訊問的驚魂,我被蔣經國延攬為政務委員,與連震東共事過一段時間。其實蔣經國對連震東是相當不信任的,為何如此?因為連震東過去擔任日產處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戰後遣返日本人,所遺留下的日產在連震東的帳面下都不清不楚,蔣經國其實都看在眼裡,之後讓他轉任內政部長,在蔣經國第二任總統時,又調他為政務委員。

我擔任政務委員時,曾與連震東同住過,他知道蔣經國看重我,就託我向蔣經國說情,當時他兒子連戰是駐薩爾瓦多大使,希望讓連戰從薩爾瓦多調回台灣,託付照顧連戰的意味濃厚,時隔至今,兩千年大選拉拔連戰出來,可能是我這輩子一個很大的錯誤吧?


蔣經國內心的轉折

蔣經國讓我擔任副總統後,曾要我辦一件事,讓我去找幾個台灣耆老,要和他們喝茶聊天,蔣經國見面後,就問他們地方如何如何,最後結束前,蔣經國意有所感地說出「我也是台灣人。」

到了1987年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當時蔣經國身體已經相當不好,在中山堂演講時,他道出「蔣家人今後不能也不會再參選總統。」他內心很早以前就明白了,國民黨已無力打回中國,體認到中華民國應該要以台灣為中心,這是蔣經國一個很重大的轉折,所以他推出「催台青」,提拔台籍幹部也就不甚意外。至於為何會選擇我擔任副手?我想原因也在此,我從康乃爾回來後,蔣經國很關心台灣的農業問題,叫我去找他,問了我很多問題,可能是想藉助我的農業專業。


國安密帳的誣陷

太陽花學運後,檢方要起訴許多年輕人,我請顧立雄律師務必幫忙他們。顧律師是我的專任律師,我和他的接觸,可以回溯到民進黨執政時,我被以國安密帳的名義起訴。後來地方法院判決無罪,馬英九時又要求檢察總長黃世銘把我上訴到高等法院,最後也是判無罪。我當時身為總統,也是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只能負責決策,根本無法經手到錢的部分,所以這些司法小動作對我來說都是沒有用的。

當時會做出這些決策,就得要提到我當總統時,鑑於國際時局與中共的外交壓迫,我體認到台灣沒有培養好的領導者不行,所以前後兩次派人去美國政府受訓,學費非常的昂貴,但是完訓後聽他們敘述,美國方面有所保留,重要的事情竟然都沒有傳授,讓我更加確定,台灣自行成立戰略研究所、培養自己的策略人才的迫切性,但是資金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我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希望能撥款成立戰略研究所。

這當中,就不能不提國家安全局經費的來龍去脈。在兩蔣時代,國安局名下的秘密預算相當混亂,有美金、新台幣、金條等,可由總統直接批准動用,缺少法律規範與查核。我甫接任總統,找了宋心濂來當國安局長,宋心濂本來是金門防衛司令,我去金門訪視過幾次,覺得這人不錯。他上任後首要的工作,就是將過去情報工作使用的各項秘密預算加以集中、法制化,資金統整後有將近三十億元,這些錢就存在農民銀行,往後本金不調動,每年所產生的孳息可供國安局使用,稱為「奉天專案」。後來宋心濂不幸在陽明山的飯店猝死,由殷宗文接任,殷宗文曾在西德讀過書,所以他與德國政要關係密切,相當認真,做了很多事。


當時外交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資助曼德拉總統。當時曼德拉與他的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運作不順利,需要資金援助。曼德拉的下屬與中共有私交,蠢蠢欲動,為了阻止他們倒戈中共,維持外交關係,曼德拉欠缺的這筆經費,我們就應該要主動幫忙。

我去南非參加曼德拉總統就職典禮時,向駐南非大使陸以正提起,回台後陸大使正式來函建議該如何幫助曼德拉。我隨即向外交部提出申請,曼德拉這筆經費極需協助,但是外交部表示沒有預算,我就指示先由國安局代墊,先將經費付給曼德拉為要緊,而國安局本身經費也不夠,因此,就由我批准奉天專案的錢先行代墊,但這筆錢的權責上,應該是要由外交部來支付才對,所以之後外交部還是得還錢。

經過兩年,國安局每年預算都有剩餘經費,所以就先後歸還給奉天專案一些錢,但是外交部卻未正式還錢給國安局,因此我就派人催促外交部,應該要開始準備預備金,還錢給國安局了。以上這些都是在國家安全會議所決定的,我是國安會主席,外交部長也是國安會委員,所以外交部增加預算,就有錢可以還給國安局。而前面提到,國安局已經有兩筆錢先還給奉天專案了,所以外交部歸還的款項扣除後,有部分就多出來,變成可調動的經費,這筆錢的金額多少我記不太清楚,但當時政府內部有個共識,就是我們要自己成立一個戰略研究所。當時台灣類似的機構是政大東亞研究所,經我評估後,認為政大東亞研究所沒有能力推動我所預期的戰略研究工作,所以這個提案並非外界所傳言是劉泰英決定的,而是國家安全會議所決定,殷宗文局長就將這筆可調動的款項撥給台灣綜合研究院,由台綜院正式成立戰略研究所。劉泰英之後衍生的官司,可以說是他個人處理錢的問題,因為我擔任總統,基於國安會主席的職權,只能決定要做什麼,以及如何進行。


台灣農工業的發展

關於台灣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就不得不提起過去的一些事情。日本統治時,台北州知事對於農業很用心,過去台灣沒有農會的組織,所以台北州知事就主張每個地方都要設立一間農會,當時只有州層級有設置農會,郡以下是沒有的,所以郡役所裡面的建設課,都有協助農業的事務員,農會再發予津貼。

當時日本人磯永吉在陽明山竹子湖試驗蓬萊米的適應性,將近十年的時間才研究成功,然後送到各州的農業試驗所試種,當時由台中州成功種植出台中六十五號,這就是蓬萊米的源起。蓬萊米生產後就開始銷往日本,台灣第二期稻作產期約10月至12月,適逢日本稻期空檔缺米,因此銷路大好,兩年後70%的稻農都開始改種蓬萊米,因為蓬萊米與在來米的價格差了快要二、三元,農村的收入也得以受到改善,信用合作社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設立。

台灣一開始沒有合作社法規,因此借用日本的法規來設立,各地的地主開始組織起來,各種的名稱都有。當全台的信用合作社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就希望成立一個聯合會,結果總督府不允許,因為害怕聯合會成立後,資金規模將會大於台灣銀行,但是後來經過總督府評估,台灣早晚會邁入工業化,需要大量的資金,終於在1923年7月核准設立台灣產業組合協會,也就是今天的合作金庫。台灣後來工業化,資金上的供應,也得利於台灣產業組合協會。連帶著農業也開始機械化,像是耕耘機的使用,所以台灣農業與工業的發展是連帶的。

戰後,1950年代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像我家就有十幾甲地,我太太的嫁妝也有十甲地。雖然土地改革會使許多地主喪失一些土地權,包括我在內,但我仍然支持。再來是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前50%的地租,現在降到37.5%,12.5%都是多出來的收入,於是農民的收入有了餘裕,就可以消費。就我的觀察,台灣人民所得增加有兩個指標,第一個是婦女開始去燙頭髮,再來是購買縫紉機,也是在這個時候,日本SINGER(勝家)公司來台灣勘察縫紉機市場,還在台中大里開設分公司與工廠。
 

政府要當台商走向世界的後盾。

1945年日本戰敗,1946年台灣開始遣返日本人,有些公司的日本負責人也將遭到遣返,就將產業託付給下面的台籍幹部,也因此戰後的一段日子裡,台灣工業發展的技術、模式,都和日本密不可分,許多技術都承襲日本企業。有了這段淵源,很多工業區、出口區都是日本企業過來投資,所以我才會認為台灣企業要多與日本技術合作,台商眼中不能只有中國,應該要放眼全世界。

在我執政時,就積極幫助台商前往世界各地投資,在當地能夠銷售台灣商品,當地商品也能進口到台灣。為了解決台商在當地欠缺資金的問題,我拜託很多銀行去國外設分行,就近協助台商融資,還去簽訂漁業協定,劃購漁場,像是阿根廷的魷魚漁場、印度洋的漁場,以及辜寬敏船隊在玻里尼西亞的漁場,都是在我任內談成的,政府要當台商走向世界的堅實後盾。

你們可以回想,過去我的政策就是戒急用忍、維護台灣主體性。台灣當時與日本的關係不錯,台灣有出口工業區,所以日本企業就過來投資,他們的工業技術自然就會輸入台灣,現在回想當時真的是賺錢淹腳目,我的堅持是經濟成長一定要維持5%至6%,失業率不能超過2%,另外最重要的是國民所得前段班20%與後段班20%的差距不能超過六倍,作為維持經濟發展的目標。


第六次的典範轉移

相比之下,今天的發展為何大不如前?其實我的信念很簡單,我常常講「我不是我的我」,台灣與老百姓的利益要擺在首位,我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時說「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個人私利是我所不在意的,身為領導者應該去深刻了解,當下自己所應為之事,這些就是典範,所以我在任內十二年裡,推動台灣進行了五次的典範轉移。


(一)經由社會運動的動員,建構了前所未有的「民間社會」新典範。
(二)透過民主抗爭的抗議,打破了威權體制舊典範,而創造了「民主」的新典範。
(三)經過長期的經濟富裕和社會均等過程,蘊育出「族群多元」的新典範,以揚棄威權體制和「少數統治」下的「省籍對立」舊典範。
(四)藉由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空泛的「大中國」傳統認同因此被挑戰、質疑,而落實在台灣主體性之上的「台灣國家認同」新典範從而躍升浮現。
(五)透過人民對環境生態問題的受害感和草根的環境運動力量,成長掛帥的舊典範被嚴厲批判,一種強調海島永續發展的新典範從而被倡導。

所以我現在要推動第六次的典範轉移,就是以年輕力量為中心的政治革新,包括憲政的改革,這就是目前要推動的新典範。
去年5月2日我去立法院參加憲改藍圖會議,我相當贊成年輕人的進步主張,我常常跟很多人講,老人應該要少說點話,年輕人有他們的新想法,要全力支持他們,讓他們伸展手腳,所以去年太陽花盛開了,極短的時間內就在總統府前號召了五十萬人,當時我也很想去參加,反觀馬總統卻仍然在昏睡中,領導人是否願意去理解社會的變化,去傾聽人民的心聲,人民都看在眼裡。


台灣民主的困境

去年憲政改革如火如荼時,我打電話給國民兩黨的主席,要他們務必要求政黨來全力配合,結果不甚理想,我認為問題是出在國會結構,會產生這些問題,陳水扁總統要負很大的責任。陳水扁總統推動修憲的真正目的,是對獨佔國會懷有私心,怕權力被瓜分掉,所以最後搞出了超高修憲門檻,小選區制扼殺小黨的生存空間。

話說當時的立法院,親民黨有二十多席,台聯有十三席,民進黨若能與兩小黨合作,我認為在施政上是遊刃有餘,我當時就曾經邀請陳總統來,希望當面給他建議,但他拒絕,因為害怕權力被小黨瓜分,就和國民黨主席連戰結合,國民兩黨一同修改憲法來宰制國會,將憲法改成今天的模樣。

我現在相當擔心一件事,著有《文明的衝突》一書的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說過「參與民主化過程的人開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叛了民主,在野政黨掌握政權之後開始腐敗。」加上國民黨本來就是反對改革的,所以第一次民主改革迄今已到達極限了,現在任何渴望改變的聲音都會被壓抑。


鼓勵年輕人參政

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大,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都在競爭過半,想當國會的老大,小選區兩票制對於新人參政很不友善,所以年輕人無法參與公共事務,你看看新成立的小黨都得去依附大黨,新人為了排入不分區卑躬屈膝,這個制度缺陷不改不行了。現在有三個新興小黨在各自在打拼,台聯&基進側翼、時代力量以及綠社盟,他們都來找過我,我也有給他們一些建議。我一直都相當肯定年輕人出來,像台聯就和基進側翼合作,推出陳奕齊列為不分區第一名。

明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是內閣的籌組,立法院的體制,都是極需要思考的,立法院要是仍然被同樣這批人所宰割,我看是不得了的,應該要換人來做做看。民進黨過去參與台灣民主化,現在竟然在和國民黨相爭過半數,這是在搞什麼鬼?

所以小黨來拜訪我,我就跟他們說,不要相信大黨的話,兩黨過去的路走偏差了,讓台灣憲政出了大問題。小黨應該走自己的路,不需要為了乞求不分區而配合他們,你們的訴求將會帶給人民力量,改變過去的舊作法,要妥善運用民意去發動憲政改革。

我期望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能夠進入立法院,與他們相互制衡,這樣子若民進黨變成了執政黨,才能帶領台灣走出新路。我之前見到黃國昌、陳奕齊也都是這麼跟他們勉勵,不要私心求位,不要向權力靠攏。


重視領導者的培養

現在的總統有權無責,重要的國政大事不管,只知道去找習近平照相握手,連要說什麼話都沒想清楚,這樣子的情形,更顯現出培養新一代領導者的重要性。不要期待老一輩了,我也已經九十多歲了,只能在背後給予一點建議,應該要將重點放在年輕人,年輕人才有動力去推動改革,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放眼全球,也只有民主這個普世價值,才能夠影響全世界。

所以我每次都會一再提起領導者的重要性,在你們來訪前,我親手寫了一份手稿,關於領導者的條件:

「在不同時間,決定國家或團體成效的重要因素,就是引領國家或團體的領導者的素質與能力。綜觀領導者共同的特點,在於做事時都具有常人所不及的遠大志氣,以及高度的自負心態。同時更具有激勵自己奮發向上,引導周遭同步前進,創造新局的偉大願景。目前台灣需要全力追求的目標是『建構台灣主體性,強化國家認同,邁向正常國家。』為達成此一神聖目標,我們需要一位信念堅定、正正當當、能夠領導我們向前邁進的領導者。登輝堅信當一位領導者必須具堅定的民主改革信念與決心外,卓越領導能力更是絕對必要的。」

我最近閱讀了一本書,裡面提到領導者必要的特質:信用、生死觀、光明正大、魅力、傳統的信念、面對危機的態度、活用部下的能力、使人感動的話語、姿態、實踐、培養下一個領導者。


猶太資金與世界局勢

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以「上海合作組織」(SCO)和東協10+3(ASEAN)為基礎的「一帶一路」,外界有看法認為,這是中國為建立新的亞洲秩序所提出來的,主要目的是排除日本與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與影響力。

關於這件事情,我認為中國是希望商品能夠銷售到歐洲,但我判斷中國自身非常欠缺資金。綜觀全球能領導世界金融的國家,目前仍然只有美國與日本而已,中國這些作為將會與亞洲開發銀行(ADB)發生摩擦。

我這個說法可能比較極端,但我認為猶太資金仍是決定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包括歐洲、美國,就我觀察猶太金融資本家的觸手早已身在其中,像是洛克斐勒集團等,都是屬於他們的派系。美國聯準會(FED)很多人都以為是國家的,其實它是民間的,聯準會的操作多少會受到猶太獨佔資金的影響,這可以提到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在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都具有相當大的金融影響力。

之前我曾與濱田宏一教授討論過,他是安倍首相的首席經濟智囊,詢問他是否相信猶太人的獨佔金融在影響世界這個說法,他表示他無法理解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能力?或許對於單一國家還可以影響,但是就我判斷,這個影響力並沒有表面化,而是從內部去實質影響,他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利用美國,思考如何面對中國。

現階段美國的問題就是錢不夠,還欠中國許多錢,我認為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美元貶值,使人民幣升值,平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這樣一來才有辦法抑制中國。

不久的未來,世界各國對天然資源將更加競爭,沒有意外的話,美國將是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加上頁岩油開採技術的突破,這是中國難以超越的。美國長久涉入中東戰爭,是因為尼克森當總統時取消金本位制度,美金要維持其價值,就是推行用美金交易原油,所以美國投入中東戰爭有他的目的性,如果沒有石油交易的對應支持,美金如何能維持價值?


外強中乾的中國

習近平前幾個月訪問美國,簽下購買三百架波音飛機的訂單,中國真的有這麼大的需求嗎?緊接著訪問英國,簽下了463億美元的投資協定,並將由中國興建核電廠、競標高速鐵路,究竟中國是否有足夠的資金能夠支撐他所撒下的訂單?何時能付款?這些都是個大問號。

現階段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金融泡沫開始浮現,在國際間如此大方慷慨,在我看來這是誇大不實、外強內乾。中國近年來,內陸都市不斷擴張,不斷收回土地蓋房屋,高速鐵路不斷延伸,產生許多「鬼城」,中國的說法是增加都市人口、增加內需消費,實際上在世界經濟疲弱的背景下,中國的出口數字早已不甚理想,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將會再降低,不一定能再保持6%。


南海衝突早晚會發生

雖然美國目前欠缺資金,但仍擁有全球最大的軍事力量,中國無法望其項背。南海問題上,美國不會坐視不管,不會允許中國的小動作。除了日本之外,美國現在在南海結盟,壓力到了臨界點,我認為區域衝突早晚會發生,沒有實際交火過,中國是不會得到警惕的,近年來中國不斷誇耀軍力,但是否能取得勝利也是個大問號?

中國一向是虛張聲勢的,例如1996年總統大選時,中國試射飛彈,他們不敢攻擊台灣,只敢射到海裡,我就跟台灣人民直接揭穿,說那些飛彈是空包彈,裡面只有放觀測儀器,根本不足畏懼,總統府方面也有準備十八套應變方案。中國就是要利用恐嚇的方式讓我們停止選舉,如果不這樣和他們周旋到底,怎能順利的大選?台灣的民主又怎能突破?


託古改制與虛幻的九二共識

中國在釣魚台問題上,很早就動作頻頻,連馬英九也在隔空呼應他們。我的看法不一樣,他們對於釣魚台在國際法上的事實都不甚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喜歡用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種講法,包括南海問題上也是這樣講。這就是我說的,中國常常用過去的舊觀念來看事情,這就是「託古改制」。

我常呼籲台灣不應該再回頭走這條老路,幾百年來外來政權更迭,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思想壓抑,台灣應該要走出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要「脫古改新」,以新思維擺脫陳舊的觀念。在這個情形下,「託古改制」已不是民主化潮流下的現代國家所能夠接受的,應該要徹底切斷。

「託古改制」所延伸的,就是「法統」、「一個中國」,也就是九二共識的束縛。虛造出來的九二共識,現在還常常被國共兩黨拿出來騙人,我常常想,馬英九執政昏睡就算了,也不要這樣亂說話,身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難道和習近平握到手就滿足了?身為國家領導人,你應該要思考當下該說些什麼話,以維護國家的主權與尊嚴,你起碼應該要說出「我是來自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結果,只繞著空洞的九二共識打轉,最後還喝酒失態。這就是台灣的悲哀,沒有好的領導人才。

我最近很煩惱,究竟習近平上次訪問美國,是否有在背後要求美國附和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何共識?指的是一個中國,當時辜汪會談香港會議時,辜振甫打電報回來告訴我,說對方要求提出「一個中國」,我直接表示,務必堅持反對,絕不接受,後來香港會議取消,才有第二次的新加坡會議,所以九二共識根本是捏造的!

過去民進黨曾質疑我,為何我要在1990年成立「國統會」?還在隔年制定《國家統一綱領》?根據《國家統一綱領》在進行統一談判前有幾個標準,中國須先完成民主化、自由化、所得正常分配,雙方才能進行接觸談判,你想中國有可能嗎?不可能,當時制定這個的目的,就是要哄騙國民黨的那些老人,無法看清現實,沒有實力卻整天喊著反攻大陸,連蔣經國都不敢喊了。現階段台灣應該要讓年輕人出頭,把陳舊思想的國民黨送入歷史灰燼,產生新的社會能量,走出一個新的方向。


日本領導者的課題

上次我去東京演講,提出日本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戰略錯誤。例如,年少從軍時,就早已預料到日本會戰敗,戰線過度膨脹,自身工業力量根本難以負荷,最後敗亡在所難免。

再如日俄戰爭,實際上日本是欠缺資金投入戰爭,戰爭非常燒錢,當時差了將近1000億的資金缺口,因此日本政府趕緊派人去美國貸款,但美國政府只拿出500億,剩下的一半,是猶太人雅各布‧希夫(Jacob Hirsch Schiff)由自己的銀行進行貸款,很多人都不知道猶太人幫了日本一把。

日軍死傷慘重才打到奉天,最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調停戰爭,日俄兩國在美國樸資茅斯(Portsmouth)簽訂條約,日本民眾一開始為了戰勝俄國而歡欣鼓舞,但是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在簽訂條約時,卻未爭取到相當利益,與日軍在戰場上付出的慘重死傷不成比例,因此遭到日本民眾大加撻伐,連國家都不敢回,桂太郎內閣更於輿論壓力下總辭。領導者的角色很重要即是如此,戰爭一開始是否該讓它發生,就得要仔細的考慮。

日本的角色定位

世界情勢在劇烈變化,日本對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麼?日本常常不知世界情勢變化,只知道倚靠美國保護。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人類與和平》,提到區域和平該如何維持?不能只是口頭講講,要具體實行。安倍首相之前到美國國會演講,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加強美日的合作關係,擺脫戰略上依賴美國的習慣。近年來,日本開始重視國際事務,修改安保法制,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就是一個進步。

另外,我認為日本憲法第9條應該要修改,國家要正常化,要有自己的軍隊,才能保護自己的國家,要具備那個決心。我舉個例子,台灣海峽有一條海峽中線,中國的飛機越線我們可以出擊,過去台灣一架戰機可以應付十架中國戰機,但是到了最後竟然變成了一比一,加上台灣戰機老舊,零件難以汰換,戰力面臨失衡邊緣。我當總統時跟美國要求購買F-16。當時適逢美蘇冷戰,美國亟欲拉攏中國,雙邊關係曖昧,因此對台灣的軍售需求相當冷淡,我為了尋求解套,轉而去向法國購買60架幻象戰機,美國聽聞大吃一驚,態度陡然轉變,趕緊軍售150架F-16給台灣,兩岸空軍戰力才得以逆轉。

當時日本社會黨黨魁土井多賀子來台灣訪問,她認為台灣不宜購買戰機,會增加中國的不滿,所以一直質問我「為何要買戰機?」我直接對她說「保衛國家是總統的責任,自己的國家需要自己來保護,你們日本是被美國保護習慣了嗎?」我認為要當國家的領導者,是不能這樣的,後來土井被我這麼一訓,就不曾再來找我了。

最後,我認為日本現今仍然存在著陳舊思維,我問過一個日本年輕女性「妳在日本的社會地位如何?」她說:「日本目前仍然男尊女卑。」我說這樣是不對的,台灣女性的地位已經不輸給男性了,我就曾經跟安倍首相直言「多重用一些女性呀!女性也是很優秀的,為什麼你不多用?」


對於軍售的看法

這幾天新聞媒體提到,美國將對台灣軍售,但未有意願賣給台灣新型的戰機,只就現有的進行升級而已。我認為台灣現階段想要買新型的戰機,可以考慮日本的F-2戰機,F-2戰機的戰力不輸給F-16戰機。有人提到台日之間的外交關係,不可能涉及軍售,我想那是因為現在的政府的問題,在對日本的外交上完全不努力。此外,我認為目前台灣最應該買的是潛艦,日本的潛艦是可以優先考慮的。


經濟變革的關鍵─IOT技術

今年9月我見到安倍首相時,向他直言,你的經濟改革已射出三支箭了,但是日本的經濟成長仍然有限。濱田宏一教授拜訪我時,向我提及準備由日本內部進行改革、促進經濟,我回答他「光是悶頭從國內改革是沒有用的。要有新的技術才會有新的變革」,我向他大膽提出,那個新技術在台灣,將會幫助日本經濟復甦,就是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

經濟成長倚靠投資、消費以及出口,台灣目前的出口市場大量萎縮,經濟呈現負成長,台灣迫切需要改變,我認為就是要進行第四次的產業革命,第一次是蒸汽,第二次是電力、第三次是電腦,第四次就是IOT技術了。

IOT技術只有台灣有辦法發展,因為台灣很早就開始發展半導體,具有完整產業能量。現在的政府對於半導體產業沒有整體佈局的頭緒,不知道要好好利用,只會拿來代工,政府應該要主動來串聯每個業者,就能發展出IOT。

IOT技術可以串聯起供應端與需求端,我舉個例子,台灣產業的經營模式都是大量生產,這對縮減成本是有困難的,我認為應該要依照客戶需求去客製各式的產品,例如自行車、摩托車的用戶群五花八門,老人與年輕人的使用需求一定不同,男生跟女生的使用習慣也有差異,所以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應該要充分利用IOT技術,依照顧客所反映的需求去作變化,就是所謂的客製化,也減少庫存。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輪胎公司將每個輪胎的使用端連上IOT,使每一輛車的駕駛習慣、輪胎耗損、客戶需求透過IOT傳回生產端,讓輪胎公司針對不同客群改變生產形式,應變市場的需求。

過去產業發展的磨練,讓台灣具備因應全球市場需求的生產能量與優秀技術,所以台灣有發展IOT的資格。目前可運用在IOT的物品多到無法計數,如此一來,台灣何懼沒有市場?透過IOT的利用,除了衍生出產業的加值效果,也可以幫助台灣的半導體,突破現階段的困境。

目前國外研發IOT的公司已經成立了,技術相當進步,無線通訊技術也早已趨近成熟,成本將會越來越低廉,IOT使用上也不會太複雜,企業、家庭、個人都可以運用,像是台北市政府與台北市的瓦斯公司也開始在研究IOT的運用。去年很多日本人來找我,尋求與台灣一起合作IOT,但是台灣的企業似乎仍不太了解這個東西的好處,像我自己就在蒐集許多IOT的資料,我也計畫找個時間去台中的自行車、摩托車產業參觀,研究IOT串連的可能性。


治療癌症的新技術─BNCT

我現在雖然卸任了,但仍然在研究一些新事物,希望能對台灣有所幫助,反而更加忙碌,反觀現在執政的人,好像都沒有心思來了解這些。

我幾天後將要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是關於BNCT(硼中子捕獲治療)技術,這是一種癌症的新式治療方式,之前最新的癌症治療是使用高粒子放射線,張榮發先生也投注了好幾億元,引進高粒子放射線設備到台灣,但是這個治療方式成本相當高,不是人人都可以負擔的,所以就研發出BNCT,以注射輻射標靶藥物來治療癌細胞,當中子進入人體後,變成熱中子,熱中子隨即集中於癌細胞內發生核反應,將癌細胞殺死,而且對正常細胞的影響很少,一次療程幾乎就能治癒,也相對低廉。

台灣的癌症死亡率相當高,因此我很關心,去日本訪問時一定會去醫院看最新技術,希望能引進台灣。綜合以上,台灣目前的自我提升,在產業與醫療兩方面,最重要的就是IOT與BNCT了。

期待新世代的力量

前些日子有外國青年拜訪我,問我「為何最近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普遍不關心?」我就說在台灣不是這樣,我提到太陽花學運時提出改革的學生,還包括抗議課綱修改的高中生,都是很關心政治的,學生們的訴求都是合乎目前社會盼望的改革需求。
我最期待的就是年輕人挺身來改革,你看我家裡的擺飾就知道,都是擺滿太陽花,表示我內心的支持,那天五十萬人聚集,我也很想到現場。

培養新時代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如同之前高中生訴求的,教育應該要徹底改革,教科書不能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讓學生都不知道自己是誰。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很出色的一點,勇於說出自己是台灣人,有這個想法,就表示對自身的歷史有認同,這些都是教育會去影響到的。反觀政府官員像是睡著了一樣,充滿了本位主義,一開始就認為學生的訴求都是錯的。這些年輕人都是珍貴的金礦,他們卻不懂得去挖掘,所以我還是要再一次的提起典範轉移的重要,過去所創造的標準、價值不一定都是對的。

杭亭頓說「參與民主化過程的人開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叛了民主,在野政黨掌握政權之後開始腐敗。」就是指過去民進黨執政的那些人,當然也包括國民黨的問題,這些問題要怎麼辦?我已經九十多歲了,老實說再活沒多久了,就是靠年輕的一代,最後藉這個機會我要鼓勵大家,要超越自己,要認同台灣,為了台灣,無私心去打拼,這些就是我要說的話。

希望2016年,台灣能再次大改變,新的領導人能夠改革,我有如此的期許。

 

 

 


(2015年11月26日,本刊編輯部採訪於李登輝前總統居所翠山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