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歷史記憶及其歷史意義 │ 薛化元

2016.01.11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記憶問題,在正常的狀況下,主要討論的應該是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反思與意義。但是,雖然歷經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台灣也在1997年開始名列美國「自由之家」評價的自由國家之林。但是,台灣受限於長期國內外的政治情勢,仍然不算是正常國家。而在歷史記憶方面,原本大中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並未消散,仍然相當程度支配台灣住民的歷史記憶。因此,在台灣這個主題必須先正視歷史記憶的回復工程,才能進一步討論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意義。

 

喚回日治時期的歷史記憶--從二次大戰期間的台灣大空襲展示談起

有關台灣歷史教育的爭議問題,從2014年到2015年兩年來有關「微調課綱」的爭議最受矚目。在台灣史的部分,微調課綱是在沒有任何一位在歷史系專任的教師,沒有任何一位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相關研究所專任研究人員參與下,由非專業的小組,不循正常程序,在過程不公開的情形下大幅調整的課綱。而面對要求尊重專業、合乎程序的歷史教育內容的訴求,教育部的官員卻不願正面回應,反而以尊重不同史觀、尊重多元價值為名,企圖混淆批評者的改革要求。


站在台灣歷史的觀點,由於目前台灣島上的住民,來台灣的時間先後不一,不同的家族也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是台灣多元文化資產,也豐富了台灣文化歷史的內容。但是,正由於多元的歷史記憶,所以強將某一族群的記憶加在另一族群的歷史記憶上,並視為是歷史的真實,不僅是強暴,而且是對台灣多元文化的不尊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尊重多元文化的意思,也是說在合乎歷史事實的時空脈絡中,呈現出當時歷史事實的一種方式,因此,呈現、尊重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是呈現、尊重台灣多元歷史、文化的重要條件。如果,以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為名,試圖扭曲甚至掩蓋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則無法逃避破壞台灣多元歷史、文化的罵名。

就以今年在台灣南、北巡迴展示的台灣大空襲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來看,在1945年以前的歷史脈絡,以1944年到1945年來說,當時台灣島上的人民的記憶與在中國大陸上人民的記憶當然不會一樣。就當時台灣島上的多數人而言,是作為日本國的國民,正在遭到盟軍大空襲的威脅與傷害之中,而在中國大陸的人或許正是作為盟軍的一員,或是站在中國的觀點,正在進行對日抗戰過程,這兩種的歷史記憶當然是不一樣。就此而言,在歷史教科書的中國現現代史脈絡,呈現當時中國大陸人民與日本作戰的歷史事實,或是當時到中國大陸參與跟日本作戰的台灣人、美國人的歷史固然是適當的,而且也是合乎歷史事實。相對的,在台灣史的脈絡中,則應該呈現當時台灣島上的住民面臨大轟炸的歷史,這也才是尊重當時歷史事實以及當時台灣島上住民歷史經驗的一種呈現方式


但是,台灣長期以來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是中國為軸心所展開的歷史教育,早期甚至根本台灣史甚至連配屬的角色都沒有,幾乎完全是中國史壟罩的狀況,後來雖然的主體性逐漸出現在高中歷史課本中,台灣歷史所佔比例也逐漸增加,但是對沒有機會接受台灣史教育世代的人而言,台灣史基本上是陌生的。從去年到今年發生的微調課綱的爭議,其中的重點之ㄧ,就是雖然好不容易有一些以台灣為歷史場域的論述,微調課綱卻強要在台灣史的歷史脈絡中,加上中國歷史舞台的內容,因此不僅時空容易錯亂,甚至產生嚴重的扭曲。以微調課綱而言,基本上在台灣史(而不是中國現代史)的脈絡中,刻意放大、強調在1944年1945年間在中國參加跟日本作戰的台灣人的歷史,相對忽略了台灣島上發生被盟軍大轟炸的歷史內容,便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時空錯置的現象,不僅不尊重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也抹煞了台灣事實上歷史、文化多元的狀況。站在台灣歷史時空的脈絡中,不僅未能使其如實正常的出現,反而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而這樣的扭曲,實際上是比較合乎兩蔣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教育,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抹滅台灣人歷史記憶的一種歷史教育。

還記得早年在某個國立高中曾經出過一個考題,「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有哪個國家的飛機轟炸過台灣」,當時就有老師(不只是學生)堅持一定是日本來轟炸台灣,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何等的荒誕不經,根本嚴重的傷害了歷史教育的基本原則。前述這種微調課綱對歷史時空的混淆,雖然比不上,也不像這個故事的荒誕不經,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自己的價值與意識形態來扭曲其他人的歷史記憶。這對台灣歷史、文化多源而且多元的特色,也是本質上的不尊重,更不利多元價值的共存與發展。

站在台灣史的角度,提供現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知道1944年到1945年間台灣由於日本已經失去台海制空權之後,而面臨盟軍大轟炸的威脅,這是歷史事實。而台灣在1944年,特別在1945年面對盟軍的大轟炸造成嚴重的傷亡損失也是歷史事實。透過這樣的圖片檔案的展覽,從南到北,再由北到南,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是提供台灣住民,特別是早些年來,從來沒有機會接受台灣史教育的台灣住民,除了家族口耳相傳以外,重新去認識過去從未記憶起的歷史。過去台灣歷史的這種失憶現象相當令人遺憾,現在透過展示台灣當時遭到盟軍大空襲嚴重破壞的歷史事實,這樣子實際上才是尊重歷史、還原台灣多元歷史文化可能的一種方式。

因此,這一系列大空襲的歷史展示,對台灣的歷史教育,實際上也有現實而且重要的意義,只有重新記憶起過去曾經發生在台灣島上的重要的歷史事情,以台灣島作為一個舞台重新建構台灣的歷史記憶,如此呈現台灣多元的歷史記憶,也才有存在的可能。今年巡迴展示的台北、高雄在日本時代也曾經是政經、工業跟軍事的要地,當年也遭到了盟軍相當慘烈的轟炸。在透過展示來認識這段歷史的同時,我們更要省思,因為能夠有機會來認識台灣的多元歷史,實際上是過去幾十年來政治文化社會改革運動好不容易得到的成果。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不能夠呈現這樣的結果,反而是類似微調課綱,以政治的意識型態凌駕專業,捨本逐末地刪除共同的歷史記憶,甚至強加一些原本是存在另一個歷史時空的內容,都是一些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期待未來台灣島上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如實地記憶起自己的歷史記憶,而能夠在合乎歷史事實的時空脈絡中,跟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一起分享台灣多元的歷史文化傳承。

日治時期的歷史評價問題

如前所述,日治時代的歷史發展,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環,也是微調課綱下,台灣歷史教育爭議甚大的一部份。針對目前台灣歷史教育此一時段的爭議,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面對殖民性與現代性的雙重變奏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育,對於台灣歷史本身相對忽視與不足,是2000年以前長期存在的狀態,雖然,在1990年代末期,針對此一問題推動改革,但具體成效的展現則必須直至兩千年後。至於推動改革之前,在歷史教育中提到的日治時代,主要注重在殖民壓榨的側面,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相對忽視。

由於日本是個近代帝國,取得台灣之後,其統治的政策之一,即是積極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圈內的一環,朝向營造社會、經濟、文化共同體的方向前進。此一發展,單單就經濟層面而言,就必須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建設,從關稅、度量衡、貨幣等皆朝向與日本本土一致性的方向發展,而針對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基本基礎調查的部份,也是作為有利於殖民統治的需求而展開。不容諱言的,這些基礎建設、制度建立及行政調查工作,對於台灣從前近代往近代社會發展的歷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特別是包括鐵路、公路建設的發展,讓台灣形塑成經濟共同體的要件開始具備,這樣的狀態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歷史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統治當局,單單為了統治的便利性,對於基礎教育以及技職教育就必須投入相當的心力。而這種以統治者的利益為本位的政策,在另一方面對台灣近代文明的普及和演進,都有正面的效果。而引進近代文明的另一個側面,則是對於近代自由、民主、人權及其他近代文明化的重視,這樣的近代文明的引進,也使得台灣菁英對日本統治政策產生了不滿與批判。而基本上正是透過日本當局推動的近代教育,來提供這些不滿與批判論證基礎的可能。就此而言,殖民性與現代性並不是二元的存在,而是存在著雙軸並重互為辯證的可能性。

抗日與政治抗爭

如前所述,台灣在日本近代教育引進之後,產生了對日本殖民政策的批判與反抗的可能,這和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基於素樸的保家衛國,起而武裝抗日,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這一種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甚至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抗爭,究竟與一般所謂的抗日之間存在何種關係,是值得關注的。

針對此一問題,有必要先釐清本文所謂抗日的意涵。這與一般泛稱抗日的意義並不太一樣,而是對應韓國對日本統治時期所謂抗日的意義。就此而言,如果將抗日定調為反抗日本統治,或是明白一點說,是脫離日本統治而追求台灣的政治主體性,乃至試圖與中國近一步的連結,對照韓國的狀況,稱為抗日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台灣的政治菁英在1920-1930年代,對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與反抗是否呈現此一樣態,則有待近一步的考察。簡單而言,除了少數強烈主張台灣應脫離日本獨立,或是重新與中國結合的政治主張之外,當時台灣菁英對日本殖民體制的批判或是改革的訴求,是否稱為「抗日」,是有再審酌的空間。

而主張脫離日本,再與中國結合的這種政治主張的實踐,則往往透過進入中國與中國政權體制進行互動,希望完成此一結果。不過,這一部分基本上要等到1937年以後,才較為明顯而且也可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另一方面,強調台灣殖民地解放脫離日本,則是以台灣共產黨為主,強調打倒日本殖民統治,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政治主張。此一政治主張,並非台灣共產黨所獨創,必須回到第三國際的脈絡中來考察。從列寧到史達林都強調,反對殖民地解放、獨立是違背馬克思(馬列)主義的路線。因此,當時透過第三國際的決策議,包括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乃至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台灣共產黨,皆主張台灣應透過殖民地解放運動,建立台灣共和國。就此而言不過,左翼運動者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和主張與中國結合的人士,在日治時代台灣政治運動上是相對少數。更多數人採取的是不一樣的政治路線,包含他們本身由左到右政治光譜的領導人物,蔣渭水到林獻堂、楊肇嘉,是另一個側面的發展。

這一個側面的發展中,運動的主軸是在日本統治台灣或者是台灣隸屬於日本帝國,這樣的基礎下展開的。換言之,這一側面的政治抗爭,固然批判殖民統治體制,甚至要求改弦易轍,揚棄殖民統治體制,不過,並沒有主張推翻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或是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這樣的政治路線與前述的抗日的訴求,有根本性的差異。就此而言,它應該介於前述脫離日本的抗日運動,以及支持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主張之間的光譜位置,稱為政治抗爭或許比抗日,更能清楚描繪此一光譜的狀態。

從1914年台灣菁英展開明顯的政治抗爭開始,一開始強調的雖然是主張台日「同化」,但是核心的訴求就是針對以台日文化不同而採取殖民統治而發,潛在的主張就是撤廢「六三法」。主張台日同化不是合乎日本殖民者的利益嗎?為何台灣總督府要壓制「同化會」?這與台灣菁英試圖透過「同化」的訴求,批評當時的殖民體制,進而改善「六三法體制」下台日不平等有關。「同化會」既被台灣總督府壓制,進一步直接要求撤廢「六三法」是台灣政治抗爭路線的歷史發展。問題是,要求「同化」的團體在台灣都無法在總督府統治下存立,遑論主張撤廢「六三法」。因此,其後的撤廢「六三法」運動,轉到日本本土的東京展開。一方面,在日本憲法保障下,台灣菁英在東京擁有較台灣更多的言論、結社自由。另一方面,當時熟悉日本憲法體制和近代思潮的台灣菁英也多數在日本。


由於「六三法」是台灣跟日本處於不同法律支配下的制度性依據,撤廢「六三法」在本質上,就是日本法律領域延伸到台灣的主張,就此而言,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內地延長主義的性質。而在一次大戰以後的民族自決風潮中,這一批的台灣政治菁英,大部分揚棄了原本要求撤廢「六三法」體制的主張,轉而主張在台灣成立殖民地議會。這樣的主張固然不是民族自決運動,但卻意味著台灣人的自我覺醒,理解台灣與日本處於不同時空條件,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必須予以延續及強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台灣與日本內地徹底整合,縱使台灣人能選出日本的國會議員,以人口比例而言,在日本國會中很難做出合乎台灣特殊需求的法律規範。相對地,如果在台灣維持原有的「六三法」體制狀態,而將原屬總督的律令制定權移轉,交由台灣住民選出的議會,來決定台灣實施的法律制度,對台灣而言相對有利。只是基本上這樣的主張所呈現的台灣人認同,和主張脫離日本統治的政治路線,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認同的差異性

基本上,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多多少少都認知到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或者是本島人與日本人內地人的差異。其中,凡是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統治,無論是否主張台灣獨立,在基本的認同上,就是認為台灣人不應該作為日本的國民,在這樣上來區隔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相對地,前述的政治抗爭的路線,則是意識到在日本國民的架構下,本島人與內地人,或者是所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存在的相當程度的差異。這種認同是認識到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同,但是,在整個國家層次的認同上,則是作為日本國的國民而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縱使主張台灣人不應該強烈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反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或是認為台灣人應該協助日本人統治的這樣政治立場,對於台灣人(本島人)與日本人(內地人)的差異,也有一定的認知。其中最明顯的如辜顯榮,他意識到台灣人的處境,即本島人的處境跟日本內地人的處境,有相當的不同,更不用說台灣島與日本本土處於不同法律的差別。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脈絡,才能了解辜顯榮為什麼會捐款贊助設立台中一中,為什麼會捐款支持在日本批評台灣總督府統治的《台灣青年》,為什麼辜顯榮跟台灣總督府官員的溝通,在日本領台多年後,必須要找翻譯,甚至辜顯榮為什麼在台灣要推動所謂漢文化的延續的發展,甚至找了中國漢學家來台灣進行漢文化的推廣,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一種殖民地烙印傷痕的呈現吧。

除此之外,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在認同上還有另一種特殊的現象,台灣人對nation和前近代血緣式的「民族」的認同出現歧異的現象是相當常見的。也就是縱使台灣人認知到,台灣與日本處於同一個國家的狀況,但是台灣人心目中,還是有一個文化上或是血緣上,認為與漢族是同一民族的想像,這可以說是一種虛擬的,但是卻在現實上產生效果的民族想像。如林獻堂,他基本上對於台灣人作為日本國民這一件事情並沒有太多意見不排斥,但是對林獻堂來講,之所以發生祖國事件,也就是林獻堂到中國說回到祖國這樣的表態,實際上是他心中仍然有漢族這樣一種的血緣式,或前近代民族認同的因素存在所致。

以上所言,也就呈現出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認同呈現的多樣而且複雜的狀態。這種複雜的認同狀態,如果配合文化的認同來看就更為有趣。以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重要領導人蔣渭水為例,他的「臨床講義」深刻體驗到台灣的文化原本是有漢文化的傳承,甚至把炎黃子孫這樣的脈絡,都作為台灣整個文化的傳承的重要的一環,但是他的文化認同卻是近代現代的西方文明化。也就是說承認過去台灣的文化,是來自於漢文化的傳承,但認為台灣文化未來的發展,是要引進最大量的近代西方文明,那這樣的文化認同,很明顯的又和我們所熟知的強調漢文化的認同是有差異的。在日本時代,擁有漢文化認同或者傳承的菁英,實際上未必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而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菁英,在某種程度上,常引用的依據也未必是漢文化傳承,而常常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內涵的價值。

相較於朝鮮人(韓國人)的國家認同,台灣與朝鮮(或者韓國)在日本統治時期,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就是朝鮮人有亡國之痛,他們的國家,被日本以合併為名兼併,但台灣人本來就沒有國家,就相對那個國家亡國之痛是淡薄的。所以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人來講,如果抱持著朝鮮或韓國的國家認同,不僅是反對日本的統治體制,甚至於對於他自己作為日本人(國民),這樣處境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日本統治時期,主張朝鮮人應該追求和日本人之間的平等,或是在日本統治體制下追求朝鮮人的地位改善,站在韓國或朝鮮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是必須加以批判的。相對地,在台灣不僅主張設置殖民地議會,被認定是反抗日本人統治的象徵,甚至連主張內台平等、撤廢「六三法」的主張,在過去也曾經被認為是抵抗日本統治的重要路線,這樣的評價很明顯的與前述的韓國或朝鮮的狀態有根本性的差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和當時的國際情勢有關,因為中華民國(中國)和日本是正式的邦交國,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直到1940年代之前為止,根本上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是認定台灣是日本國的領土,而且在台北設置了總領事館,換言之,站在中華民國基本立場,則是認定一般的台灣人是日本國的國民,承認台灣屬於日本領土這樣的基礎下,來展該雙方的關係,的。這樣的狀況之下,自然會影響到台灣人當時抗爭的歷史定位。舉一個例子,辜顯榮在日本時代是被認為是總督府重要的協力者,可是他對於當時的中日外交關係,有相當的貢獻,他過世以後,國民政府曾頒發褒揚令給他,就此而言,如果站在所謂台灣人是中國人的立場,根本無法解釋這樣的歷史現實。

戰後處置與戰前記憶的反思

1945年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喊出一億人玉碎的主張,這個一億人除日本本土之外,明顯是包括韓國台灣、朝鮮等地人民在內。可是在戰後處理上,日本卻把台灣人排除在前述的一億人的範疇之外,認為在1952年台灣人已經失去日本國的國籍,所以無論是軍人的撫恤、愛國公債、存款的處理,都不能比照日本國民來處理。這樣的狀況,當然就影響到戰後是帶世代的台灣人對戰前記憶的認識與再檢討。

其次是,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很清楚地認知,台灣人在1945年以前的國籍是日本,因此,排除戰後漢奸處置的適用,而以戰犯處理台籍人士的戰後爭責任問題。可是,以處理辜顯榮跟林獻堂為例,前述的辜顯榮過世的時候,當時國民政府給的是褒揚令,可是1945年10月25日以後,對陳儀而言,像林獻堂這些在日本時代被認為是有對抗總督府體制的代表人物,則視為所謂皇民的一部份,這樣子跟台灣民間社會的歷史記憶就出現了嚴重的違和感,這也是戰後初期台灣發生社會、文化衝突問題的重要背景。

再者,必須指出的,最晚在蔣經國時代,對戰前台灣歷史的認識,有了一定的轉變。與韓國政府戰後對日治時期朝鮮人政治抗爭的歷史評價截然不同,透過當時有限的台灣歷史教育,或是大眾傳播媒體傳達的歷史知識,國民黨當局對於日治時期台灣人政治抗爭的歷史解釋,對林獻堂或是蔣渭水批判、反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體制和殖民統治政策,是以「抗日」定調的。此一歷史定調,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國民黨當局的歷史解釋和台灣民間社會記憶沒有出現重大分歧的部分。,也強化了此一立場的歷史論述。

問題是,回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脈絡,除了主張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之外,採取其他不同政治路線,而對台灣總督府體制或是日本殖民政策採取批判、反對立場的台灣菁英,若只是用「抗日」帶過,是否反而忽略了歷史的多樣面貌呢?!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