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歷史經驗看國家與社會的解構(下) │ 廖亮和

2016.01.11


主權欠缺之所在,即解構之所在!〈真相〉
經不起「真相」檢驗的脆弱政權

蔣丟失中國大陸之後,全世界容身之地只有台灣這個去處。

由於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明訂日本必須將台灣歸還中國,但是蔣的國府丟失中國大陸後,這兩個宣言反而成為他留在台灣的致命要害,普遍會被國際社會認為日本履約歸還的意願表示,中共就可藉此事實,要求確認兩岸政府誰代表中國,輕易就可憑藉國家繼承原則,把蔣最後的生存棲身的台灣拿走。

正因為日本歸還台灣的國際承諾,被中共依國家繼承原則成為其法理依據資產,使得蔣的國府不能在國際條約主張此項承諾,這就是蔣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所說的「給我們,我們也不能要」的限制原因。

為了要在台灣棲身,蔣不得不在國際條約上被迫宣佈放棄日本履行國際承諾的約定,使中共無法找到繼承歸還台灣請求權的把柄。

蔣放棄歸還台灣的國際承諾請求權,使中共對台灣歸還由其繼承的法理依據,產生了因果斷鍊(Causal Discouling)的效果,蔣由放棄台灣主權的請求權,獲得在台灣容身的國際許可。

不過,放棄了台灣主權的請求權,卻造成了他在台灣統治權喪失「合法性」的正當理由。因而必須隱瞞上述放棄台灣主權的屈辱決定,反而宣揚他名正言順取得國際承認,擁有台灣主權。

這個流亡政府,為了獲取國際同意,不得不以放棄台灣主權,換取在台灣的生存權;為了在台灣的統治需要,又必須對內宣布與國際表態不同的政權面貌。

這個在台灣借屍還魂的流亡政權,其在台建立之初就是運用國際與國內不同的訴求方法,故意隱瞞「真相」的架構,本身就蘊含濃厚的欺騙成分。

經不起「真相」檢驗的「罩門」,一直是其政權最脆弱的一面。


不是佔領權,而是殖民暴虐統治

周宏濤談到1950年9月到10月間,當時的外交部長公超,有關台灣地位問題,明顯與蔣介石齟齬。

葉公超的想法是,未來台海兩岸成為兩個中國並無不可,至少台灣能夠不被赤化,留在民主陣營裡。

蔣介石則是一直尋求及等待光復大陸的契機,台灣是光復大陸的復興基地,大陸雖一時淪陷,但是中華民國擁有對大陸領土與人民的主張,必須存在。

周宏濤說蔣的中國政策,考慮的是未來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問題,但對現實問題無解。葉公超的主張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卻沒有解決未來所必須面臨的國家定位問題。而且,即使台灣自50年代起就主張與大陸脫鉤,會不會使中共改變其建國以來持續至今的一個中國政策,使台灣增加外交空間,甚至共同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也很難說。


美國徹底拒絕蔣的一貫主張

周宏濤的話似乎言之成理,尤其顯得蔣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大義凜然。周宏濤特別強調,蔣的立場是一貫的──


(1)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2)不可能獨立或交給聯合國託管。
(3)他也絕不承認自己已經失敗。


這是蔣的「主觀意志」,是否足以改變「客觀事實」?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簽定和平條約。全權代表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立法院回答質詢,為何不要求日本把台灣歸還中華民國,葉公超說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答案,「即使日本要給我們,我們也不能要!」

再把時間推到二年多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於1950年3月19日,完成舊金山和約草案「同意紀錄」的正式換文,「不要求日本把台灣主權交給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

1951年9月28日,舊金山和約有關台灣的主權,也如前述同意紀錄一樣,不交給任何一個國家。

周宏濤的話實在不值一駁,這個完全違背國際法常識的說法,竟然出自蔣的核心秘書口中,實在令人驚訝其知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周的說詞明顯與蔣的實際作法背道而馳。此種睜眼說瞎話,豈不證明「政治是最高明的騙術」?


舉世援用加拿大模式,反駁台灣為中國一部分說法

1970年,中共與加拿大洽商建交。加拿大拒絕中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並舉下述的五個理由反駁,讓中共無詞以對,最後只有被迫同意加拿大的主張,取消要求加拿大政府承認「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說法。

加拿大模式從此廣為各國所援用。連1989年5月18日,中蘇(俄)雙方簽署共同宣言,其他條文都是載明「中蘇同意」,惟獨在第11條談及台灣地位部分,突然變為「中國方面指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蘇聯並未表示意見。

所謂的加拿大反駁模式,其內容為──


(一)台灣並非加拿大所擁有之領土,加拿大無權利承認台灣屬於何國。此為羅馬法以來的「所有權法理」,國際法當然也可適用。

(二)並無任何國際法理論,使加拿大有「權利」承認,或有「義務」承認與他無關的台灣主權歸屬,中國此種要求毫無道理。

(三)加拿大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也毫無意義與法律效果。只要加拿大人民與飛機及船隻進入台灣,無法使用在北京所取得之簽證,反而必須向台灣政府申請簽證,似此狀況豈不以具體行為否認台灣並不屬於中國。

(四)加拿大承認台灣為中國一部份,依法勢必派兵攻佔台灣,並負責把台灣交給中國,以履行條約。何以加拿大要為此條文負責如此無理的任務?

(五)台灣真的屬於中國,則北京政權又何必要求各國承認。像海南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領土,中國根本不必要求他國承認。相反的,非屬中國所有,即使到處騙取他國承認,也收不到任何效果。領土糾紛,應該找擁有該領土的當事國交涉及承認,才能對症下藥,強迫無關的第三國承認,根本無濟於事。


蔣在中國的失敗,世所公認

蔣與周都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依模式(一)之所有權法理,蔣自己表明放棄的台灣,早已不屬於兩岸任何一方的中國所有,如何對非屬自己所有的台灣,有權主張台灣主權的歸屬。

同理,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生存,都要仰仗美第七艦隊的保護,有何軍事實力可以反抗「交出台灣」的國際壓力?難道要效李鴻章之故轍,「以一人之力,敵美國之兵?」這不是大義凜然,而是大言不慚,自不量力。再說,盟國特別是美國,不要派一兵一卒,就可粉碎蔣的反抗意志。1950年6月26日,杜魯門出示蔣「密函」的求饒信,當天就曾考慮宣佈重新將「台灣」歸還日本,並將台灣的安全交由麥克阿瑟直接管轄,此議因為國務卿艾奇遜力勸暫緩,國防部長詹森也認為麥帥權力太過膨脹,不啻分享總統應有之職權,因而此案才未成為事實。

蔣絕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這不是個人主觀意識可以決定的,而是舉世共同普遍的認知之「客觀事實」。

美國已故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生前曾將蔣丟失中國,評價為「非凡的成就」(a remarkable achievement),西方史家公認他是失掉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費正清總結其評語為「戰場上的愚蠢和後方的無能」(stupidit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competence behind the lines),空有中共三倍以上的總兵力,還有美式火器的裝備,竟然打不過「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而且由北至南,一片全軍覆沒的敗績,如果這不是「失敗」?!那麼什麼才是失敗?

兵敗如山倒,最後逃到不是屬於他的領土,也就是「外國土地上的流亡政府」,一直被人警告要交出領地管理權,最後要他在主宰台灣歸屬的國際條約,簽署美方所決定處分的同意紀錄,放棄他一向所堅持主張的台灣主權,以交換美方海空軍力量的保護。似此被他的政敵李宗仁譏嘲為蔭庇在美方保護的小朝廷,如果這不是失敗?那麼什麼才是失敗?!

甲午戰爭,大清王朝敗給蕞爾小國的日本,中國士人形容李鴻章,乃「以一人之力,敵一國之兵」,這並非是譏諷李不自量力,而是舉國上下,無人知清國之兵不能戰,只有逼自知必敗的李鴻章,孤身而對日本舉國之兵,這是中國的悲劇,也是李鴻章個人的悲劇。

蔣面對舉世公認的失敗,仍如周宏濤所述的一貫主張的立場,幾乎等於唐吉訶德式的非理性行為,令人不得不懷疑其身心狀況的正常。


建築在謊言的殖民地統治

蔣是世界公認法西斯封建政權的獨裁者,正如已故的捷克總統哈維爾所說的,獨裁政權都是建構在「謊言」之上。我們只要對照他向強者的美國霸權,所作所為的言行,再參考他對人民所呈現的面貌,將會發現是極端對立的雙重人格。讓人懷疑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其實,美方為代表的杜勒斯,就代替我們告知的答案。

周宏濤書中,1950年10月26日,駐美大使顧維鈞來電,轉達美方何以對台灣問題採「中立化」,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說,凍結台灣地位問題,就是為了維持國民政府的地位。雖然開羅會議時已決定在波茨坦會議中追認日本放棄台灣,但國際合約尚未完成,所以也未完全成為我領土,仍需由對日本的合約正式規定。杜勒斯解釋,美國唯有採取此立場,才能貫徹保台宗旨,而維持我政府地位;否則中共堅持台灣為中國領土,而視美國對台灣施為干涉中國內政,按照聯合國憲章第2款(有誤,應指第2條第4款,該條約詳後),美國就難以維護了。

註: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杜勒斯建議蔣不要堅持反對美國立場,而損害到中(華民國)美雙方的共同利益,致使我政府的國際地位動搖,處境更加艱危。
目前雙方最重要的兩個目標是:


(一)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大代表權。
(二)保障台灣的安全。


中(華民國)與美方所達成的交易,就是犧牲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放棄「形式上」對台灣主權的主張,來換取美方用政治與軍事的實力對國府政權的保護,本文所以用「形式」,是由於「實質」的台灣為中華民國所有的主張,牽涉到真正代表中國的爭執重心,已實際控制中國全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可以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贏得中國真正代表權的「確認」。中華民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反而間接為中共達到「奪取台灣」的目的。


美方保證不拆穿無主權的騙局,蔣非法統治權源

這個交易所以能夠成交,最主要還是雙方不能形諸於公開文書的約定,業已達成默契。中華民國如果為了統治台灣的需要,對內宣稱已取得台灣的主權,美方不會公開反對。

周宏濤其書呈現國際事實與國內主張,方衲圓鑿互為扞格的矛盾,其實就是因為隱瞞這段看似無關輕重,實質卻至深且鉅的清除台澎人民對國府統治權合法性的質疑,直至民選總統後始告一個段落。而讓國府殖民統治四十七年,不虞被拆穿這段統治神話。

日本當年殖民台灣,英國殖民印度,其背後都有一個強大的殖民母國,可以遂行「同化政策」,要求殖民地人民,以殖民母國的法律政治制度或文化為模仿或自我改造的藍本。

蔣的國府在1949年,已喪失殖民母國的宗主權,僅憑其流亡政府在外國土地上的台灣,祭出片面空言的政治主張──反攻大陸,就在台灣輕易的施展不亞於「外部殖民」的殘酷統治。原因無他,就是舉世霸權的美國,為了「圍堵」並「制裁」東亞「小霸」的中共,蔣的國府因勢利導的成為美國的打擊工具,本來就隨時會被聯合國逐出,只因美國大力加持,竟在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霸佔了廿二年;原本擔心被「血洗」被「解放」的台灣,由於世界最強大的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台灣成為共黨絕跡的「無菌」示範區;遠比中共更為先進的武器,每年的閱兵趁機向台灣人民誇示。
長期在此事實勝於雄辯的制式洗腦,有誰會懷疑蔣的國府政策是夢囈之言,甚至更進而質疑其統治台灣是否具有合法的權利?!

蔣又貫徹戒嚴體制,封鎖新聞,管制言論,箝制思想,一般民眾如何獲知統治他們的政府,是一個徹底沒有合法統治權的外來流亡政府。

美國對國府的政權長期「背書」,又嚴守「真相」秘密,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就在美國有意配合的賣力演出下,造成台灣人民被烙下無法改變的錯誤心理認知。

中華民國體制所以維持至今,其實就完全建築在這個被誤導的錯誤心理認知。


中華民國是國際社會的違章建築

詩人李敏勇將中華民國體制,稱之為「違章建築」。這實在是非常傳神,也非常貼切的比喻。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是不被承認的,不具備國家法人的資格。所以他在國外,使用了很多名稱,因時因地而隨時改變,多到我們也不知道真正的數目。

在國際不被承認,等於用事實證明了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沒有擁有主權存在。正如當年舊金山和約的「同意紀錄」,中華民國自己主動放棄台澎群島的主權請求,所以才能以「流亡政府」與「主要佔領權」的「委任代理人」(次要佔領權),在外國土地上的台灣行使「無主權」國家所應有的實質統治。

中華民國從來就不是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在統治台灣,國際社會不給予中華民國的「國家名義」,本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

「違章建築」,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取得合法建築執照,逕自施工,事後也未取得「房屋使用執照」。就在消防逃生、結構安全上留下許多致命問題。前幾個月,兩北市地區出現了違章建築火災,釀成多條人命慘死的悲劇。「違章建築」成為都市之瘤,人人喊拆,兩北市長也全力反映民意,全面展開拆除行動。

中華民國本身不是罪惡,但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就成了「萬惡之源」。在島內,台灣所有社會發展,都被中華民國「違章建築」體系,剝奪了全面改變的機會。多次「修憲」,原因就在於牽就了「中華民國體制」,這個違章建築。

對岸的中共,一直要台灣人民遵奉「九二共識」,許多人認為根本無「九二共識」,中共實在「隔鞋搔癢」,抓不到台灣人的心。其實只要台灣人民仍錯誤認知「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而國民黨又堅持「兩岸同屬一中」,兩岸統一就可依賴台灣人民的錯誤認知,造成集體放棄抗拒心理而使其完成統一大業,正因為台灣人民一直存有此錯誤認知,中共當然就會不放鬆對台灣人民的文攻武嚇,台灣人民就永遠陷入中共的糾纏中。

解決這個問題,不在「九二共識」本身,而在「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這個錯誤的心理認知,當大多數民意都獲知「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民國」,兩岸被迫改變的將是中共,他們必須調整老作風,全力爭取台灣人民的好感,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主權,中共也就喪失了要求終極統一的正當理由了!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但中華民國沒有台灣主權,使中共繼承中華民國所擁有台灣主權之主張失去法理依據,「九二共識」如何能促成統一?!

主要佔領權的美國,一直對台灣不斷提出警告:「不能改變現狀」。

中華民國放棄台灣主權,是當年美國一手所主導的外交政策,這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台灣人民使其還原真相,並沒有改變現狀,只是讓美國故意不公開的外交文件,更正台灣人民既往錯誤的心理認知而已。


重演下層結構反撲的歷史故轍

馬克思說,人類社會可分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兩種體系。前者為生產生活所需物質的形成(工業與農業等)、交通,還有所有型態等。後者為法律、政治制度、宗教等。

大清皇朝所以傾覆,是整個社會的下層結構,已被國際條約體系的列強,所帶來的洋教勢力以及內河航行權還有築路權整個摧毀,卻連上層結構的「立憲制度」,都找盡理由,不願立即改革。因而武昌起義的中下層軍官兵,抗拒追捕革命黨人的反叛,都能在全國各地的十四省獲得響應,而使滿清皇朝土崩瓦解。

武昌起義是統治菁英階級的邊緣人,也就是中低階基層軍人的反叛,他們沒有號召下層結構的政治訴求,也沒有此政治認識,當然無法激起基層人民的熱烈響應。

各省軍事力量相繼宣布脫離清廷獨立,是由於中央政府喪失控制力量,各地軍頭趁機填補權力真空,擷取政治資源是確實的利益,實踐革命的目的,顯非他們主張獨立的原因。

這個統治階級的異動,又未與基層人民的願望結合,當然就是憑藉實力的赤裸裸權力鬥爭,最具實力的袁世凱趁機獵取革命果實,自然並不意外。

孫中山的黨員都是知識份子,並沒有辦法深入基層民間,建立廣大的群眾基礎,所以孫中山建立黃埔軍校,就是希望以武力建立政權,這是改造上層結構的路子。

蔣介石能夠掃平宇內,不是依靠軍事或政治才能,而是比當時的軍閥,具有更高明的募集「戰爭費用」的能力,蔣發行戰爭公債,由孔、宋兩人經手,以列強銀行集團背書履約信用,再轉售本國各地銀行,並再由各地錢莊銀號承兌,逐次滲透到全國各地金融體系。這些戰爭公債的購買者,就是購買田地,以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地主集團。

1926年,當時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國民黨所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講師,就已看出中國社會的土地問題之嚴重,大地主32萬人左右;小地主200萬人以上;但是自耕農有1億2000萬人(其中耕田有獲利者1200萬人,自給自足者6000萬人,每年虧本者4800萬人);半自耕農(約5000萬人),半貧農、貧農各佔6000萬人,全部約為1億5千萬到1億7千萬人,是佔農村極大的群眾,所謂貧民問題,其實大部分是他們的問題。

其餘的為雇農與遊民階級。前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只有打零工度日,工時長,待遇少,不安定超過一般工人,後者為受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剝削壓迫,或因水旱天災喪失土地的農人,不然即為丟失工作機會的手工藝工人,分為兵、匪、盜、丐、娼妓……,是中國社會生活中極不安定的一群人,這批為數2000萬人,非常勇敢善戰,引導得法可以成為一股革命力量。

毛總結,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貧困,另一個是失業,若解決了失業問題,就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中國大地主不到100萬人,沒收了這些人的田地,就有數以億計的農民,生活條件整個為之改善。「殺土豪,分田產」的中共國策,就由此產生。

毛的「分田產」政策,正好剪斷了蔣的戰爭公債的供應鏈,等於是砍斷了蔣的生命線,直接威脅了其金權的命脈,即使毛在江西井崗山的窮鄉僻壤,建立蘇維埃的區區政權,蔣都不惜發動五次圍剿,可見蔣對毛的「分田產」政策,視為心腹大患,委實其來有自。

兩萬五千里長征,蔣並沒有消滅中共,反而因為對日戰爭,使毛在日軍佔領的廣大淪陷區獲得壯大,毛的田產政策,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戴,內戰獲勝,其實就是下層結構力量的反撲。

台灣並沒有受到中共田地政策的洗禮,但是卻曾經歷了兩次下層結構的反撲。

其一為「二二八事變」,一般人都說是文明差距的碰撞。其實不然,已故著名的人類學專家張光直院士,其尊翁也就是日治時代的新詩詩人張我軍,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核心:「陳儀不讓商人賺錢。」,陳儀實施社會主義統制物價,連商人的盈餘都要由其決定,陳儀離台後,自我辯解為蔣所同意由其在台實施三民主義之節制資本。二二八事變就是下層結構對政府的嚴密管制的一個反撲。

其二為「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運動。馬英九雖沒有實施國家統制政策,但是開放中資,壟斷台灣的服務業,其手法雖異於陳儀,但殊途同歸,只是由政府改為彼岸中資而已。這也是下層結構不滿謀生機會被扼殺的反撲。


包容罪惡,將被罪惡所吞噬

根據群眾運動大師霍佛爾的說法,群眾運動非到現行秩序名譽掃地,通常是不會興起的。太陽花學運就充分證明了這個公式的實用性。當時馬英九為了要剷除立法院長王金平,由檢察總長黃世銘運用電話監聽的不正手法,做為王金平關說司法的罪證。沒想到,民意大反彈,馬的聲望驟跌至9%以下。

馬的弱勢,使太陽花學運的訴求獲得了核爆級的威力(中國時報社論評語),使政府所應具有的神聖性(solemnity)整個破產,類似太陽花的學運,或同屬抗議性質的群眾運動,將會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發生,自可斷言。

特別是台灣的下層結構,已有如千瘡百孔,無法收拾。從制度上來說,前司法院院長賴英照說,憲法向左轉(其意為社會主義),而法律向右(資本主義),似此互為矛盾的制度,本身已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瓶頸。

再以實質而言,起薪22K的低薪,高房價的高不可攀,已讓任何年輕人對自己未來的前途,不抱有任何希望。台灣雖不像美國1%的人口,控制全社會90%的財富,但是貧富懸殊的差距,已令人喪失奮鬥的意志,台灣的下層結構,就像裝滿火藥的高危險區,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不從改善人民生活的下層結構加以改造,任何想由法律、憲法或政治制度的上層結構之改造,可以說是與民願背道而馳,也是緣木求魚的作法。

國民黨政府非法統治台灣的事實,如果加以漠視,一旦下層結構挾其民怨整個爆發,隱瞞這個事實,或曲意上層結構改造的人,必然會遭到下層結構的反抗力量沒頂。上層結構被下層結構解構,本是歷史的必然,特別是兩者存有無法克服的矛盾,更使此種發展,深化其不利的宿命。

下層結構的反撲,絕非經由上層結構爆發其不滿的情緒,反而是像太陽花學運之類的群眾運動,充滿不確定性,更添增無法預測的危險。

拒絕改革,就像包容罪惡,必然被罪惡所吞噬!


台灣是我們向後代子孫暫時借用的土地

當吳伯雄踏上中國的土地,激動的說,我們都來自共同的祖先,其意大概說要重回父祖的懷抱。這種以「父祖之名」,拒絕後代子孫發展的說法,實是違反社會進步的反動論調。人類的發展就是以繁衍子孫為目的,蔣介石曾說「生命的意義,就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吳伯雄的見識實不如蔣介石。

台灣人民一直生活在國際社會違章建築的中華民國體制內,對外沒有享受到正常國家人民的應有權利,對內許多非法統治殘遺下來的桎梏,至今無法解除。

一般人常說,不要債留子孫,但是我們如果不設法改變上述的束縛,等於我們留下龐大的債務,讓他們無法翻身。
我們在此反駁吳伯雄的謬論,我們確信:


土地不是繼承自祖先,而是我們向後代子孫暫時借用的(THE LAND IS NOT INHERITED FROM OUR ANCESTORS, BUT JUST BORROWED FROM OUR CHILDREN!)


我們無權為下一代的前途,擅自決定他們的命運!(WE’RE NOT ENTITLED TO DELIBERATEY DECIDING THE FATE & DESTINEY OF OUR NEXT GENERATION!)


(全文完)

 

 

 

 


(廖亮和/台大商學系畢,早年師從邱永漢先生,長期經營廣告與促銷業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期,陸續介紹美式競選廣告及為文評論財經事件,作品散見財訊、商業周刊、時報周刊及多家報紙,近年著重歷史研究,本文為以解構主義試圖解讀現代史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