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刃的「歷史」 │ 翁佳音

2016.02.01

第一節

先表態一下,我研究範疇是十六到十八世紀,即所謂近代初期的台灣‧亞洲史,來看課綱或課綱微調,當然免不了有職業性反應與批評。但還好,由於略懂歷史編寫的歷史(史學史),因此總會提醒自己,在批評課綱微調時,難免擺脫不掉學術或政治黨派之見,所以得盡量保持觀察者立場。進而在這次教科書紛爭中,講出比較可以繼續對話的內容,避免「歷史」突然又被推回「勝王敗寇」、帝國皇朝清算政敵的輪迴惡夢。

課綱微調的委員們事實上蠻坦誠的,在馬英九政權進行肅清反對黨執政的「八年餘毒(?)」期間,他們也公開宣稱:在歷史教育上,更要迫切進行「撥亂反正」,恢復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教育。坦白說,從傳統中國政治鬥爭模式來看,微調委員沒錯。因此,他們可以不理睬「干犯眾怒」,而把民怨看做是台獨份子所發動的反華民粹。可以不理會研究及教育界呼籲民主程序與尊重專業,直指反對聲音是前朝教育部皇民餘孽與學者負隅頑抗。他們多少自認是捍衛民族正義的一方。

在這樣意識型態堅持、敵我分明的氣氛中,要求微調委員撤案,無意是緣木求魚,對話形同叫戰。所以,我只能講些近現代歷史學的觀點,期待接下來若有正義程序調整,不應再是傳統思考的「撥亂反正」,否則,越撥越亂。

第二節

歷史與政治,原本就是難分難捨。長久以來,政治戰場上,勝者當然掌握歷史話語權。通行歷史論述,多為國內統治階級或帝國主義列強所構築。瞭解歷史寫作、知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十九世紀後,民族國家興起,歷史論述是國家形成中非常重要的意識再造作業,歷史研究、教授因而也成為大學專門學科、一種職業。有些諷刺,歷史研究、教學機構或執業人員,常是國家經費所支持,不少歷史家變成統治協力者。

這些國家民族、理性等近現代「主義」所發展出來的「大歷史(grands recits)」世界觀或國民教育,歷經二十世紀兩次大戰迄今所造成的人間慘禍,如種族大屠殺(Genocide, Shaoh),已迫使職業歷史學界(包括研究、教學)不得不持續反省「歷史」的「用」與「濫用」問題。

歷史研究與教育界會反彈、會質疑課綱微調,事實上有上述歷史學史的曲折背景,不應忽略。有微調委員自認已寫不少「抗日史」著作,所以自居「歷史研究者」、「歷史家」當之無愧。顯然就是無意,故意或忽略今日歷史學已專業化,以及歷史學本身在自省學問副作用的一面。不然,凡是曾用過歷史題材寫作文章,就可冠上歷史研究者,就可督導公共歷史之撰寫,那麼,歷史學未免太過於廉價與氾濫了。

第三節

課綱微調委員所常展露與自恃的金鐘罩鐵布衫,主要是「憲法」與「一中」。憲法不符現況,數次修憲後還是要再修,顯然這個結構大法(constitutio)無常法。我比較在意的,反而是他們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儼然是宗教神學的天命與天意(providentia),違抗不得。可惜,不管是神學,或政治學上的天命,還是得看看人家如何批判與反省,不是你說了就算。

十九世紀興起的民族國家主義,造成了國與國之間長久的鬥爭,國內優勢民族欺凌少數民族視為常態。因而,歷史或政治學者忍不住一直批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廣泛被虛偽意識所入侵;民族主義者的神話,往往顛倒現實。下兩節談台灣史時,我會舉例。

這裡先講微調委員所標舉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或反日、抗日的「愛國主義」。事實上,研究近現代的民族主義者,多少能區別愛國心(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兩者略有不同。愛國心往往傾向於對國王‧宮廷忠誠,產業革命以後的近現代意識國家,則是國民忠於民選政府。這就是今天台灣與中國問題的弔詭之處,也可能是微調委員最不願誠實面對的現實。

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的民族‧國家觀,幾乎都是繼承大清帝國疆域與臣民,頂多再潤色「中華民族‧五族共和」,或「多民族國家」的理論,但基本上還是漢族優勢、北京‧中央朝廷的體制。愛國主義,與傳統王朝有關,這就造成微調委員不易克服與統一的窘境、破綻了。

第四節

他們試圖用「歷史」來講「我國」,但「歷史」是兩面刃,或許有砍傷政敵,但自戕亦不少。一個中國,勢必要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正統,中華民國等待被接收。進而,歷史敘述得繞著逐鹿中原勝者為王的觀點,於是,缺乏與時俱進史學知識的微調委員們,得把荷蘭、西班牙,以及日本領有過的「現實」,顛倒為「入台」、「據台」。得把佔領台灣的鄭成功、康熙大帝,以及國民黨顛倒成「光復」。如此一來,台灣歷史主旋律,似乎要變成整天等待中國中央朝廷的臨幸。歷史這樣編寫,難怪連我也反對!

上一節說破綻,最明顯的例子,是若從傳統民族主義角度,中華民國推翻異族滿清帝國,那之前的清康熙大帝潰滅明鄭王朝,豈不也是佔領台灣,課綱應該據實書寫「清據時期」才客觀啊。

我講「明鄭王朝」,不用「鄭氏王朝」、「明鄭時代」,其實比較貼近歷史現實。這裡不再說明細節,我想藉此再暴露微調委員或其支持者的破綻外,還有個意識型態的窘境。一個中國之外,不能再有「國」,因此他們對稍有國家政權意涵的用語,混身敏感,必去之而後快。例如,他們強烈反對「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中的「東寧王國」之稱。這恐怕又是再一次表明有些人不是專攻歷史研究、而是勇於政治鬥爭的論客之事實。畢竟,不只歐文文獻視鄭氏為王,連清代的中國文獻也屢言鄭經「建國東寧」、稱台灣鄭氏政權為「(偽)東寧國」!

 

第五節

其實,歷史學術界一般都會承認,學術研究結晶,與國民教育之教科書內容,本來就存在著落差。學術界不能強求教科書得採納新近研究成果。歷史教育有其一定目標,研究者也難免有偏執一面。所以,我雖知微調前的課綱也有缺失,仍保持旁觀立場。譬如,原課綱規定講授大航海時代國際競逐殖民地,多少有時代錯亂(anachronic)。持平而言,十六、七世紀的東亞海域,與東南亞不一樣,歐洲入侵者無法隨意交易與定居。東亞海上活動人群,還以傳統東亞沿海地區的人民為主力。

有趣的是,這些人群被中國史書稱為「倭寇」,學術研究幾乎都肯定倭寇主要成員,是中國閩粵浙沿海居民,是大明皇民。更有趣的是,台灣文字歷史的開端,與這群連結大明王朝與日本經濟命脈的人關係密切。「天啟元年,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引倭屯聚於台,鄭芝龍附之,始有民居」,顯然我們歷史一開始,與日本就有維持著很奇怪的關係。

然而,這些有趣兼有意義的歷史現實,遇到以反日中國民族主義為命題的微調委員,台灣歷史開端就會被顛倒。不只這樣,接下來大明皇民與日本皇民聯合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濱田彌兵衛事件,被迫消除;原住民抵抗荷蘭人的「麻豆事件」也被刪除。研究近代初期史的我,若不公開說幾句話,就沒良心了。我的結論,還是:歷史教育,不要把「歷史」當「正義之劍」,砍人自傷,不好。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